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是如此，也罕见于传统士族家庭。丑名在唐末五代后基本消失，与士大夫阶层掌握主流文化“话语权”不无关系。所以，文化的变换也与时代的交替有关，这些一起绘成了一幅优美的画卷，即中华上下五千年源远流长的文化。
2、十二生肖人格化的发展
十二生肖的人格化已经是显而易见的了，对于十二生肖而言，这一特征在考古文物上体现的淋漓尽致，用动物命名人的本命年，在宗教上，名字的主人与信奉的神灵之间直接的个人关系，在敦煌文化上，十二生肖作为保护神，在伊朗文化上，地支和生肖名的出现等等，都使得“丑奴”与十二生肖不可分割。
到了唐末和宋代，生肖俑又从人身兽首继续演变为完整人物塑像。这一人格化过程也见于墓志四周常见的十二生肖线刻：初唐时期，这些线刻完全是动物。
例见《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续编》收录的贞观十年（636）《陈叔达妻王夫人墓志》和贞观十六年（642）《刘照璧及妻墓志》。它们后来逐渐变成人身兽首的图案。通过人们的改变和完善，生肖文化仿佛有了自己生命一样，仿佛有了自己的思想。是那么的活灵活现，生肖的人格化也同时象征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化。
到了唐代晚期，许多墓志上的线刻生肖完全以兽首人身形象呈现。人们对于圣兽可以保佑苍生，可以给人们带来好运这一点坚信不疑，回到丑名的话题。酉年属鸡，在传统文化中一般以凤凰作为这一属相的嘉名，有大量例证。然而丑名却以繁体“醜”字代表酉年，加上了偏旁“鬼”，这正是生肖人格化的需要。
3、古诗词中的十二生肖
屈原的一首诗中写道，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萝。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充分说明鬼具有人的形象。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种形象也是由人来赋予的，人们将自己的所思所想以及美好愿望寄托在一些神灵，鬼怪的身上。
将十二生肖人格化，赋予它们意义，这不正是人类文化的进步和多重文化的融合吗？伊朗文化、中亚文化相互交融带动了相关地区各个方面，经济，文化，习俗，无一类外。都在相互影响中茁壮成长与发展，在古诗词中，十二生肖具有了灵性。它的意义非比寻常。
四、结语
任何事情都有它的过度阶段，但都是从单一到逐渐完善，逐渐的多样化，这是神事名中国化的一项特征——神灵的人格化受到汉字的约束。再如地支“申”的人格化兼神格化的自然选择是“神”字。固然这是神事名常用的神灵通称，但也可以找到神字代表申年的若干例子。
以生肖为保护神其实从古至今都在沿用，人们都会给自己的孩子取一个好名字，当然，贱名也开始比较少见，在二十一世纪，科技的力量才是最重要的，贱名好养活，这种话已经不能麻痹人们的思想。最后，每一个人儿都可以如同名字一样，过好自己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