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论的三个维度

2021-08-18 14:06:24 来源：中国文化报道网作者：分享：

唐陆柬之书陆机《文赋》（局部）。西晋陆机的《文赋》是中国古代最早系统探讨文学创作问题的论著。胡晓明

今天，我们在认可中国古代文论取得重要成就的同时，必须看到其中还是有些有待发展的路径与空间。近年来，我反复强调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知识成就以绝对优势碾压了我们的理论成就。

理论与知识，本来是学科的两个轮子，如果渐偏于一端，不能不说是一种学术内在的不平衡。理论有两个大的面向，一个是中国文学学科内部的理论，即文学史与文学批评的理论。近年来，基于中国文化意识的自觉，学界对于五四外来文学史观与文学理论有较大突破。譬如，我们不再囿于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理论来阐释中国文学。植根于道教与佛教文化同文学关系的研究，《红楼梦》等小说不再仅仅是反映封建社会末路光景的作品，而更包含了道教与佛教的价值体系及其文学叙事模式，如劫运模式、谪降模式，表达存在与时间之间，贬谪与救赎、永恒与无常、无情与有情的关系，具有高度的隐喻性与哲理意味，由此可以发展出一套中国小说诗学。而我对比李白与苏轼，发现我国诗学乃至整个东亚诗学中，都有天仙与地仙的区别。同样是浪漫主义的诗人，如果从道教文学的“游”与“忧”的内部角度切入观察，李白偏于天仙降谪而东坡偏于地仙游世。这是文论对于文学史的贡献。这方面的空间还很大。

但我在这里主要不是谈内向性，而是从外向性，即中国文论对于当代文化的意义的角度来谈理论。任何一个理论性的学科，如果没有内向性，就缺失了可持续发展的一面；没有外向性，即成为封闭小圈子的自娱自乐。简单说，理论的外向性有三个维度：第一，对于现代的批判性，第二，对于当下中国文化思想的建设性，第三，对于人类未来的前瞻性。如果我们对中国文学的理论性真有充分的自信，应该努力将其表现在这三个维度。下面分别简述论之：

中国文论的批判性：正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批判性有两层含义。第一是讲大义，即理论对时代问题的积极回应。本来，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文论已经大大不同于传统的诗文评，不同于传统学术中的辞章之学，而是将义理之学包含在内。朱东润先生晚年写《元好问传》时，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 “女真人居然统治了北中国一百一十几年。他们统治方法，第一是注重文采，其次才谈到义理。为什么？因为义理不能多谈，谈多了是对于外来的统治者不利的。文采才是最实用的东西。无论平仄对偶、鸳鸯蝴蝶，都可以谈，而且谈多了对统治者更有利。因为谈了，他们就没有功夫谈现实、谈政治，这都是与统治者有关的。”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第25页）我们今天并不是处于女真人那样的统治下，为什么不可以理直气壮地谈义理呢？

而治现代文论者，又普遍存在一种误判：即认为“主体、意识形态、阶级等等理论话语在20世纪语境中之解释效力显然远甚于境界、虚实、气韵、笔法等等古典文论的概念、范畴和术语”。这一方面是懂得这些概念有深义，不能随意套用；另一方面也是以偏概全，以为中国古代文论只是一套辞章之学。中国文论中的美刺、讽喻、变风变雅、变今之俗、文以载道、歌诗为时为事而作，以及董仲舒所说的国身通一之旨，天民先觉之义，都是文论的义理。但我们比较忽略这个方面。文论在政治性方面，还没有真正形成一个强有力的、足以影响现代文论与文化的论述系统。我最近欣喜地看见刘锋杰先生的新著《文学政治学》，用了相当大的篇幅融入了古代有关文章与道义的观念传统，这是一个自觉的批判性的传统。如何营构中国文论政治学价值体系？如何让那些做当代文论的学人，有丰富的资源可利用，仍然有很大的理论发展空间。

批判性的另一层含义是当下性。当今互联网时代，新数字技术与人工智能为中文写作创造了大众大规模自发参与的情境，知识获取、知识生产、写作传播与表达的方式都发生了更新转型。这个变化仍在进行中。这当然是一柄双刃剑。我曾经对于自媒体的滑稽戏谑言谈现象给予相当正面的肯定：当代网络语文的反讽与幽默都具有自下而上的“草根政治性”。但事情又是复杂的，随着信息化洪流、自媒体表达及社交媒体的流行，从消极的角度来看，一方面，网络语文所营造的“后真相”时代的真相将越来越不确定；另一方面，人们的语言表达越来越重复，抄袭风、碎片化、图片化、浅俗化，甚至口水化、粗暴化盛行。

面具之下，无序与暴力横行，有一种可称为“踩踏美学”和“流量思维”的写作，像一个幽灵一样在网络徘徊。中文写作的问题、危机与契机，前所未有地提到当代文化思想的前沿位置，对我们提出了重要的挑战。中国文论、中国文章学不能一头埋进沙堆里成一驼鸟，完全不顾中文生态的重大现实变化。中文写作与中国文论即文章学，有没有关系？孟子论“知言”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