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稳慎对待行政区划更名，不随意更改老地名”，是我国关于区划地名的基本原则。城镇规划君何方洪认为，老地名是每一个背井离乡者的“乡愁”。在日新月异的新时代，当我们有一天回到故乡，发现曾经那么熟悉故乡，已经物是人非了，难免会有所失落。但如果还有老地名的留存，至少还能有一丝丝心理慰藉。因为地名是最基本的社会公共信息，也是非常重要的文化形态和载体。地名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符号，背后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是斯土斯民的情感记忆原点。我国960万平方公里范围内丰富的地名文化，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发四十多年来，我国共有6万多个乡镇和40多万个乡村的名称被废弃。一些地方轻易改地名，使得许多具有深厚文化内涵的地名快速消失，丢了传统，断了文脉，并不可取。在我国城市更名中，最失败的当属徽州更名为了黄山市，丢掉了徽州这一品牌。
但凡一个规范的地名，其地名词语结构是完整的，是由专名和通名两部分组成，即“专名+通名”。例如，西安市临潼兵谏亭，“兵谏”是其专名，“亭”是通名，专名和通名的功能是不相同的。专名常说明地名的位置、规模大小或其历史演变由来等个性特征，而通名则说明地理实体的性质。通名如省、市、县、区、村、街、道、路、河流、湖泊、水库、沼泽、山、平原等；专名位于通名前面，如“山西省、山东省、东北平原、华北平原”中的“山西、山东”，“东北”、“华北”等。由此可见，地名的更名，无非有三种类型：一是改专名，即只改专名，不改通名；二是改通名，即只改通名，不改专名；三是专名和通名都改。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地名更名都应该是科学的，不应随意改。
凡是地理事物性质本身没有发生变化，就只能改专名，不能改通名。以西安临潼兵谏亭为例，其通名“亭”所指亭子的性质自建成以来一直没有改变，因此，虽历经多次更名，改的只是专名，通名没有改。该亭始称忠义亭；解放后新中国将其改为捉蒋亭；上世纪八十年代，根据两岸和平统一的需要，改为兵谏亭。像这种只改专名不改通名的例子很普遍，它们都符合这样一条规律：地理事物实体本身性质没有改变，因此只能改专名，不能改通名。当前专名更名中遇到的主要问题是：一些地方受对外开放影响而出现专名洋化，以及受港、澳、台繁体字影响出现的专名复古化，用字不简明，难记难读，使用不方便。
即只改通名，不改专名，这种情况发生在地理事物实体本身的性质已发生变化，或政府地名主管部门根据政治、经济、自然等形势发展的趋势，预测其将发生变化而做出的通名更名。上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部分县撤县设市，地区改地级市，大城市的部分郊县改区，基本上都是只改通名，不改专名。如陕西省华阴县撤县设华阴市，北京市顺义县改顺义区等等。其次，行政区域的合并或分开，也会使一些通名改名，如上世纪海南地区从广东省分离，单独设海南省。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也会使通名改变，如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国农村改革，农村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分别改称乡、村，而其专名并没有改变。只改通名而保留专名，有利于保证地名演变的连续性，便于群众接受和记忆，使用方便，改的有理，留的有利，符合科学。
通名更名中遇到的问题主要是一些投资商出于商业利益，或者根本不懂地名命名更名的科学性和管理程序，随意命名、更名。如国内很多城市把很多商场和商业综合体命名为“某某广场”和“某某城”，实际上只是一些大楼，根本不是“广场”、“城”。国内很多地方都把水库更名为某某湖泊的观点，比如新安江水库改名为千岛湖，城镇规划君曾经工作过的湖南怀化市托口电站库区更名为清江湖，新疆兵团第六师五家渠市猛进水库更名为青格达湖，显然是对通名的错误更名，是不科学的。
如果把只有二三层高的楼叫做大厦，问题还不是太严重，顶多只是程度不同。但把楼叫做广场、城，把水库改称湖泊，就使地名命名大失标准，无法使我国地名命名更名工作与地名国际标准化接轨，是不科学的。
这类更名基本是地名的新生或消失，多发生在一些特定的社会历史时期，如国家的消亡、朝代的更替、战争等。地名更名没有连续性。多民族杂居地区随着民族的迁移和民族交替统治，也会造成一批地名的消失和一批地名的诞生。一些大型水利工程建设引起的大量移民，如三峡库区大移民将会使库区许多地名从此消亡；我国东部沿海伴随大规模的工业化过程，又将使一批地名的专名和通名发生变化。
