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万举文化创意学”——30年的追踪等待与思索

 

河北省文化产业创意家协会

 

2008年4月12日，在宇文宏、姜剑云教授的主持下，王万举在河北大学工商学院发表题为《文化产业的创意方向》的演讲，提出了建立“文化创意学”的构想和《文化产业创意学》一书的全部观点和逻辑体系。同年9月，该书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此后的10年中，王万举又相继出版了《文学艺术创意学》《文化（狭义）创意学》《文化产业创意学（重写本）》和《中国网络文学概论》等专著。2019年2月25日，《文艺报》发表题为《创建文化创意学的学科体系》的文章，对王万举的工作进行了全面评价，此文的发表和5部系列专著的出版，标志着“文化创意学”在中国的创立完成。

 

“王万举文化创意学”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长达30年追踪、等待和思索的结果。

 

一、发现“艺术与文化的反馈规律”，创立“艺术-文化学”（这成为此后的“文化创意学”之逻辑前提）

 

2005年，王万举出版论文集《艺术-文化学导论》。在编辑这本文集的时候，他发现收在这本文集里的文章，虽然时跨十几年，却沿着一个逻辑框架徘徊，这就是艺术与文化的关系。因之，他的这本文集便命名为《艺术-文化学导论》。

 

但在对这些论文的“反刍”中，一个新的理论走向出现了，这就是后来产生的“文化创意学”。

 

甲、“情节性广告”“文学文化”等一系列新概念的相继提出，活画出王万举对艺术与文化二者关系的发现轨迹和理论思考的逐步深入。

 

1988年12月5日，享誉中外的《文论报》发表王万举《电视剧：文体的扩张及其电视本性的回归》一文，该文首次提出“情节性广告”这一新概念（即后来的“软广告”）。与当时的主流见识不同，王万举将进入故事情节的广告视为必然，在“现实的就是合理的”这一前提下探讨其合理性。“文化”（形态）进入艺术（文本）是一个新发现，更是一个新视角。这篇文章发表后的几年内，他又发表了《提出文学-文化批评》《文学俗化之我见》《“行业片机制”为何衰而不死？》等十来篇论文，深化他对艺术与文化之关系的认识。

 

这里需要着重指出的是，王万举在1888至1995之间所发现、阐释和深入研究的是艺术与文化在形式上的关系，这在文化产业化、社会信息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时期，具有重要的意义（后文详述）。20世纪的六、七十年代，麦克卢汉和罗兰.巴特都提出了“文本”概念，对他们当时所观察到的打开“作品”、打破“作者”和“读者”界限的文化现象进行了深入研究。王万举的研究之有别于前人者，在于，其一，他紧紧抓住了“艺术”与“文化”，这对于揭示二者在“三化”条件下的发展轨迹意义重大。其二，他指出了“三化”是艺术与文化二者互动的动力，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这个强调非常重要，它对于避免生吞活剥的接受西方理论大有禆益。

 

乙、对“亚艺术”概念的重新赋意，“内文化”“前文化”“后文化”概念的提出，为创立“艺术-文化学”铸造了根基。“艺术与文化的反馈规律”的发现，标志着“艺术-文化学”完成初创。

 

