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匿名举报信
1932年8月29日，北平政务委员会收到了一封匿名的举报信，信中指控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盗卖文物，以公谋私。
很快，消息便不胫而走，北平各界传得沸沸扬扬，自然也传到了正在南京出差的易培基本人耳朵里。
此时，距离易培基就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已经过去了3年之久。在这3年时间里，故宫博物院从来没有发生过所谓的“倒卖文物”案件，而身为院长的易培基更是兢兢业业，在文物界颇具美名——这样的人怎么可能会做出盗卖文物的事情呢？
故宫首任院长：易培基先生
在收到匿名举报信后，北平政务委员会迅速做出了反应：一方面呈请中央拍卖故宫文物，购买飞机；另一方面派专员到故宫博物院查实情况，尤其是博物院的基金账目情况。
1932年，中日关系渐趋紧张，在经历了“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的惨痛教训后，国民政府决定加大军备投入，购买现成的武器装备充实国防力量。然而，国民政府的财政情况是不容乐观的，因此，中央才作出了“拍卖文物筹资”的荒唐决定。
此时，已身陷舆论风波的易培基第一时间想到的并不是自己的安危，而是想尽办法发了一封紧急电报给北平代理委员长张学良，请求他一定要设法阻止北平政务委员会的行动。
在张学良和北平各界的努力下，“拍卖文物筹款“的决议流产，但易培基的个人灾难却已悄悄降临......
“盗宝案”是“文物南迁”的前奏
1932年10月，也就是收到匿名举报信一个多月后，南京国民政府派遣监察院监察委员周利生、高鲁等人组成调查团进驻故宫博物院。
接下来的40多天，调查团仔细查看了博物院处理清单以及在馆藏品。清查完毕后，周利生在北平召开了记者发布会，他指出，故宫博物院存在出售金质器皿的行为，这些器皿成色很高，但售价却很低，违反了政府的法令。因此，他将以监察委员的身份正式弹劾易培基！
次日，北平的各大报刊纷纷在头版报道了这一重磅新闻：故宫首任院长易培基盗卖故宫文物，罪名成立！
时任故宫博物院理事的张继来到北平，此人的出现让原本就不明朗的案情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离奇的调查
那么，易培基到底有没有贩卖文物呢？
答案是：有！但他所贩卖的文物都是残缺品，而且卖得的钱全都被用作故宫博物院的日常运营，没有一分一毫落入自己的腰包。
那么，易培基贩卖故宫文物违法吗？
答案是：不仅不违法，而且还是国民政府亲自批准的！
故宫博物院是清王室的遗产，有许多东西压根就称不上“文物”，只能作为“遗物”。比如金砂、银锭、茶叶、绸布、皮货和部分残缺瓷器。这些东西有的存放了几十年，有的存放了数百年，必须要进行处理，否则就只能一直烂在宫殿里。
1931年夏天，在准备了一年多时间后，易培基指示故宫博物院总务处以招标和零售的方式第一次处理了一批遗物。紧接着，1932年的7月和8月，他又以同样的方式处理掉了剩余的藏品。前后三次出售，一共获得了39万元——每一笔藏品交易，均被登记在册。
而就在易培基第三次处理藏品后，他就遭到了弹劾。
紫禁城
1933年1月9日，面对舆论的种种非议和谴责，易培基向国民政府提交了一份条理清晰的申辩书。在申辩书中，他特意提到了其中一项藏品“金质八仙碗”：
“这个碗是残缺品，当初是经过监察委员们认定才处理的，没有历史艺术价值，是近代的作品，不属于贡品。”
然而，还没等国民政府回复，又一个噩耗传来：北平《快报》记者联合7家报社向北平法院递交了一封联名检举信，检举易培基存在严重违法行为，包括渎职、背售、谋利、造假等6项罪名。
易培基感到十分愤怒，但他不知道该如何发泄，只能顶着社会舆论压力在报纸上发表文章，申明自己的清白：
“日军逼近榆关，北平岌岌可危，眼下急需将故宫的文物迁往南方，博物院为了筹措资金才决定贩卖部分古物，国家财政部分文未出，全仰仗这笔钱才能尽快动身！”
故宫文物南迁的部分藏品
易培基的极力辩白并没有什么效果。5月1日，南京最高法院检察官朱树森突然造访故宫博物院，宣判最后的结果。
朱树森一入故宫就马不停蹄地直奔总务处，传讯了几乎所有的工作人员，一连忙活了好几天。临走时，朱树森还顺便带走了故宫会计科科长程星龄——这个举动让故宫博物馆的人都开始怀疑：易培基院长真的干了违法勾当吗？
案件进展越来越艰难，但“文物南迁”的事情不能再拖下去了。于是，故宫博物院的理事们联名写了一封信寄给了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指出有关“文物南迁”计划的紧迫性。
恰巧蒋介石此时并不在南京，因此这封信被送到了行政院院长汪精卫手里。汪精卫在看完这封信后，立即指示最高法院检察长郑烈，让他尽快处理案情，以免影响文物南迁。
接到指令后，郑烈马上发了一封电报给在北平的朱树森，而这时的朱树森已经离开了故宫博物院，电报局便将这封电报发到了故宫博物院，由博物院转交给朱树森。
谁也没有想到，正是这封关键的电报成为了整个案件的转折点......