如果把某某水库更名为“某某湖泊”，专名和通名都变，显然有悖于地名更名的科学规律，不仅使地名更名失去连续性，而且也给群众带来错误的知识。如果有学校的中小学生问我们什么是水库、什么是湖泊，千岛湖是水库还是湖泊？我们地名工作者该如何回答呢？至于地名更名与发展旅游经济的关系，也是统一的，而不是对立的。
城市地名跟其他地名一样，也是包括两个部分，即通名和专名。政区通名即指行政建制名称，如武汉市中的“市”；而政区专名即通常所说的地方名称，如武汉市中的“武汉”。按行政区划变更的内容按来看，政区命名是指给新设的行政区域确定专名，而更名是指行政区专名的改变。可见，政区地名变更是行政区划变更的重要内容之一，更名是指专名而非通名发生的改变。
从行政区划变更的实际情况来看，政区专名的变化情况比较复杂。对于涉及市与区的更名统计主要是回归到政区地名上来，从结果的角度来判断是否更名，再从发生的角度来统计数量。例如，1979年，湖北省设立随州市，以随县部分行政区域为该市行政区域，回归到政区地名上来，先不考虑行政层级或范围方面的因素，“随县”作为完整的政区地名从结果上仍然存在，它的专名没有发生改变，所以“随州市”的设立不算做更名；而1983年，撤销随县，将其行政区域并入随州市，根据结果来看，政区地名“随县”专名由“随”转为“随州”，因而可以说随县发生了更名。
又如，撤销连云港市新浦区、海州区，合并设立新海区，政区地名“新浦区”、“海州区”发生了改变，说明有两个涉及区的专名发生了改变，即在统计数量上计为两个。上述标准可以运用到较为复杂的情况当中，如撤销梅县、梅州市，设立县级梅县市，梅州市、梅县都发生了更名，涉及市的更名统计为两个；另如，成都市东城区、西城区、金牛区调整为锦江区、青羊区、金牛区、武侯区、成华区，按照结果来看只有金牛区保留，未发生专名变化不算做更名，而东城区、西城区发生专名变化，但是过程复杂，为简化问题而从发生的角度予以统计，即这两个政区地名发生了专名变更，涉及区的更名统计为两个。总之，先从开始的政区地名入手，从结果判断其专名是否发生了改变，只要发生了改变就算做更名，也不管怎么变，以发生变化的政区地名作为计数标准。
（一）对“文革”期间政治色彩浓厚的区名予以清理和更改
“文革”期间，市辖区地名被随意更改，造成了国地名严重混乱的局面，“文革”后伴随行政区划的调整，对大部分“文革”中乱改的地名进行了更名。更名的工作主要集中在1980年，如鹤岗市东风区、跃进区合并设南山区，撤销群力区、反修区，合并设立东山区；常州市东风区、向阳区、胜利区、卫东区分别更名为天宁区、广化区、钟楼区、戚墅堰区，对这一类市辖区名称予以更改，符合时代变化特点，是对时代变化的回应。
在市辖区发展过程中，区名设计曾过于简单化或单调，如诸多市辖区以“城区”、“郊区”等简单词加以命名，缺少特色且同名重名问题严重。以1992年底地级市（设区的市）的市辖区名称为例，在191个地级市的662个市辖区中，以郊区命名的有42个，以城区命名的有11个，其他简单化的市辖区地名，如南郊区、北郊区，东市区、西市区，新市区、新城区等皆是如此，造成市辖区地名的严重重名和不规范。因而，对像“城区”、“郊区”、“市区”、“矿区”等通名化专名和无特色专名进行更名是相当必要的。
以“郊区”为例，1983年底（从此年始，撤地改市兴起）全国共有名为“郊区”的市辖区达61个，到1999年底，仅剩下23个，截止到2022年底仅剩安徽铜陵市郊区、黑龙江佳木斯郊区、山西省阳泉市郊区等3个。对这类简单化专名予以更改，反映时代特征，增强了城市特色，促进了市辖区经济发展和对外交流，为城市政区更名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很多城市为打响旅游品牌，发展地方经济，选取辖区内有名的风景名胜或历史地名，着手进行政区地名的更改。首开此类范例的是1983年的黄山市，通过撤销太平县，在黄山脚下成立省直辖市黄山市，有力地促进了城市面貌改观和旅游经济的发展，从此拉开了此类城市更名的序幕。其他如1987年海南崖县更名为三亚市，1988年四川省灌县更名为都江堰市，1994年湖南省大庸市更名为张家界市，1996年湖北荆沙市更名荆州市，2001年江苏淮阴市更名为淮安市，2002年辽宁铁法市更名为调兵山市，2007年云南省思茅市更名为普洱市，2010年湖北襄樊市更名为襄阳市。
根据1979年至2022年底行政区划变更资料统计，我国以风景名胜区或自然地理实体等方式对旅游地城市进行更名的达14个（这里仅算市，未包括市辖区），一系列旅游地城市更名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可以说，旅游地的更名热在中国行政区划史上尚属首次，这一全新课题在国内外都无可资借鉴的经验，引发了社会层面的广泛争议 。