1996年，王万举在《河北音像》第二期发表长篇论文《改变电视剧制作的新方向》（修改并易题后又在1999年第二期《社会科学论坛》重新发表）。该文首次提出“内文化”概念，把艺术与文化在“文本”中的关系和二者在文本之外的关系统一考量，在电视艺术中发现“当某一艺术形式的（前）文化形态繁盛之时，却正是其文本消解之时”这一规律，并在以后对其他艺术形式的研究中进行了验证。但在这段话中，王万举所说的“文化形态”特指一部作品在其被接受前的一切与这部作品的创作、接受、传播和销售有关的文化活动，也就是说，他还没有对与艺术形态相联系的“文化形态”做细致的分析。一直到2004年的《艺术-文化学要义》，他才提出了“前文化”的概念（此文对“前文化”和“后文化”做了区分，但二者并提是后来的事）并对艺术和文化之间的反馈规律、悖反规律进行了详尽论证。王万举在这篇文章中宣布，他至此完成了“艺术-文化学”的理论模型的创立。《艺术-文化学要义》发表之前，他在为河北电视台制片人冯哲辉写的专题片《繁花与落红》（未实拍，约在1995年）中，在《20年美踪掠影》一文中（2019年《社会科学论坛》七、八期合刊），王万举又从史的角度对进入信息化社会后的艺术与文化的关系做了论证。2005年，他的论文《艺术-文化学要义》获得第二届河北省文艺理论奖唯一的一等奖（第一届的一等奖空缺），并且，评委会给了极高的评价。这表明，这个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社会的承认。可以认为，王万举的“艺术-文化学”至此完成初创。

 

丙、将前人“文学是一个系统”的观点改造为“艺术是一个动力系统”的观点，发现并指出“三化”对这个系统的重要作用。

 

接受美学曾提出过“文学是一个系统”的观点，王万举将其“两个子系统”说改造为三个系统说并提出这个系统的运行就是文学与其文化形态的反馈。同时，又将其拓展到整个艺术领域并发现了“三化”对艺术系统运行的决定性影响。

 

“三化”即文化产业化、社会信息化和经济全球化。1993年春，王万举应命为央视与河北省委宣传部合拍的大型电视专题片《文艺女神沉思录》撰稿，在创作这部作品中，他敏感地发现，中国的“文化产业化”正在起步。“那一年，央视以350万元的高价买下了《爱你没商量》的首播权，文稿拍卖开始，作家下海潮汹涌澎湃……”（王万举）这个发现对于这部作品主旨（探讨文艺门类走向市场所遇到的问题）的构成起到了重要作用，也给予构建艺术-文化学以极大的启发。在资本的介入下，文艺的功能或曰受众的欣赏趣味发生着重大变化；从书籍到舞台艺术，艺术精品更多地体现在形式或技术上；艺术的文化化（艺术向亚艺术回归）大大加快；艺术与文化的关系在形式上凸现出来。一句话，艺术与文化以前所未有的清晰将它们新的关系呈现给人们。对艺术的影响本质上就是对整个艺术动力系统的影响，就是对艺术与文化二者关系的影响。这个影响是深刻而全面的。1994年8月7日，王万举在《河北日报》发表《抢占信息高地》一文，提出了信息进入艺术改变着艺术的观点。2006年6月25日，《作家文摘》发表《当生活超出文学想象》，报道了几位作家在社会信息化的影响下因虚构失效而产生的困惑。两相此较，前者（王）讲的是如何适应，后者透露的是大变革来临之际的困惑；前者着眼于整个艺术-文化系统，后者重视的是创作。但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感觉到了社会信息化对艺术的严重影响。经济全球化指的是随着追求“入世”，境外文化产品定会以某种规则进入中国，从而对国内文化市场发生影响，进而对整个艺术系统发生影响。

 

“三化”对艺术系统的影响是交互的，也就是说，既表现在三化之间相互依存，又表现在它们对艺术的影响是系统性的。

 

“三化”的原动力当然是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因之，它对于艺术-文化的影响是客观的必然的。

 

丁、“从艺术（work of art）需有物质载体”出发，将“物质载体”和“媒体”两个概念统一起来，将艺术的文化化视为“艺术是表现”的否定之否定，从而为艺术与文化的反馈规律找到了历史和逻辑的根据。

 

王万举这方面的论述主要体现在写于2004年的《艺术-文化学要义》一文和后来出版的《中国网络文学概论》一书中。

 

戊、提出“美的质素的凝聚和消散”，为艺术-文化学提供佐证。

 

