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1日是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纪念日。纪念节日不能满足于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的文化表演，其深刻的内涵在于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的民族命运共同体的维护，尤其是民族文化主权的掌控、文化凝聚力的形成和弘扬。
香港回归祖国25年的风风雨雨，让我们认识了很多，更认清了很多，也学会了很多。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面前，我们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都要交好百年巨变这道考题的答卷。这既是新时代对黄河文化的传承，也是对黄河文化的考验。
祖国统一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要标志之一，港澳台回归是国家主权的必然和民族文化的必然。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华民族根本利益所在”，“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一国两制”表达的是骨肉同胞人民至上的治国理念，是民族命运共同体的打开方式。祖国统一不仅是地理疆域上的大一统，还是中华民族文化心理上的大一统。港澳台真正的回归，在于中央政府对港澳台三地的政治主权、经济主权和文化主权的行使。政治上、军事上宣示主权相对容易，关键是文化主权的长治久安，人心向背，人心回归，才是真正掌握了主权的标志。政治、军事上收回国家主权，是打好上半场；文化主权的行使，关键在于打好下半场。
我们最担心的是文化主权掌握在什么人的手中，担心鼓噪殖民地文化霸权主义是否得到有效的清理。有人说历史上一直是以同化外来文化为特征的中华文化，在港台已经被西方文化同化了。我认为这种观点是阶段性的看法。我不否认阶段性的政治、经济、文化殖民，对原住民会有一定的影响和沉淀。但是，黄河文化的拨乱反正和文化修复能力，是要放到历史长河中才能得以验证的。关键是民族意志、民族资本要掌握在中华民族手中，仅仅是文化工具的使用无伤根基。
2022年5月8日，香港完善选举制度后的首次行政长官选举，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任行政长官候选人李家超当选。这是巩固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的一场重要选举，是为确保香港繁荣稳定和“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进一步夯实根基。李家超在竞选政策纲要中，在青年政策方面明确提出加强爱国主义教育，促进香港青年更好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为国家和香港作贡献。李家超说，“我对香港的未来充满信心。只要我们同心协力、砥砺前行，香港定能在‘一国两制’下，全面发挥独特优势，再开新篇”。
即便是台湾久悬海外被外来政权反复统治后形成的孤岛意识，形成了一种有着复杂的历史和现实根源的所谓“台湾认同”。但是这种台湾认同不是完全地与中国认同对立，尤其是在文化和生活上离不开中华文化。当年日本人在台湾处心积虑推行殖民政策40年后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日本在台殖民统治机构“台湾总督府”所编《警察沿革志》将台胞非武装反日运动称为“台湾社会运动”，其总序言中称：“台湾人的民族意识之根本起源乃系于他们原是属于汉民族的系统，本来汉民族经常都在夸耀他们有五千年传统的民族文化，这种民族意识可以说是牢不可破的。”1945年台湾光复，“日据时代”台湾社会民族运动的领导者杨肇嘉说过：“台湾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祖国，也永远不会丢弃民族文化。在日本人强暴的统治之下，度过了艰辛苦难的五十年之后，我们全体台湾人民终以纯洁的中华血统归还给祖国，以纯洁的爱国心奉献给祖国。”
在国际风云变幻中，政治主权的自信离不开文化主权的自信。国家主权的本质和终极目标是人心的回归，人心的认同源于文化的认同，文化的认同源于血脉根亲的认同。长期外族殖民地统治下的民族文化修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完整国家主权的政治主权、经济主权和文化主权“三治并举”，才是治标和治本之道。
一个国家和民族实力的终极表现，是在社会的动员组织能力上。历史上政权成功的经验，都是社会的动员组织能力最大化，即政权取得成功的最大力量是政治组织力。而政治组织力的本质是源于文化和信仰的认同。社会动员组织能力的根本，表现在人心向背上，人心向背取决于组织者的政治组织力，政治组织力源于文化的凝聚力。黄河文化5000多年大一统的文化凝聚力，是中华民族最宝贵的文化、信仰基因和财富，形成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大的政治组织力。大一统下的“一国两制”，就是这种政治组织力在新时代的最好展示。
