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佗重商，形塑岭南文化

　　广东人重商，其源已久。

　　南越国疆域与秦时岭南三郡范围相差无几，含今广东、广西全省和福建、湖南、贵州及越南部分地区；南濒南海，东西万余里。

　　广州，汉称番禺。《史记·货殖列传》曰：“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果布之凑”，《汉书·地理志》亦载“（粤地）处近海，多犀、象、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会也”。

　　秦汉时期被称作“都会”的地方很少，任嚣、赵佗进军岭南之前，此地未必有城，但却是一个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的人烟稠密之地。滨海的番禺，是一个既能联系海外又能沟通内陆、具有海洋经济特色的商业都会。

　　5支非洲象牙、来自东南亚的铜熏炉和乳香……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里，还陈列着一件银盒，其造型、纹饰和制造工艺具有西亚金银器的特点。考古专家认为，这是岭南地区发现的最早的一批舶来品，是2000多年前广州作为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起点的重要物证。

　　从汉武帝时期南海交通状况的文献记载，以及南越国时期墓葬出土的有关海外实物资料的原产地来看，南越国时期已开辟了南海交通航线，其发达的造船业则是实现海外交通的牢固基础。

　　南越王墓出土器物中，除了有大量反映中原文化的器物外，还有反映其他多种区域文化的器物。如吴越文化的铜鉴，反映巴蜀文化的16件铜鍪，反映楚文化的墓室壁画、铜鼎、铜镜等，甚至还有来自蒙古高原的匈奴游牧文化器物，如动物纹铜牌饰、羊头纹杏形金叶等。陈伟汉等考古专家分析，南越王墓的出土器物充分体现了中原文化、越族文化和海外文化在此地的交流与融合。

　　从《史记》《汉书》等有关记载看，南越国在与中原交易时，最为迫切需要的应是开发岭南所必需的“金铁田器马牛羊”等，而南越国向汉朝输出的主要是一些土特产。

　　南越国贸易活跃，与南越经济难以自给自足关系很大。但南越国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穿过灵渠可达长江水系；溯源而行则抵云南、贵州、四川等地。长沙国和南越国边界犬牙交错，其所辖的湘、赣等地，也是南越和中原进行贸易的地区。西江、北江、东江诸水构成的珠江水系贯穿两广入南海，番禺为海河枢纽地，一些中原产品由此流向海外。从番禺出发，通过今天越南沿海和马六甲海峡，以印度半岛为中转站，向西一直能够到达地中海一带的罗马帝国。

　　赵佗治下的南越国与海内外密切的经贸交流，深刻影响并形塑了岭南文化。广东著名作家刘斯奋认为，以中原移民为主体的岭南人精神气质决定着岭南文化的个性，主要表现为务实、进取、包容，并有竞争力、创造力、亲和力等。岭南文化有三个源头：一是当地土著居民创造的原生态文化，二是中原文化的决定性影响，第三个源头是来自西洋、南洋，甚至包括非洲、美洲等地的异域文化影响。这是决定岭南文化鲜明个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非常独特，为其他地域文化所少有；而岭南文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进程的特殊贡献，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此。

　　贸易受限，佗王怒称帝

　　赵佗发展南越国的农业和经济的决心有多大？非常大。他甚至因为汉朝不给母牛、母羊和铁器，不惜重新称帝，与汉朝廷翻脸。

　　汉高祖死后，吕后执政，实行“毋予蛮夷外越金铁田器。马牛羊即予，予牡，毋与牝”的措施，采纳有关部门的建议，禁止金铁田器、马牛羊输越，即使给了，也不给雌畜，想以此限制南越的经济发展。赵佗很恼火，几次交涉都未能解决，于是在吕后五年（公元前183年）时，自称南越武帝，又用武力胁迫等手段，使闽越、西瓯、骆等族也都归附了南越。

　　铁器和母马母牛母羊，对赵佗，对南越国有怎样的意义？

　　著名考古专家麦英豪介绍说，现在看《史记·南越传》，一个是牲口，一个是铜铁器、铁农具，都是发展畜牧业、农业最需要的两样东西，恰恰吕后就卡住不让进来。

　　南越经济社会远比中原落后，赵佗非常重视与周围邻国以及汉朝的关系和商业贸易，他利用秦平南越时开辟的新道，设置关市，从中引进南越所无的商品、先进技术和先进文化，同时，南越的特产亦通过关市往中原销售，禁了关市，相当于对南越国进行经济封锁。