此时的汪精卫刚刚当上行政院院长
真相大白
故宫博物院的领导层读完了郑烈发来的电报，终于明白了这起冤案的内幕：原来张继才是这起冤案的幕后操纵者！（前文提到过的一个人物，他在易培基第一次被弹劾时，就入驻故宫，成为故宫的临时“一把手”）
事实上，早在案件最初阶段，就有人曾怀疑过那封匿名信的作者是崔振华（张继的夫人），也就是说，张继和崔振华这对夫妇很有可能是陷害易培基的幕后主使！
在易培基刚刚当上故宫博物院院长的时候，崔振华就两次介绍自己的亲戚到故宫工作。在当时，能进入故宫工作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不少权贵都想尽办法把自己的子女或亲戚安排进去——然而，崔振华的请求遭到了易培基的拒绝，理由是在故宫工作需要很强的文物鉴赏水平。
这还不算完，易培基不仅和崔振华结下了梁子，和张继的矛盾也不小——易培基就任院长时，张继正准备竞选副院长，然而易培基和博物院理事一致认为，张继的人品不行，因此全都投了反对票，惹得张继一直怀恨在心。
于是，夫妇二人一合计，决定利用“贩卖文物”这件事策划一起冤案，报复易培基。
真相到这里似乎已经揭开了——易培基院长完全是被冤枉的，但这个案件的执行进度还远没有结束，在那个官僚主义横行的年代，只要你有权，是非黑白就是一句话的事情！
吴稚晖：充满正义感的国民党右派人物，听闻易培基被冤枉，立刻挺身而出
不幸中的万幸是，吴稚晖打听到了“易培基案件”的来龙去脉，他曾被国民政府任命为监察院院长，但他不为高官厚禄所动，依然坚持自己的操守，见不得有权有势的人制造冤假错案。
他从故宫博物院拿来电报，气冲冲地找到崔振华，当面质问是不是她写了匿名举报信。在铁一般的事实面前，崔振华脸涨得通红，又羞又怒之下，她竟然不顾体面地喊道，一定要让易培基身败名裂，否则绝不罢休！
人要是疯起来，不见得比野兽好多少！
事后，崔振华写信告诉了丈夫张继，张继听说后也气得不行，连忙飞抵北平，愤怒地质问吴稚晖为何对自己的妻子无礼。两人争论不下，差点动起了手，临走前，张继恶狠狠地甩下一句话：
“易培基倒卖文物的案子我管定了！你要是识相点，就别再插手，否则别管我不客气！”
吴稚晖后来把这件事告诉了蒋介石，蒋介石并没有给出明确答复
一手遮天的张继完全左右了这起案件的判决，最高法院的检察长郑烈也公开站在了张继这一边。1933年，在司法压力的胁迫下，易培基向南京国民政府提出了辞呈，辞去故宫博物院院长职务，改由张继推荐的北大教授马衡代理。
之后，越发觉得委屈的易培基决定再相信司法一次——他向最高法院提出了反诉，要求证明自己的清白。
这一举动再次激怒了郑烈、张继等人，他们假借司法之名构陷易培基贿赂人证。1933年12月3日，南京最高法院下达了通缉令，哭诉无门的易培基只能悲愤地逃亡上海租界避难。
你以为事情到这里就算结束了吗？不！官僚主义是要吃人的！
在易培基逃入上海租界的同一年，“文物南迁”运动正式开始。而就在故宫博物院上上下下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南京最高法院突然查封了大量已经打包好的文物，检察长郑烈邀请了两名珠宝商对所有登记在册的文物进行了检验，随后，这些清单通通被收缴了起来，作为对易培基提起公诉的罪证。
和前几次诉讼不同，这一次的公诉明显带有“莫须有”的意味——这些清单只是“文物南迁”的名册，和易培基完全搭不上关系，怎么能作为罪证呢？
但是，从警署到司法，易培基没有任何一个可以依靠的势力，最终，南京最高法院定下了易培基的罪名：
1、渎职——担任院长期间，经常不在故宫办公
2、妨害名誉罪——诬陷崔振华写匿名信，毁坏他人清白
3、倒卖文物——故宫账目被人为改造
4、以次充好——南迁文物存在残次品
这4款大罪全都是张继、郑烈等人的单方面叙述，而易培基三次上交的申请书均被法院驳回。随后的几年时间里，易培基一直躲在上海租界，不停地打听翻案的可能性，但没有一个人能给他提供有效的帮助。因为失去了收入来源，易培基在租界全靠朋友接济，过着饥一顿、饱一顿的生活，年过半百的他就差跪地乞讨了。
终于，1937年，在租界的帮助下，易培基最后一次向国民政府提出了复议申请，他用干枯的手颤颤巍巍地写下了3000多字的辩白书，字里行间充斥着血泪——这是他最后的希望。
然而，辩白书上交后，南京国民政府一直没有回应，当时各大报刊都在刊登“七七事变”，这场轰动一时的冤案再也没能回到公众的视线。
1937年9月22日，易培基在悲愤交加中与世长辞，临终前，他拜托吴稚晖笔录了一封遗书：
“故宫一案，培基个人被诬陷事小，而所关于国内外之观听者匪细。仰恳特赐明察昭雪，则九幽衔感。垂危之言，伏乞明鉴！”
【结尾】
1947年，张继病逝，次年南京最高法院宣布：因此案主要当事人张继、易培基均已去世，故不再进行审理，就此结案！
也就是说，“倒卖故宫文物”的罪名直到易培基去世11年，仍然没有洗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