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社会，在政治渗透到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的情况下，政治对行政领域的全面侵蚀也就不可避免了。在此背景下，政区地名必然受到政治因素的深刻影响，一些政区地名被用来表达某种政治含义、宣扬某种政治价值，如“反修区”、“跃进区”、“向阳区”、“卫东区”等地名的确立就是此种情况。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以及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展，行政区划与地名管理领域的泛政治化现象得以纠正，一些带有“文革”色彩的政区地名因此得以更名。
改革开放以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 儿舛。在经济建设成为“最大的政治”、成为中心工作的情况下，地名管理当然也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也要服务于经济建设。人们逐渐认识到地名也是一种资源，地名也可能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因此通过政区更名来开发地名资源、充分发挥地名蕴涵的经济价值就成为一种趋势。
改革开放前由于“左”的思想影响，传统文化往往被视为封建糟粕而加以批判，此外，传统一现代二元对立的价值观也深刻影响着人们，传统的东西被视为过时的、落后的，与现代化格格不入。这些思想深刻影响着地名管理与地名认知，自己所在政区的历史地名甚至被视为历史包袱，与地名密切关联的文化内涵当然也被漠视。
改革开放以后，原来对传统文化的歧视和偏见逐渐得到清理，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人们逐渐认识到，地名不仅仅是标注地域空间或地理实体的一种符号，而且也蕴涵着极为丰富的历史文化或社会文化内涵，是一种可感可悟的文化景观，是一种传承文化的重要载体，在这种情况下，恢复历史地名或以具有重要影响的历史文化内涵的名称进行政区更名也就可以理解了。
城市政区更名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对政区重名予以处理，然而，从三十多年来城市政区更名来看，政区重名问题仍未得到根本解决，特别是政区更名又带来了新的重名现象。可见，更名过程中仍然有不够科学合理的地方，造成新的重名现象，缺乏前瞻性和规划性。
例如，1980年广西南宁市朝阳区更名为兴宁区，衡阳区更名为城北区。“朝阳”作为专名同北京市朝阳区和长春市朝阳区同名，对南宁市朝阳区进行更名，减少了重名的数量，但更改后的兴宁区同广东梅县地区的兴宁县专名相同，造成新的重名现象；衡阳区更名为城北区亦是如此，通过更名改变了与湖南省衡阳市专名相同的局面，但更名为“城北区”则显得无特色无个性而过于简单化，与当时长沙市城北区、衡阳市城北区都重名，造成新的重名现象。
类似的例子还有1982年洛阳市洛北区更名为老城区；1983年撤销温州市东城区、南城区、西城区，合并设立城区；江苏省南通市城中区、港闸区合并设立城区；1984年撤销梧州市白云区、鹭江区，合并设立郊区；1986年，西宁市将城区分设为城西、城北两个区，皆是如此。
地名的基本功能是“以名举实”，“制名指实”，名与实有着对应的关系，地名能够指代地名实体，是因为名地之间的对应关系为社会所认同。就城市政区更名而言，在名实对应方面，主要有以下情况。
一是以偏概全。“以偏概全”在这里是指诸多地区以风景名胜或自然地理实体进行更名，其政区辖域与地理实体范围不相称、有所错位的现象。其中，有可能是地理实体范围过大，超出了所更名辖区的区域范围。如1988年福建省崇安县更名为武夷山市，武夷山指称的范围大大超过行政上的“武夷山市”范围，政区地名幅度不能包括山脉范围，属于以偏概全更名的典型案例。另一种情况，也可能是“点状”的风景名胜地域实体不能用于大的政区范围。如1987年安徽省撤销徽州地区、屯溪市和县级黄山市，设立地级黄山市，驻地在原屯溪市，改名后黄山市地名跨度过大，超出人们对黄山的地名约定范围，“以小指大”使得黄山的地名指位功能出现分裂，给当地的行政管理和社会生活带来诸多不便，也对黄山市的对外交往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二是名实错位。政区和相应的政区地名是紧密联系的，这种联系不仅仅在于行政区域的指称代号，更重要的是地名所表达的政区对象具有或显或隐的空间属性，即对所指政区的界线与范围有着大致的了解。城市政区更名过程中不少会伴随行政区划的调整，因而其范围和界线应包含地名所指的依据——地理实体，否则就会名实不符、张冠李戴。如江苏省苏州市于2000年将郊区更名为虎丘区，主要以虎丘山得名，但今虎丘山已不在虎丘区辖区范围内；又如，同年江苏省撤销锡山市，设立无锡市锡山区和惠山区，但锡山与惠山都不在所对应的辖区范围内，而是在无锡市北塘区境内。
近似名实错位的城市更名虽非普遍，绝非个案，故而，在城市政区更名过程中要充分考察各种因素，切实做到合理化更名。