在王万举的体系里，“艺术”与“文化”在形式上的区别是，前者表现为主客体的心理对应，后者体现为这个对应的消解和延伸。从某一特定文本的演变上看，艺术与文化的这种在形式上的反馈就是美的质素的凝聚和消散。1995年，王万举在《河北文化》第12期发表《消散着的戏曲美》一文。他在该文中第一次使用了“美的质素”这一概念，论证了戏曲美的凝聚与消散和艺术-文化反馈的同理性。这个论证为艺术-文化学的创立增添了佐证。

 

王万举“艺术-文化学”概括起来就是：艺术是一个自生活到作品（文本）、自作品到接受的动力系统，也就是从文化形态到艺术形态再到文化形态……的动力系统。在“三化”的作用下，这个动力系统呈现出“前文化”（作品被接受前的文化形态）日渐繁盛、后文化日渐衰微且前者愈甚后者愈甚的特征。媒体是这个系统展开的工具，是“表现”的物质载体的延伸，因而也是艺术与文化反馈的轨道。在当代，艺术与文化的反馈其特征是艺术的亚艺术化亦即艺术的文化化。

 

艺术-文化学的成因，一是赖于创立人对生活的敏锐观察。早在1993年撰写《文艺女神沉思录》时，王万举就发现了文学在“俗化”“艺术的社会功能在变化”等新的文化现像。需要强调的是，这些都是通过对生活细节的观察加之以科学抽像而得出的，而不是从对思想资料的分析中得出的。二是赖于马克思关于艺术生产和物质生产发展的不平衡理论的启发。这个理论本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常常因现实功利而被人忽略或视而不见。1987末至1988初，曾有署名“阳雨”（有人猜是王蒙）的文章《文学:失却轰动效应之后》发表和转载。此文虽然不是马的理论的推论而是对事实的概括和对趋势的预测，但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其中诸如“不管你写得比洋鬼子还洋还是比沈从文先生还‘沈’，您掀不起几个浪头来了”，很有刺激性。王万举多次说，他很“需要”这篇文章。个中原委，此文不展。

 

二、在创立艺术-文化学的基础上创立文化创意学

 

如果从1988年发表《电视剧:文体的扩张及其电视本性的回归》算起，到2005年发表《艺术-文化学要义》，王万举“文化创意学”的创立用了17年。本文所谓“艺术-文化学是文化创意学的先导和基础”，是逻辑上的意义，而不是将二者截然二分。事实上，在创立艺术-文化学的过程中，王万举便发现了它和文化创意学的逻辑联系。例如，发表于1994年的《抢占信息高地》一文，既揭示了“信息进入艺术”这一艺术-文化反馈规律，又指明了一个文化创意的方向。

 

艺术-文化学之所以成为文化创意学的先导和基础，是因为:1、前者揭示了自“新时期现实主义艺术落潮之后”艺术的发展规律，而只有顺从这个规律（即合规律性）才能在文化品生产中获得成功（即合目的性），获得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因之，也可以说，艺术-文化学揭示的是艺术的创意方向。大家知道，艺术是文化的核心形态，而创意方向则是文化创意学、艺术创意学的逻辑环节。因之，艺术-文化学及其创立过程，为文化创意学的创立创造了条件。艺术-文化学甫成，文化创意学便呼之欲出。2、艺术（品）是含有审美意识的物化形态，是人类物态化活动的产物。由此外在向内在心理追溯，艺术创（制）作的带有创新意义的构思就是“艺术创意”。从“艺术是直觉”（克罗齐）到今天的“人人都是作家”（同时也是人人都是文化创意家），正是一条否定之否定的路程，即实践的发展路程。这个路程等同于“文化创意”由隐到显的路程。3、艺术-文化学和文化创意学的立论基础都是“三化”。王万举在创立艺术-文化学的过程中，深切感悟到“三化”作用于社会的另一个指向，即“文化创意”对于文化建设（生产）之引领作用的凸显。

 

在创立“艺术-文化学”的基础上（逻辑意义—前文已指出），王万举创立了文化创意学。

 

从为“创意”“文化创意”定义开始，王万举构造了文化创意学的完整体系。

 