一、“一国两制”是黄河文化为世界提供的先进政治文明范例
与马克思在19世纪发现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一样，20世纪西方的政客发现了国家文化战略价值，并以文化帝国主义的方式，发动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美国学者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2009年中文版）中认为“全球政治正沿着文化的界线重构。”亨廷顿认为世界走向所谓的“一致”，要消灭不同民族文化的选择、文化的共存、文化的冲突，亨廷顿思想的核心是将来全世界都会采用以美国为统领的英语国家的制度。苏联的教训除了所谓的“社会精英”倒向了欧美外，其“社会基础”的学校教育和社会文化因被欧美洗脑，整个苏联社会失去了文化主权，导致苏联墙倒众人推的前提是文化主权的丧失和国民教育的被颠覆。
在这样一个世界格局背景下，如何做好香港、澳门回归后的治理和收复台湾，并保持香港、澳门、台湾的长期繁荣稳定，如何在行使好“政治领导权”的同时，行使好“文化领导权”（意大利葛兰西用语），这既是主义、理想、信念、智力、毅力的比拼，也是文化合理性的考验。甚至从国内外分裂势力在意识形态领域对我们的围攻来看，“一国两制”争取“人心回归”“人文认同”，不亚于一场争夺心灵领土的“文化战争”。
香港回归二十多年来，我们看到香港的社会稳定面临着巨大挑战，其本质是文化主权和“人心回归”问题。在对“一国两制”的理解和阐释中，围绕“港人治港（澳人治澳）”和高度自治这两个概念，西方政客已无政治话语权，于是以所谓“道德正义性”“法律公正性”进行舆论造势，形成了不同的话语体系，企图为西方殖民主义叙事。因此，在文化主权方面，我们必须给以文化的揭示和理论的解释。
“一国两制”的本质是，“一国”为体、“两制”为用。“一国”为体的“体”，就是赓续黄河文化的民族基因、信仰胎记、精神底色、思想根本、国民利益。对港澳的现代化治区理政，决定我们不能脱离制度。而国体的性质、特点又决定了我们要立足于本民族文化信仰，在培养信仰中培育制度，在培育制度中培养信仰，并在此基础上完善和发展“一国两制”的制度生态，推进港澳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一国两制”这个制度的成本和收益，其性价比是中华民族利益最大化的最优选项。
伴随着中国的和平发展和亟待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全世界都在密切关注“中国主张”“中国行动”。“一国两制”以其新时代民族命运共同体的有效形式，以其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智慧，解决了历史遗留与现实冲突的国家级难题。“一国两制”是黄河文化在新时代政治文明的创新贡献，是为世界政坛开立的新模式，建立的新常态，形成的新格局，带来的新曙光。香港回归以来取得的重大成就，就是最有力的说明。
香港回归二十多年来，香港同胞与内地人民共享了中国改革开放祖国强盛的政治荣耀、经济红利和文化繁荣，也共担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责任和使命。中央政府不遗余力地支持香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促进发展成果惠及全体市民。在输送资源、拉动消费、保障民生基本供应等多方面持续不断地输入，社会各界有目共睹。香港回归后稳稳保持其国际金融和贸易中心地位不变，特别是战胜亚洲金融危机的袭击，这都离不开中国中央政府对香港的坚定支持。同时，香港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利，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保持香港繁荣稳定、实现香港更好发展砥砺前行。香港的繁荣也为大陆传送了有价值的理念、经验、平台。“一国两制”下香港和大陆的共同繁荣发展，是黄河文化为世界提供的先进政治文明的范例。
二、“一国两制”的理论与实践是黄河文化“四个自信”的成功样板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是“一国两制”方针的法律化。法治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法”的约束力本身，而且在于法理阐释的文化叙述、价值目标。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事实”，不仅需要中国收回香港的政治行动，而且需要关于中国在香港回归后行使主权的话语叙述，以及需要传承本民族文化基因的思想行动。也就是说，主权不仅仅是物理的疆域，其更深刻的意义还在于传承本民族文化基因下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构建。在行使国家政治领导权的同时，行使民族的“文化领导权”。