三是政区名与驻地不一致。政区驻地与政区地名相对应，否则会产生混乱。以非驻地名称进行政区更名，典型案例如2001年地级淮阴市更名为淮安市，原下辖的县级淮安市更名为楚州区，而政府驻地仍在原淮阴市区。原淮安市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是周恩来总理故里，具有重要的品牌效应。更名后带来诸多不便，初到之人到了淮安市区，便以为到了旅游目的地（周恩来故居、历史文化名城楚州区所在地），误导了游客。在人们观念之中，进入政区驻地范围也就认为到了政区实指地域，以非驻地地名进行更名，对于社会诸方面产生较大影响，在今后的更名工作中应予以重视。
遗产与区域、政区有莫大的关系，遗产一般处于一定的地方政区范围，政区地名本身也具有文化性的意蕴，遗产地政区专名的不当更改会对特定遗产产生负面影响。在遗产保护中，原真性是一项核心原则，即遗产应保持客观真实，呈现其原生状况和本来面貌。由于遗产与政区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因而遗产的原真性保护会受到来自区划调整的影响。就城市政区更名而言，城市政区更名对遗产的原真性保护的负面影响有以下方面：
一是淹没原有的历史文化。政区地名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文化遗产，能够反映当地的历史脉络，对外是一种重要的文化地标，因而政区地名的变更很可能淹没原有的历史文化。例如，1994年，撤销湖北荆州地区、沙市市和江陵县，复合更名为荆沙市，沿用千年的荆州之名被改掉，荆州地名的文化价值得不到有效彰显。因此后来当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又重新改回为荆州市。
二是对于政区内其他遗产的原真性产生冲击。政区范围内有多个遗产，取其中一处遗产名进行政区更名会对其他遗产产生遮蔽效应。例如，1988年成都灌县更名为都江堰市，都江堰为世界文化遗产，但辖区内还有青城山著名风景区，是我国道教发源地和四大道教名山之一，以都江堰来进行更名，难免有扬都江堰薄青城山之嫌。
三是地名的派生性使得政区范围内诸多物质性或非物质性遗产资源失真。诸多物质性、非物质性遗产资源其名称常常冠以政区名称，那么政区更名就可能对这些与政区有密切联系的遗产的原真性产生损害。如屯溪市改为黄山市，当地著名特产屯溪绿茶会因为政区更名受到冲击。遗产的原真性保护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政区更名会对此产生较大影响，因而，城市更名要与遗产保护工作相结合起来，深入思考相关联的问题，不可武断和片面，从而增强更名的合理性。
城市政区的更名不仅仅是一个结果，它还是一个切实的过程，是一项政策性、科学性、社会性都很强的工作。从现有城市政区更名来看，一些城市在更名运作过程中存在诸多不合理的地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更名政策问题构建机制有待完善。就公共政策过程来看，政策问题的构建是政策制定的初始环节和逻辑起点，城市政区更名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公共政策构建的过程，在城市政区更名政策问题构建上，其主导权主要在政府部门一方，公众议程的缺失，表明更名政策的构建机制有待完善。政府系统单方面的问题构建方式，难以把握和考虑到某一问题的各个方面，从而按照自身的理解来进行方案制定，容易使政策的目标方向和社会效益产生偏差，说明城市政区更名政策问题的构建机制还有待完善。
其次，更名方案决策不合理。在公共政策制定当中，方案决策居于关键性的地位，决策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决策方案的科学论证，二是决策方案的民主决议，两者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会对政策绩效产生重大影响。现今城市政区更名决策尚有诸多不合理的地方，主要表现为更名论证不充分以及更名过程中公众决策力薄弱两个方面。由于城市更名主要由政府内部推动，政府工作人员往往会将注意力集中在上级审批部门，论证工作或相关听证流于形式，片面强调城市更名的正面效应，对于文化、地理等方面的负面影响论证不足，从而使得城市更名出现诸多问题。在城市政区更名实际操作过程当中，主要反映了政府部门的意愿和想法，忽视民意，决策的民主性未得到充分保证，其科学性也就可能大打折扣。
第三，更名规划工作不到位。现今城市政区更名主要立足点是城市，但还包括城市以外的辖区范围，因而城市更名影响的范围比较广，要认真做好更名规划工作。不少城市政区更名，主要目的是促进社会交流和经济发展，这就与城市国土空间规划、区域规划、旅游规划密切联系，但现实的更名中，往往只注重其中一面，如单方面强调更名为旅游服务，更名过程中文化因素受到忽视。通过相关策划和统筹安排，做好政区更名规划，有利于实现更名的科学与合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