王万举文化创意学以马克思“自然的人化”实践观为指导，借鉴李泽厚“内化自然”的思想，将“创意”定义为“有创新性的构思、念头”，其外在方面即为方案、策划。所谓“文化创意”，其源头就是基于实践这一人类本体存在的人的“知、情、意”心理结构；其外在可见形态，便是“文化”独立之后精神文明建设的带有创新意义的方案、策划。王万举曾多次指出，“创意”一词之所以自1990年代之初逐渐盛行，是因为它具有不同于作为物质生产之引领的科技研发的特质—形象灵感和逻辑灵感。

 

文化创意虽然不是“方术”，但仍然需要指出创意的方向。因之，创意方向的探索构成文化创意学创立的主攻方向。其中，文化创意的分类是这一理论的重心。

 

文化创意学将“文化创意”分为“文化产业的创意”和公益性文化建设的创意，这一区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文化创意的独立、商品化亦即与资本的结合、文化创意家作为一个新的社会阶层的崛起，无不与文化的产业化紧密相连。因之，文化产业的创意研究是文化创意学的核心内容。王万举文化创意学的系列专著中，第一本就是《文化产业创意学》，并且在9年后又出版了重写本。这足以看出文化产业的创意研究在他的文化创意学体系中的地位。

 

王万举文化创意学将文学艺术创意学置于整个体系的核心。这是基于文学艺术是文化的核心形态这个逻辑前提的。同时，将“物质生活的文化创意”和“社会生活的文化创意”作为艺术之外其他形态的文化创意列入“文化创意”，反映了社会进入中等收入人群成为社会主体后“什么都是文化”的社会现实，反映了“文化服务”成为大众需求的社会现实。它和艺术文化化一道，构成对新时期（本文以下用“新时期”表示“三化”进程开始后的中国社会阶段）文化运行的整体态势。

 

王万举文化创意学着眼于人的创新能力的培养。也就是说，除了揭示创意方向之外，它不提供现成的创意方案。而且，作为教育体系，在使用它时，还要配上诸如形式逻辑、艺术创作等基础学科。

 

王万举文化创意学重在内容的创新。这是文化创新的根本。没有内容的创新，就不是文化创意。我们在这里怀着钦佩的心情指出，为构造这个文化创意学的核心环节，王万举倾注了大量的心血，调动了大半生的生活积累和理论储备。《文艺报》刊文指出，王万举文化创意学将“不良文化创意批判”作为该体系的必要逻辑环节。“三化”如一块肥沃的土地，生长粮食，也生长杂草。不良文化创意是资本的负面作用的产物，不抑制它，以两个效益双丰收为追求目标的良性文化创意就不能顺利的生长。因之，在2008年出版的第一本文化创意学专著《文化产业创意学》中，王万举就专写了《不良文化创意批判》一章。在此后出版的专著中，这一主题一直占有重要位置。

 

王万举文化创意学将文化创意成果的社会实现作为重要逻辑环节。“文化创意”从文化项目中独立出来同时也意味着与资本社会化结合的开始；文化创意家的职业化同时意味着创意成果的商品化。因之，文化创意成果的社会化实现成为文化创意学的一个重要的课题。

 

三、王万举文化创意学的社会功用

 

文化创意学之所以成“学”，是因为它能够承担培养人的文化创新能力。换个角度说，作为教育系统，文化创意学的社会功用就是培养人的文化创新能力。当然，人的这种能力的获得，光靠文化创意学的教学是不行的，还要配之以基础学科。这里强调的是，虽然它的某些要素例如“创意方向”的揭示告诉了大家许多知识，但本质上说，它不仅仅是一个传达信息、传授“知识”的系统。综上所述，可见文化创意学是一个类如哲学、美学、文学、社会学等的文科“大学科”。

 