“一国两制”的“文化领导权”，本质是黄河文化的主权。习近平指出：“中华文明5000多年绵延不断、经久不衰，在长期演进过程中，形成了中国人看待世界、看待社会、看待人生的独特价值体系、文化内涵和精神品质，这是我们区别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根本特征，也铸就了中华民族博采众长的文化自信”（《求是》2020年第03期）。因此，“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是黄河文化的精神标识和当代价值在新时代的展现。
炎黄二帝联合战败蚩尤，第一次实现了华夏大地各原始氏族部落的大一统，建立了华夏民族最初的以龙为图腾的全域信仰，尤其是建立了炎黄子孙延续了5000多年的家和万世、国统归一的信仰，从此中华民族走上了5000多年的大一统道路。
黄河文化大一统的国家道路，是有其历史依据和坐标体系的。考古学在黄河流域先后找到中华文明最初的城邦遗址，这是国家道路起点基本成熟的标志。在早期的黄河文化圈内，不仅有丰富的五帝传说和遗迹，还有夏商周三代王朝的国都。中国大一统国家历史自夏禹开创，经商、周、秦、汉、隋、唐、宋、元、明、清，绵延3000余载，形成了人类历史上唯一谱系完整、从未中断的国家道路文化。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继承了大一统的国家体制，确立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的一切发展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制度基础”和“行进道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地为收回香港、澳门做好了各项准备。如今，习近平率领党中央和全体炎黄子孙致力于祖国统一、民族团结、人类进步，推动新时代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扛负起大一统最后一担的责任，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
所有这些道路轨迹，都没有离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铺垫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习近平指出，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定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黄河文化的先民开立了华夏民族大一统的国家制度意念、观念、理念，开辟了华夏民族身份确立的标志，开拓了华夏民族生存与发展五千年的道路，开创了世界独一无二的、中华民族原生态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开建了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海纳百川、包容共济的生存发展模式和文化生态。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逻辑起点和内生动力，形成了绵延5000多年的黄河文化的道路文明。黄河文化道路的内涵，一是以统一古代氏族部落和建立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制度，解决了华夏民族认识社会、改造社会的现实工具问题。二是以血缘、姓氏解决了中华民族的信仰和纽带的历史传承问题。
黄河文化作为中央文化、国都文化、国家文化，长期处于民族文化的主导和核心地位。5000多年绵延不断的黄河文化道路的存在，尤其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独自一路走到今天，这个独特的文明模式，充分说明黄河文化大一统国家道路具有的正确性、先导性、开放性、兼容性、约束性、稳定性、坚韧性、延续性。与世界上其他早期文化相比较，黄河文化大一统道路历经改朝换代、各种革命，依然指导并适应时代的前行，说明它抓住了社会发展的本质规律，这就是它的合理性，因而在历史发展的逻辑中前行。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取得了辉煌成就，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之所以取得如此伟大的成就，原因就在于黄河文化的继承者中国共产党找到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和发展规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18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延续中走出来的。它对于中国的发展乃至世界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黄河文化的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互相伴生。黄河与中华民族相处中，向我们展示的就是黄河文化的利害关系和双重属性。华夏文明形成初期的标志性、全局性事件是大禹治水，也就是说最初的华夏文化起于治理黄河。在对“阴阳”“五行”这两个中华文化底座的探索中，1985年笔者在《中州学刊》发表论文“试探五行思想的产生”，认为五行思想产生于早期的治水实践。