　　铁器从中原引入，使南越国的农业和手工业得到了突破性的发展。一旦铁器无法进入，南越国的经济必定大受损害。据《山海经》和《汉书·地理志》记载，直到南越国灭之后，全国共设铁官40余处，但岭南九郡却没有一个铁官设置。这说明，直到汉武帝时期，岭南都没有建立较具规模的冶铁业。

　　不让雌性的马牛羊进入南越国，那么，马牛羊在南越就不能繁殖，对南越国的交通、农耕和饮食供应，都是巨大的打击，更别提这些影响带来的连锁反应。

　　因为这事，已经当了爷爷的赵佗，气得整宿睡不着觉，也吃不下饭，他喜爱的音乐、舞蹈，也不想再听、再看了。他派了3名使者前往汉廷请求撤销封锁，但吕后不答应，还将这3人扣押不放。

　　怒火中烧的赵佗宣布脱离汉朝，自称“南越武帝”，断绝与中原地区的来往，出兵攻打长沙国。直到汉文帝时期，南越国才与中原地区恢复了关市贸易。

　　“南越文章，以尉佗为始”

　　广东之文始尉佗。 在文化上，赵佗“以诗礼化其民”。首先是汉文字的使用，“广东之文始尉佗”，出土文物发现不少汉字；广泛推行中原度量衡制；仿效中原礼仪与葬制；实行尊老政策；仿汉实行纪年。百越民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赵佗时期越舞和汉式舞并存。编钟、铜乐器和各式饰画、壁画等艺术形式也在这一时期于岭南得以传播。

　　而在此前，从现有的考古资料来看，岭南地区并未发现有成熟的文字。岭南没有发现“鸟篆”文字，陶器上的刻画符号不属于文字。余天炽、张荣芳等专家认为，南越族没有自己的文字。

　　赵佗到龙川后，即开始兴教办学、推广汉字，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流风所及，泽披久远。

　　史家对赵佗的文治有着中肯的评价。“赵佗王南越国，稍以诗礼化其民”“以诗书化国俗，以仁义团结人心”，使岭南“华风日兴”“学校渐泓”。故后人评价“南越文章，以尉佗为始。”（屈大均）

　　赵佗本身也具有较好的文化修养，他上书给汉文帝的信，虽有代笔之嫌，但“辞甚醇雅”，被收录在清人屈大均所编纂的《广东文选》里，屈大均说：“予譔《广东文选》以佗始，佗孙胡次之，重其文，亦重其智也。”

　　经过了赵佗近70年的苦心经营，从原始社会跨进封建时代的岭南地区出现了一片前所未有的繁华景象。此后其子孙在位的20多年，也是传承赵佗遗志进行经营，源远流长的岭南文化，正在形成。

　　“最准确反映那个时候的政治、文化、经济发展的面貌，凭空说话是没有用的，有实物出来就很能说明问题。”麦英豪在谈及南越王墓和南越王宫署御苑遗址出土时说。

　　20世纪70年代以来，广州连续发现了多处南越国遗迹，其中最重要的是南越王赵胡（《史记》《汉书》记载为“赵胡”，此墓出土玺印为赵眜，专家认为胡、眜并非同一人）墓。他的墓室在距离象岗山顶20米的腹心处，历经2000多年未被盗扰，是岭南地区发现的墓主身份最高、规模最大、随葬品最丰富的一座西汉石室彩绘墓。除1983年发现的南越王赵胡墓外，还有南越王宫署御苑大型石构水池及其曲流石渠等石构建筑遗存，这不但是中国考古的重大发现，也被认为是广州乃至整个岭南地区文脉的发端。

　　在西汉南越王博物馆陈列室里，有一堆2000多年前的墨丸。这些墨丸，证实了在南越国文字、美术被广泛使用。

　　专家介绍，南越王墓出土文字资料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印玺、封泥、陶器戳印文字，共出土23枚印章，其中10枚有文字；另一类是铜器、银器上的铭刻和陶器上的墨书等。

　　对外开放的南越宫署遗址内，有多口南越井。2006年考古发现，在其中一口井内清理出100多枚南越国木简，简文字体多为隶书，也有篆书。这些精美的木简所书文字，除透露了大量历史信息外，还具有相当高的美学价值。