如同“文化”是一个内涵丰富、外延宽广的概念一样，“文化创意”亦如是。文化创意学的每一个理论环节，都可以说是一个职业方向。例如，青年创业如选择文化服务，便可很方便地从中找到新职业发展的方向。因之，文化创意学是一门实践性和可操作性很强的科学。

 

四、王万举创立文化创意学的基本方法

 

王万举创立文化创意学不是偶然的、轻而易举的。也就其说如前所述，他是在创建艺术-文化学的过程中发现了文化创意的方向，进而发现文化创意能力的培养途径的。何以能如此？需要正确的思维路径。

 

遵循逻辑的与历史的相一致的方法。这一方法是由恩格斯所指出的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也就是说，“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该从哪里开始……”（恩格斯）“文化”定义为意识形态，此乃共识—否则作为独立的、形态化的“文化”就无从谈起。所谓“文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而特指精神文明”就是这个意思。然而，文化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却要追溯到人类实践。举例说，第一把石斧当然是工具，但在它失却实用功能的今天，它已是文化品（文明的历史尺度）。但话又说回来，独立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文化”也就是形态化了的文化才是研究文化的逻辑起点。同理，作为“带有创新意义的构思、策划”，“文化创意”也只有外化并且从文化项目、文化产品中分离独立之后，才能作为研究的逻辑起点。这如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把成熟的“商品”作为研究的逻辑起点的道理一样。在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只有从独立的形态入手，对“文化创意”的研究才是可能的和现实的。在王万举的体系中，“文化创意”是随着文化的产业化而独立的。在时间节点上，约在1993年以降。

 

逻辑的和历史的一致的方法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在这个研究方法的指导下，王万举从独立的文化创意的形态出发，追溯它的“前世”和“今生”，也预测它的未来。

 

“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紧紧把握时代和生活的脉搏，通过由表及里的理论思考构建文化创意学体系。

 

王万举的艺术-文化学是通过一系列论文体现的。而且，这些论文的写作跨度长达20年（1988—2008），基本上追循着文化发展的轨迹。与许多人做学问不同，王万举不是从某些思想资料出发，也不写那些“我注六经”的论文。他关注的是那些时代前进中和生活中出现的新现象。例如：文学期刊发行量的下降、由文学为电视剧开路转为后者为前者开路、“人人都是作家”……而且，他总是用短篇论文第一时间把他的思考发表出来。由于作者自己也生活在“三化”之中，他在那20年中所发表的论文大多带有倾向性，例如《提出文学-文化批评》《抢占信息高地》等等。这使得他的某些构成“艺术-文化学”的论文，同时也是“文化创意学”的重要构成。王万举对每一个新出现的文化现象都十分敏感。1993“创意”的流行，其后“文化创意产业”的流行，作家下海潮、组织什么“作协主席网络小说赛”等等，都引起他的高度注意并进行积极的研究。2018年刚刚出版文化创意学的最后一部著作，王万举便很快遗憾地说，应该注意“文化服务”这个节点。这些“完整的表象”不断地在创立人的头脑中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形成了一个个新的概念。王万举经常说，科学是概念的体系，新的科学理论应该是新的概念的体系。为了“复制历史的行程”，文化创意学创立了许多新概念，做出了许多新论断。“艺术品种的创新到电影已告结束”“艺术正在文化化”“艺术的第二层物质载体”……第一个给“网络文学”做出完整的定义，第一次提出“网络文学”已经终结，第一次提出物质生活需要文化创意……这些对活生生的社会现象所作出的概括或“抽象”，构成文化创意学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创立人在思维中结构体系（复制历史的行程）。

 

