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卡·王尔德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诗人、小说家、剧作家，其所倡导并实践的“唯美主义”对欧洲文学乃至世界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面对自身所处的动荡而纷乱的时代，王尔德围绕“唯美主义”，提出了独具特色的文艺理论，他既主张维护艺术自主性，又推崇艺术的假定性，同时强调在独特的艺术形式中追求审美人生。
主张“为艺术而艺术”
19世纪末期，当欧洲“失去了普遍接受的文化标准以及共同认可的关于人类和生活意义的观念”，要求艺术纯洁、文化纯洁的呼声逐渐成为西方现代文化发展中的一股潜流。在这种历史文化语境中，王尔德萌发了维护艺术自主性的想法以及“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文艺观念。关于艺术至上，王尔德曾给出过很好的解释。他表示，“在这动荡而纷乱的时代，在这纷争和绝望的可怕时刻，只有美的无扰的殿堂，可以使人忘却，使人快乐”。王尔德“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文艺理论具有双重意义，它既深刻揭示了王尔德理论观点的精髓，也蕴含着维护艺术独立性和纯洁性的积极思想因素。
王尔德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对“美”的崇拜。在他看来，艺术的唯一目的就是创造“美”，为了追求“美”甚至可以将一切道德标准弃之不顾。在《英国的文艺复兴》中，王尔德提出：“献身于美并创造美的事物是一切伟大的文明民族的特征。”为了更好地阐释其“唯美主义”文艺理论，王尔德甚至一度把“美”与“艺术”视作同义词。他认为，“艺术完成了美的所有条件，也就完成了一切条件”。在他看来，对艺术的感觉其实就是对“美”的感觉。因此，他竭力宣扬艺术至上的观点，强调“艺术”之所以能成为“美”的代名词，是因为在“艺术”的自主性中蕴含了一种个性之美，这正是艺术的成功秘诀。王尔德认为，“美”并不是一种抽象的术语概括，而是一种个性表达。正如他在《谎言的衰朽》中所强调的，作为独立的生命，艺术完全按照自己的路线向前发展。在任何一个时代，“艺术除了表现自己以外，从不表现任何其他东西”。王尔德所理解的“个性”并不是简单的符号代表，而是特指艺术作品所具有的“鲜明的个性特征”。在王尔德的审美框架中，他把这种“个性特征”理解为“作品中的某种新意和惊人之处”，认为正是作品本身的奇特魅力吸引着人们崇拜、喜爱艺术。王尔德把作品的个性与人的个性区分开来，成为区分浪漫主义与唯美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
显而易见，王尔德在“西方长期平衡的传统伦理和社会心理迅速瓦解”的时候，把“艺术”推崇到至高无上的位置，实际上是在寻求一种审美救赎。
推崇艺术假定性
在艺术至上的前提下，王尔德分析了艺术与生活的关系。他认为，想象高于现实，因此，并不是艺术模仿生活，而是生活模仿艺术。在其长篇小说《道林·格雷的画像》中，王尔德借书中人物之口提出：“生活吧！让你身上美妙的生命之花怒放吧！要不断探索新感觉。”他把这种“新感觉”理解为“艺术的感觉”。在他看来，提高审美修养可以帮助人们摆脱社会生活中的不公平和精神上的痛苦。如果艺术作品不能带来愉悦感，不能显示美，那么就应当将其抛弃。
王尔德认为艺术与生活的关系包含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完美的艺术可以提供美的享受。他把生活和自然看成粗糙的原料，认为只有通过“艺术”加工坊的处理，生活和自然才能成为美的艺术品，否则便都是不堪一击的事物。也因此，在他看来，生活和自然是艺术素材的组成部分。其二，王尔德认为，生活事实上是镜子，而艺术却是现实。只有在模仿艺术的过程中，生活和自然才能日趋完善。因此，生活和自然必须把艺术作为榜样加以模仿。他认为自然和生活都是粗俗、贫乏的，因此艺术无法模仿生活和自然。相反，倒是生活和自然要模仿艺术。为了佐证自身的观点，王尔德借用伦敦的雾来阐释这个问题。他表示，“现在人们看见雾不是因为有雾，而是因为诗人和画家教他们懂得这种景色的神秘的可爱性”。也就是说，并不是因为有了雾的存在才产生了关于雾的感觉，而是因为有了对雾的感觉，人们才知道了雾的存在。因此，他认为，艺术具有创造能力，而生活与自然只有模仿能力，并得出了“文学总是居先于生活，它不是模仿它，而是按照自己的目的浇铸它”的结论。其三，王尔德认为艺术“想象”与生活中的“谎言”截然不同，“艺术不存在普遍真理”，它具有想象的特质。因此，他把艺术的这种“想象”视为现实“谎言的衰朽”，提出艺术的“想象”特质在于证明“不是时代铸造艺术，而是艺术铸造时代”。因此，艺术应当高于生活，超越生活。
可见，王尔德在艺术假定性中，主张生活源于艺术并反映艺术，实际上显示了他对当时的社会现实极度失望，产生了苦闷、彷徨、悲观、颓废的心理和在艺术上要求自卫的情绪。
重视艺术的形式表达
为了改变自身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式，王尔德决定在反叛和尊崇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他把这个平衡点理解为“灵魂”。在他看来，只有在灵魂的升华中，才能理解“享乐”与“痛苦”的重要地位，尤其是加深对“悲伤”是“人类所能够企及的最高情感”的认知。
王尔德明确了灵魂完美升华的标准。在他看来，无论是把“低贱的、残忍的和堕落的东西”转化为高贵的思想，还是“把原本卑鄙、毁灭的意图化作最完美”的东西，灵魂都需要在揭示自己形式的过程中实现完美升华。因此，王尔德把这一升华归结为自我塑造的产物，认为“享乐”与“痛苦”都是灵魂升华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要素。明确灵魂能够从这两种要素的转化中获取营养之后，王尔德分析了“享乐”与“痛苦”在灵魂升华中各自所处的地位。在他看来，身体与灵魂合二为一的方式是“灵魂达到至善境界”的唯一途径。具体而言，尽管“享乐”与“痛苦”“合力塑造”了完美的灵魂，但二者的功效不同。“享乐”是“为了美好的肉体”，“痛苦”则是“为了美好的灵魂”。因此，较之于“享乐”，“痛苦”在磨砺和升华灵魂的过程中，实际上发挥了更大的功效，所以，王尔德把“悲伤”作为“生活与艺术的终极类型”。在此基础上，他认为，完美的“灵肉合一”的最终作用是实现纯粹的审美人生。
王尔德几乎把所有精力都放在了用“悲伤”让灵魂升华上。王尔德的《瑞丁监狱之歌》凸显了其“唯美主义”文艺理论的本质。在这篇诗作里，他简化了自身在监狱中的痛苦经历，跳出悲伤，反思悲伤背后的真谛。他认为，痛苦只不过是净化灵魂的重要方式，如果跳出痛苦，以清醒的态度旁观这些苦难，就能发现“充满悲怆之情的面具”背后隐藏了完美生活的真谛。
由此，尽管王尔德以形式主义凸显艺术的“美”，但他所采用的隐喻、象征、指代等艺术手法，用动态的形式勾勒出了“唯美主义”文艺理论的伦理判断标准。这种做法不仅使其文艺作品的语言艺术特色更加突出，而且打破了艺术的封闭空间，丰富了王尔德的文学表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