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乾盛世历经三朝130余年，其间康乾三帝在政治、经济、文化、民族政策等各个方面上，施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从而达到了中国封建王朝统治的最后一个巅峰状态。
而在满汉关系调整和满汉政策施行方面，清初两帝皇太极和顺治积极吸收了汉文化，并初步实行了满汉一体化的政策，为清中期的康乾盛世时期民族关系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康熙亲政之前由大臣索尼、遏必隆、苏克萨哈与鳌拜四大臣辅政。
他们不满于顺治朝后期汉人势力渐兴的趋势，在得到了满洲贵族的积极拥护下，借口世祖遗诏中以用人行政渐习汉俗，与淳朴旧制有所更张，又偏用汉官，以致满臣无心任事，导致“国治未臻，民生未遂”罪己为由，在其掌控政权期间实行了轻视文教、排斥汉官的政策。
康熙亲政后，积极地改变了这种歧视汉官、压制汉人的政策，并采取了一系列的怀柔政策，来巩固以满洲贵族为统治、满汉阶层为基础的政权。这些怀柔政策尤其表现在文化方面，康熙帝本人，就是一位汉文化造诣极高的满族帝王，他自幼便接受了传统的儒家教育，并且对汉文化有认同感。
他不但大力提倡程朱理学，还颁布圣谕十六条以化民成俗。又致力于古籍整理与图书编纂工作。康熙在位时还强调满汉一体的政策，让更多的汉人精英参与政治，这也让儒家思想的影响大为扩张。此外，康熙为了能更有效的控制关内汉人，特意笼络江南的汉人知识分子，使其愿意与清朝合作。
而等到三藩之乱平定后，为了降低汉人反满情绪，因此从压迫汉人而转为笼络汉人，一方面逐步修订圈地、投充与逃人等政令，崇孔尊儒，以儒家思想巩固其统治；成立南书房，重用汉官翰林参与机务；设博学宏词科以拉拢汉人知识分子。
如康熙前期的熊赐履、后期的张廷玉等人；对满汉采取一视同仁的态度等等。这些措施缓解了明遗民的“排满”情绪，并促进了满族文化向中原文化的靠拢。
不过，虽然康熙注意调和满汉，提升汉官待遇，约束旗人及旗人家奴，但他仍把满洲视为国家根本。他对满人渐染汉习，产生了很大的忧虑和警觉，并疑虑汉人对清廷的忠诚。这与当时普遍在汉人中的反满意识，以及三藩之乱有很大的关系。
故此，康熙在位时期，实行了严厉的文字专制制度，来遏制反清意识，并试图维护满洲旧有的文化传统，以提醒满人对其身份的自觉性。康熙十分重视祖训，以及防备汉化的思想。故此，他大力提倡复兴满人传统文化，恢复满洲精神，培养旗人人才，改善八旗生计等等。
雍正在继承了，其父康熙的满汉一体文化政策的同时，并在中华大一统的视野下，正确地看待了华夷观。这也是对于清入关以来，汉人长期存在的一种“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有力回击。值得注意的是，雍正帝认为，满洲即是华夏传统民族话语中的夷，而夷狄之名，本朝所不讳。
但是，夷夏之别不是文化的差别，只是地域上的区别。不知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雍正帝认为，华、夷固然有分，但在君君臣臣的政治伦理影响下，已失去其存在的意义。如今天下一统，更不宜强调华夷有别，而更应该尽臣民之道，以奉一朝之君。
不仅如此，雍正还认为清朝建国至今列圣相承，这些思想在一定程度，削弱了部分汉民“华夷之分”的话语权，并为满汉的融合，提供了一定的思想和理论基础。
如果说雍正时期是融合满汉，并部分的传承康熙以来的满汉政策的话。那么到了乾隆时期，对待汉人政策方面，则主要是以压制为特征。当然这是与当时的社会状况分不开的，至乾隆继位清朝已经历经100余年，在这100多年中，满洲贵族的统治根基以及日趋稳定，但是随着满汉交流的不断扩大，满族的旧俗也在呈现出式微的趋势。
乾隆年间出现了很多满人，甚至上层满族要员都“不能清语”的局面，并且在女真的传统骑射习俗也没有保持，而至于衣冠服饰方面的变化，则更显得蔚为显著。乾隆对旗人的满语严加考核，并且注重操练骑射技艺。
此外乾隆又通过八旗官学，来提倡国语骑射。乾隆并且编纂大型满语词典，大量出版满语教材，对满语进行标准化的工作。另外乾隆又广开编译科考试，一方面增加旗人入仕途径，另一方面对于提升满语学习风气，也有所贡献；同时又编译儒家经典与佛经，充实满文典籍。
清历任皇帝都十分关心八旗生计，乾隆帝时八旗生计问题日益严重，为了维持八旗制度的运作，因此自乾隆朝起，先后通过恩赏救济、增养育兵、回赎旗地、屯田移垦与汉军出旗等方式，维持八旗生计。
18世纪的康、雍、乾三朝，一方面，连年的文字狱，所昭示出满人统治者的族群意识，与汉人士人的族群意识，所存在的巨大矛盾；另一方面，满人统治者在接受中国文化的过程中步步儒化。而在康乾盛世一个多世纪中，随着清朝上层政策的不断调整，部分汉人也在逐渐的满化。
康熙六十年，八旗男丁内汉族男丁的人数，己经是满洲男丁的三倍之多，并且通过抬旗、联姻等方式，八旗内部的汉人逐渐满化，并在习惯、风俗和语言等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于逐渐满化，旗内汉人构成了全新的“满洲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给满族注入了新鲜血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