“社会科学研究要等待”，是王万举创立文化创意学的独到体会。他多次这样讲，也是这样做的。自“新时期现实主义文艺”落潮之后，文化的发展出现新的特征。发现它的特征是建立文化创意学的基础。怎样才能发现它？除了别的方法之外，“等待”是十分需要的。这是因为，规律的显示需要时间，文化的发展不但有自己的规律，同时受着经济基础的制约。文化创意要依循规律，否则就会逆历史潮流而动；文化创意学要把探循文化发展规律作为重要逻辑环节，否则创意便无从“学”起。王万举以“现实的就是合理的”理念出发探求新的文化现象的合理性，从1988年发现“艺术”与“文化”在形态上的融合到2005年左右做出“艺术-文化学”的理论模型，大约用了近20年的时间，从1993年提出“抢占信息高地”等等带有文化创意学因子的主张到2018年完成文化创意学，再加上1988至1993整整用了30年。2017年，王万举出版了《文化产业创意学（重写本）》，至此，文化创意学草创完成。2018年出版的《中国网络文学概论》在写作之前并没有算在文化创意学之内。但在写作（研究）中作者发现，所谓“网络文学”并不仅仅是一个文体的概念，还是一个文化形态的概念。所谓“网络文学的20年（1998至2018）”其实也是所有艺术形式（当然包括文学）大步文化化即向亚艺术回归的20年。换言之，文化创意学的考察时段不延至2018是不行的，因为此前这个特定的文化运动还未终结。再补充一点，在《建立网络文学的艺术-文化学评价体系》（《网络文学评论》2018年第二期）、《概论》及其此后的多篇文章中，王万举为“网络文学”做出了完整的定义。他解释说，只有当“网络文学”作为一个文化形态完成了它的文化行程亦即“全媒体”作为技术、机制和操作理念实现之后，才有可能为“网络文学”做出科学的定义。所谓“网络文学”，其第一要义并不是一种特定的文学样式，而是一个文学运动。因为，用媒体来界定“文学”，所揭示的本就是文学在特定媒体上的运动。这个运动当然是有时限的（详见王万举相关著述）。

 

王万举的“等待论”虽然有理论依据，但很难为人效法，其原因是：若如此操作必须远离功利。几十年来，一堆堆生译过来的词语之所以不能落地，就在于中西没有处在同一个发展阶段上，而传播者只知生吞活剥，更不愿等待。这是几十年来很少体系性理论而“意识形态泡沫”满天飞的缘故。

 

以辩证的方法处理一切问题，是王万举文化创意学的一大特色。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既强调抢占信息高地，又看重“信息搭载”；既肯定“人人都是文创家现象”标志着历史的进步，又指出这一现象以创意成果的良莠不齐为特征；既强调文化创意对于文化产业的引领作用，又看重文化创意社会实现的必要性，等等。之所以要辩证地看问题，是因为事物的发展就是辩证的。因之，辩证地看问题也就是实事求是。

 

五、文化创意学的逻辑结构

 

本文的第二部分在介绍文化创意学的内容时本已涉及它的逻辑结构，但这里仍要强调几点。

 

没有“内容创意”的所谓“文化创意学”是虚诞的。无论是文学艺术，还是社会生活、物质生活的文化化，都需要生产文化产品，进而通过这些文化产品的被接受而发挥“文而化之”的作用。因之，文化创意学必须具备教授人的“内容创意”之能力的功能。展开说，如果给一个长篇小说作家提供创意，作为创意人应该怎么说？怎样创作一句广告词？电视栏目的创意能力怎样养成？这些都属于内容方面的创意。如果只是把“文化创意学”当作一个名词来使用，或者认为抓住这样一个名词就算是抓住了一个理论、一个学科，那就大错特错了！

 

不包括“艺术创意学”的所谓“文化创意学”是虚诞的。前文已述，文学艺术是文化的核心，文学艺术的创意是文化创意的核心。不创建文学艺术的创意学，“文化创意学”就是一个口号，一个语词。正是从这一点考虑，王万举于2016年出版了《文学艺术创意学》一书。此书不但写作时间长达两年半，且其观点形成过程的起点要上溯到1988年。可见，创立文学艺术的创意学是极其艰难的。《文艺报》刊文评价此书说：“这是一本全面系统阐述文学艺术创意的学术专著”。

 