　　考古专家撰文指出，在王宫御苑的原址上出土木简，这在国内外极为罕见。这批木简应是南越国王宫的纪实文书，是“王宫档案”，它们从多个方面反映出南越国宫廷生活中的各种制度，如简文中有的“舍人”“左北郎”等官职，就反映了南越国实行了秦汉时期的职官制度，而“陛下”证实了史书中关于南越国割据一方、居国称帝的记载。

　　在广州南越王宫署御苑遗址发掘出的瓦当，上面是中原的汉字，仅“万岁”二字，就用多种写法以作装饰。遗址内石水池出土的一块石板上写有“蕃”字，字体为秦隶（秦末出现的有隶书笔意的篆书），“蕃”是番禺的简称，东汉时才写作“番”。

　　在两广地区发现的南越国中下层属民墓葬中，亦发现有一些陶文及印章。由此可见，经过赵佗的大力推广，汉字已成为南越国的官方文字，并在南越国中普遍流行。

　　南越丞相吕嘉作乱时，曾写了篇文章通行全国来为自己叛汉辩解。从《史记》所引此文看，其语气、文法完全是用汉文书写并颁发至全国的，由此亦可见，汉文字在南越国中，上自国王，下至一般平民，都认识并且会用。

　　汉字的广泛使用，使岭南地区向文明社会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像一座连接汉越民族文化沟通的桥梁，加速汉越民族融合的过程，使南越地区文化水平迅速提高，对岭南文化的发祥、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汉文字通行后不久的西汉末东汉初，岭南苍梧郡出现了经学大师陈钦、陈元父子。自隋炀帝大业年间始置进士科目以来，唐朝长庆四年（公元824年），韦昌明成为龙川第一个进士，在唐僖宗时官至御史翰林学士，以治学严谨著称。嘉庆《龙川县志》说，据诸史统计，唐代以降，龙川共有进士28人，举人112人。

　　南越“华风日盛”，孕育岭南文化之花

　　南越国奉行“兴于诗” “立于礼”“成于乐”的治国理念，使岭南“华风日盛”。

　　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出土了许多乐器，其中有金类的钮钟、甬钟和铎等；土类有极富南方特色的扁圆形和鱼形响器；铜琴轸和铜瑟枘则为丝类乐器的部件。属于革类乐器的建鼓，铜提筒上的水战庆功或海神祭祖图案表现了民众的奏乐行为。

　　越南史学家黎嵩（1454—约1527年）在《越鉴通考总论》中说：“赵武帝乘秦之乱，奄有岭表，都于番禺……以诗书而化训国俗，以仁义而固结人心，教民耕种，国富兵强。”

　　南越王墓中出土文物品类繁多，共1000多件，其中以雕镂精美的各种玉器和具有汉、楚、越文化特色的青铜器最为珍贵，金银器、漆器、象牙器、丝织品等的纹饰及壁画，均显示了南越国时高超的艺术成就。

　　其中，承盘高足杯由金、银、玉、铜、木五种材料制成，线条流畅、造型优美。

　　南越王墓出土的丝缕玉衣，比世人熟知的河北中山靖王刘胜的金缕玉衣还要早10年左右，由2291块玉片用丝线穿系和麻布粘贴编成人形。

　　同时出土的漆木屏风，是我国目前考古发现的最早、最大的漆木屏风，器形硕大，结构奇巧，中间的屏门可以向外开启，两侧可以展开呈90度。屏风上部装饰有青铜鎏金朱雀和双面兽顶饰，上插羽毛；下部有鎏金人操蛇托座，独具岭南特色。屏风上绘有红、黑两色的卷云纹图案，绚丽多彩。

　　这些南越王墓遗物兼有多种风格，据西汉南越文王墓研究课题组分析，有秦文化、巴蜀文化、匈奴文化、吴越文化、齐鲁文化、楚文化、南越文化以及海外文化因素。在全国已发现的40多座诸侯王墓中，南越文王墓是唯一一个具有多文化因素的器物并存者。

　　南越王墓的历史文物进一步证明，在赵佗祖孙近百年的经营下，岭南广泛吸收、兼容中原文化、越族文化、海外文化的基础上，终使岭南这片沃土长出一簇文化奇葩——岭南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