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丈夫将3套房遗赠同居保姆案改判无效”一事引发了舆论关注。
深圳男子刘某自述其妻有婚外恋，两人长期分居。在2001年前后，刘某请了保姆杨某，并与之同居。2016年刘某写下遗嘱，三套房产归保姆。之后，刘某第二次起诉离婚，一审判决离婚。但在二审期间(2017年)刘某去世，诉讼终结。于是，原配与保姆就房子问题对簿公堂。二审法院最终以“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为由判决刘某的遗赠行为无效。
本案当中，刘某有值得同情之处，与妻子感情冷漠，长期分居，两次起诉离婚，甚至一审已然判决离婚，刘某在长期分居、晚景凄凉的情形之下，和保姆同居，和普通的婚外恋、出轨有一定的区别，这段“婚外情”的应受谴责性显然要低一些。所以，不少网友“力挺”刘某：这段已经死亡的婚姻还继续绑架刘某到坟墓，是不人道的。
但是，情归情，法归法，感情不能代替法律，法律却可以制约感情。法律之内是真情，法律之外则违背了公序良俗，这份不受法律保护的感情，所依附的财产权、人身权注定是一堆泡沫。
我国《民法典》将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立法宗旨，落实公序良俗原则即为重要体现。公序良俗的原则，不仅是《民法典》所宣示、倡导的“抽象原则”，更是有着定分止争作用的红线。
《民法典》第8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民法典》第153条第二款明确规定：“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违反公序良俗是与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并列，导致民事行为无效的情形。
遗赠行为被判无效，不是因为死者将遗产赠予了保姆，而是死者将遗产赠予与其有“不正当”男女关系的保姆，这种关系不仅侵害了刘某妻子的利益，更是侵害了社会成员普遍遵守的公共道德。如果这样的遗赠被认定有效的话，可能会纵容更多的不正当男女关系。
就像深圳中院判决里说的“即便事出有因”，两人的长期同居的行为也违反了婚姻法。同时，保姆杨某明知刘某有配偶而与其长期同居并接受大额财产的赠与，显然也不能视为善意第三人，所以认为遗赠行为撞到了“违反公序良俗”的红线上。
如果确实夫妻感情破裂、婚姻无法挽救，也应该依法解决，在未离婚之前就和他人同居，这本身是违法的。没有办离婚就与他人同居，就是违反公序良俗，基于其上的民事行为是自始无效的。
公序良俗不仅是人们内心的道德评判标准，也是评判民事行为有效性的重要依据。它将道德伦理规范引入了法律适用，补益法律规定本身的不足。我们应从此案中读懂法律里道德红线的威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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