不包括社会生活和物质生活中的文化创意的“文化创意学”是虚诞的。通读王万举文化创意学的5部系列专著，便会很容易地看出，他是以“文化项目”作为文化创意的作用对象的。这符合历史。因为，“文化创意”原本就存在于文化项目之中。这也符合逻辑。因为，“文化创意”与文化项目的关系，犹如物质产业与科技研发的关系一样，是引领和被引领的关系。“文化创意”既然与“文化项目”两两相对，后者就须涵盖整个文化形态。这样的“文化创意学”才是一个完整的。“文学艺术”虽然是“文化”的核心，但不是全部。社会生活中的文化创意和物质生活中的文化创意，是“文化”的历史性展开，是“文化服务”在当代的重要着力点。

 

不包括非产业化的文化创意是虚诞的。“文化创意学”在历史上和逻辑上必须从“文化产业”的创意理论开始——因为“文化创意”的独立化是随着文化的产业化而发展的，但这不是文化创意学的全部。在中国，自文化产业兴起以来，便出现两个概念并存的现实，这就是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文化事业虽然是公益性的，但也需要文化创意的引领。王万举经研究发现，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两个效益正在重合。也就是说，在今天，没有经济效益的经营不会有真正的社会效益，没有社会效益的经营也没有经济效益。在这种情况下，公益性文化建设对于文化创意引领作用的需求也就大大扩大了。也就是说，文化创意学写进非产业化经营的文化创意之必要性大大增加了。

 

不包括“网络文学”的文化创意学是虚诞的。2018年1月，王万举出版了“网络文化”的文化行程完结之后的第一部总结性专著《中国网络文学概论》。该书认为，自“新时期现实主义文学”落潮之后，文学作为动态系统的文化展开相继在三种媒体中进行（此为王万举观点:语言文字乃文学的第一物质载体，媒体为第二物质载体），即纸介、电视媒介和互联网。电视媒体虽然不是文学的直接的第二物质载体，但在电视媒体占统治地位的历史时期，文学文化是被电视文化覆盖了的。如果将电视媒体定义为视听综合传媒，那么，互联网正是融合文学（文字）和视听两种第一媒体的第二媒体。综合起来说，自“新时期现实主义文学”落潮之后，中国文化走了一条电视文化覆盖文学文化、互联网文化覆盖电视文化的路。作为特定文体的“网络文学”，在经历高潮之后，被一些视听结目冲淡了。结合这些现象和认识，王万举认为，作为文化形态的“网络文学”，仍然是艺术文化化和文化产业化的一个环节，进入到了它的最高阶段，如“人人都是作家”的文化现象，只有到这个阶段，才显出整体特征。因之，《中国网络文学概论》可说是1998至2018这一时期的艺术-文化史论。这部书的许多观点，丰富和发展了作者的文化创意学。

 

六、立体化推进文化创意事业，在这个推进中丰富文化创意学

 

如果从2008年出版《文化产业创意学》算起，王万举立体化推进文化创意事业已经十几年了。如本文已多处强调，王万举文化创意学的创立不是一蹴而就的，不是出于对理论思考的爱好，也主要不是从资料里得来的。在此简要插进一段对这位创立人的介绍。王万举是恢复高考后第一届大学毕业生，读哲学系美学专业。毕业后当过编辑记者、机关干部、作家，1990年代任深有影响的电视剧《光明世界》总制片人（中国第一个制片人制之制片人）。几十年中，当过影视剧编剧、导演，发表过除小说以外的所有文体的文学作品和许多新闻体裁的作品。上大学前，他还当过工人、农民。丰富的人生经历、扎实的理论功底和多种写作实践铸造了他的创新能力。王万举多次说，正是在文化产业的实操中让他感受到了文化创意的重要。他在2008年出版的《文化产业创意学》一书的后记中说：“第一次做文化商人时在1990年。这一年，我任电视连续剧《光明世界》的‘总制片人’，主持了编导制‘销’四个环节的工作”。从1990年到1993年，由于他在体制内的工作调整，使他有机会在长达三四年中将注意力移向体制外。1993年，在荀凤栖、冯思德的力主下，王万举担任了10集大型电视文化专题片《文艺女神沉思录》的总撰稿。这个机遇是他形成艺术-文化学体系和萌生文化创意学假设的关键。在他的论文集《艺术-文化学导论》里，收入了好几集这部片子的解说词。这些文章所体现的观点，主要是从作者的亲身实践中而不是从理论资料的推导中得来的。

