编者按:何为中华文明?著名中国学学者谭中在2017年出版了《简明中国文明史》,阐述了自己的思考。6年之后,谭中仍试图用世界大格局的背景来审视不同文化,阐释中国文明,所以重新修订、补充内容,定名《中国文明观》,在朝华出版社的支持下将本书再版发行。谭中希望,再次的解读可以还原一个真实的中国,能够帮助读者朋友从“文明”这样的根本层面上去解答诸多的“中国之问”和“世界之问”。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王文为本书写下书评《警惕“中国中心论”重读中国文明史》。
警惕“中国中心论” 重读中国文明史
过去十多年,我曾在近 50个国家访学或调研,每每与当地学者、媒体、官员或青年人交流,几句话后常会陷入某种相似的尴尬:我需要从最基础的知识开始,重新向对方介绍中国,比如,中国是全球民族最复杂、各地文化差异最大的国家之一,五千年来中国文明在本土从未中断,人口总数相当于西方30多个国家总和的两倍,中国是过去30年从未发动或参与战争的和平大国,等等,不一而足。但即便如此苦口婆心,也很难完全消除对方对中国发展的不解、困惑、误会乃至恐慌!
类似的尴尬实际上折射了长期以来全球知识界、舆论界、政策界没有全面、客观地理解中国的残酷现实。非但如此,在一些国家,“中国威胁论”还此起彼伏、甚嚣尘上。这其中的根本原因,正如谭中先生在《中国文明观》的导论中即指出的,“在国际上只有外国人在讲中国的故事”,造成了中国形象经常被歪曲。
从1883年美国传教士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所著的《中央的王国》一书开始,整个世界对中国的认识都被西方学术界“中国 =中央王国”的民族主义帝国式的深层叙事逻辑垄断。这种潜在逻辑的阐述在20世纪中叶被视为西方头号“中国通”的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的论述中得以强化。他在代表作《中国:传统与变迁》第一章就写道:“他们自称‘中国’,意即‘中央国家’,这种称呼一直沿用至今。所谓‘天下’,不过是隶属并服务于中国的其他地区罢了。”在谭中先生看来,费正清的“中国中心论”是当今国外害怕中国崛起的主要理论根源。而写“一本清晰地、客观地、正确地介绍中国五千年文明发展的好书”,正是谭中先生的宏愿。
这也是我翻看导论后立刻答应该为这本书写一篇长书评,并愿意尽我所能全力向各界推荐此书的初衷。为此,我要特别感谢谭中先生的信任,让我有幸提前拜读书稿。2017年春节,在他人过年的爆竹喧闹声中,我躲在东南亚某个小岛上静静地精读完谭中先生的大作,坚定了我先前做决定的正确性。
这不是一本普通的历史读物,而是一部重新评述中国文明史的传世之作,更可能是在费正清的《中国:传统与变迁》和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之后能影响全球中国观的代表作。
该书的经典之处不只是源于谭中先生志在讲好中国故事的学术理想,更在于谭中先生学贯中西的深厚学术功力,以及传承于其父谭云山先生致力于推进中印友好、重塑东方文明的家学渊源。诚如许多读者所熟知的,中印当代文化交流史是绕不开谭云山、谭中两位先生的名字的,而现在我敢说,未来中国文明史的学术文献或许也绕不开这本《中国文明观》。
该书最大的思想贡献在于,以一种久违的中国情怀告诉世人,中国故事要从中国历史的起源重新开始讲述。如果连“中国是怎么来的”的基本认识都错了,那么就会一错百错,最后掉到西方话语的陷阱里。
在世界上,大量对中国的讲述,无论是教科书还是大学课堂,都是从China的中文含义“中国”,即等于“中央王国”或“中央帝国”甚至“世界中心”开始的。这不只是对“中国”两个汉字的望文生义,更是 1644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奠定了民族国家体系以来西方地缘政治学对东方文明史的话语误导。
事实上,当今的“中国”二字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若从“中国”一词的溯源看,“中国”一词最早出现在西周初期,指的是天子所住的“国”,即“京师”之意,所谓“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公元前771年,周平王迁都洛邑,原来的京师丰镐就丧失了“中国”的地位。
葛兆光、曾亦等多位知名学者都曾考据过“中国”一词的来历,即“中国”的自称,是地理认识未达全球化之前的方位所指。100多年前,康有为曾解释道:“吾国本为亚东至大之国,当时地球未辟,环立四裔,皆小蛮夷,故就地言之,自称中国。”章太炎则指出,就地理方位而言,自称“中国”的还有印度摩伽陀、日本山阳。有类似这样的方位中心意识的还有古巴比伦人、古埃及人、古雅典人。
中国人对“中国”地理方位的认知理解与西方学术界的中国研究著作对“中央王国”的认定是迥异的。西方学术界往往把中国人认定为民族国家世界里的种族中心论者,认定中国骨子里就自以为“高人一等”。一旦产生了对“中央王国”先入为主的中国观,在即便最平和的叙事中也会将中国往“种族主义优越感十足的国家”方向去引。比如,费正清认为,中国历史的叙述就是一个中华帝国从治到乱、从乱到治的过程,“中国自古就有以本民族为世界中心的传统”,“拥有一种文化和种族上的民族主义情感”。按这样的逻辑推演下去,就很容易把当下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引导到“中华帝国主义”的威胁感中!
谭中先生看透了这个叙事陷阱。《中国文明观》自始至终都贯穿着他要把中国从民族国家(nation state)的概念认定中择出来的努力。谭中先生认为,民族国家的发展是“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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