 

把握活生生的实践，在实践中总结理论，这一理念不但体现在王万举文化创意学的萌生之初，也体现在这一理论的整个创立、丰富和完善化的过程中。被媒体称为“横空出世”的2008年本《文化产业创意学》，确实是王万举的“臆造”，毫无资料可资参考。而且，这确实是但也“只是”文化创意学的开山之作。因为，它只涉及“文化创意”的一个方面。

 

2008之后，王万举在继续研究的同时，立体化地推出了一系列举措。

 

出版《文化产业创意学》的第二年，王万举牵头成立了中国第一家以“文化创意”为工作对象，以打造“文化创意家”队伍、推进文化创意工作职业化为宗旨的社团——河北省文化产业创意家协会。截至2021年6月底，该协会已发展会员380名，开展了多项活动。

 

2012年6月10日，举办了国内首届文化创意和文化产业创意国际高峰论坛。

 

2012年12月23日，举办了第二届高峰论坛。

 

2012年12月，举办国内首届文化创意大奖赛。（注；此处“文化创意”其内涵和外延与后有的大奖赛不同，它们不包括文艺例如影视剧音舞美文学的创意）

 

2015至2017年，在河北省委宣传部的资助下，连续实施3次“文化创意培训工程”。先后培训2000多人，并写出了《河北省若干文化产业业态的创意方向》之调研报告，递交了相关部门。

 

2012年3月，在协会内成立专家委员会，在王万举的带领下，聚拢各方面的创意专家28人。

 

自2009年协会成立以来，王万举团队在大学和其他科研机构演讲文化创意学多次，涉及22个创意方向。

 

2008年出版第一本文化创意学专著后，王万举又相继出版了数部专著。他多次说，文化创意学系列专著的完成，是与协会的工作分不开的，即与专家团队的调研工作、教学工作等分不开的。一句话，立体化推进文化创意学的工作，目的就是求得各要素相得益彰，使学术的创新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

 

2019年，河北省文化产业创意家协会宣布:经过12年的艰辛努力，王万举已完成文化创意学系列专著的写作，其5部相关专著出版齐全。自2019年10月起，在继续完善文化创意学的前提下，协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学科落地”和“实操示范性文产项目”这两大任务上来。所谓“学科落地”，说的是将“文化创意学”理论完全学科化即进入教育体系。值得称道的是，早在2008第一本专著之前，这项规划已经展开（详见相关报道）。这项工作，仍可视为前十年工作的延伸。

 

“实操示范性文产现目”是王万举文化创意学的一个侧翼。王万举一直认为，一个理论形态的东西，如果仅靠逻辑的检验是不够的。因之，必须实操文产项目，以检验文化创意成果被社会（资本）的接受度，进而检验文化创意学的教培效果。在协会“以创立文化创意学为主攻方向”的10年中，协会也做了一些项目，但并未用全力。工作重心转移后的2020年10月28日，协会将“第一创意成果”拿了出来，与河北标天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合作，开拍中国第一部格言剧《人生的一千个为什么》。目前该项目进展顺利。该剧上马后，经王万举协调，又由某公司启动了格言文化园的建设。

 

对王万举“文化创意学”的梳理到这里就可以总结几句了。“文化创意学”不是一蹴而就的成果，而是创立人跟踪30年文化发展而逐渐形成的（包括着为下结论的等待）；它有着自己的严谨的逻辑体系，随意拆抄是不可取的；它的功能是培养人的文化创新能力，不是一剂赚钱的灵丹妙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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