在农耕文化的背景下，大禹治水是华夏民族全流域规模的集体劳作，其劳作范围必须建立在大一统的区域内。从治理黄河起，大一统就是解决华夏民族命运共同体的不二法门。大一统的区域建制也是黄河治理成果的保证，以邻为壑的割裂状态是不能保证全流域黄河治理的。
黄河文化的底层逻辑告诉我们，黄河是世界上发生灾害最多、力度最大的河流。没有大一统的举国之力治河和护河，中华民族难以生存。所以，大一统集中力量抵御自然灾害，这是唯一正确的选项。我们要恭喜和庆幸先人们做出了这个正确的选择和打开方式。中华民族历代治理和利用黄河的活动告诉我们，离开大一统，黄河不可治理。黄河没有治理，大一统就不会存在。因此说，黄河的自然生态决定着黄河人文生态的存在，黄河的人文生态决定着黄河自然生态的和谐。所有这些，都是以大一统为条件和结果的。
进入封建社会后，在“天下秩序”结构和制度等社会核心问题上，中华民族形成了历史悠久、幅员辽阔、民族众多、文化统一、思想共通、文明共同体的天下观。
在中华民族和国家“大一统”的道路上，最初付诸实践的是西周一统天下的分封制，其形式是“一国多制”。分封制是周朝统治者对大一统国体制度的理论设计和实践。周朝一位士人在《诗经·小雅·北山之什·北山》中写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此诗有意无意之中让我们看到了大一统理论在士人中的最初觉醒和概述，这让我们对当时的大一统理念有了“士觉”角度的认识。
春秋战国时期，黄河文化历史上发生了第一次理论大爆发，尽管春秋战国时期的士大夫们思想主张各有不同，但是诸子百家对大一统却有共识。尤其是以儒家、道家和法家为代表，纷纷提出了维护大一统的主张，对大一统的理想，均作出了理论的贡献。特别是孔子在西周大一统下的宗法制度和疆域体系基础上，提出了“天下大同”的社会思想底框，那么制度层面和意识形态层面的大一统格局就已经形成。
当然春秋战国的先哲们对家国大一统理论认识和治理操作层面的论述，尚显简单、朴素。然而在此基础上，后人才有机会对大一统理论内生逻辑层面的挖掘，对大一统核心理念是黄河文化和合凝聚的认识与论证，对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的中华大一统的国家体制，作出新的论述。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伟大的建设成就告诉我们，新时代的黄河文化形成了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主要标志、核心灵魂和重要组成部分。当代黄河文化的理论自信来源于历史正确的传承，以及现实的科学性、正确性和有效性。黄河文化的博大精深和在世界四大古代文明中的“特立独行”，揭示了我从哪里来、我往哪里去的学理、道理、原理、哲理。黄河文化的理论生态、伦理体系、社会结构，为“一国两制”奠定了历史文化基础和中华民族意识形态基因，为“一国两制”的理论自信，提供了论点、论据和论述的支撑。
黄河文化的理论构成丰富多彩，其中有两个重要的终极理论构件，就是天下观和伦理观，构成了中华民族最初的文化信仰，也是在黄河流域的自然生态中，最适宜人们生存发展的人文生态。
运用理论判断或评价一个社会制度的好坏，一是看其合法性，二是看其合理性。合法性决定其生存，合理性不仅决定其生存，还决定其生长、发展。尤其是合理性决定了其定位、路径、流程、节点等可操作的运行逻辑，这是理论自信的基础。
中国古代的天下观，对古代中国人在地缘空间、民族交融等方面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通过天下观，我们看到华夷观念在少数族群融入华夏民族的过程中，华夏民族虽然保持着高度的统一性、包容性和主体性，但是最终还是形成了民族大一统的理念。从“华夷”两分，到“华夏”的大一统，天下观由最初的血统、种族和地缘模式，演变到文明和文化模式。尤其是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天下观的主要范式是文化，以文化之。也就是说，在形成了大一统“地理中国”的前提下，更重要的是形成了“文化中国”“理念中国”。即便是偏居西北的少数民族，如潮来潮去地进入中原，甚至称王成帝，但是变的是主政的帝王，不变的是大一统的体系和结构。顾炎武认为朝代灭亡仅仅是换了一个皇帝，这叫“亡国”。但是如果统治是要更换原来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文化，这叫“亡天下”。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古代边疆少数民族前仆后继进入中原的这种内在客观事实回避不了，中国已经形成的大一统规律也改变不了。只有中国共产党建立起的各族人民大融合大团结，才彻底摆脱了中国内部民族纷争的这种周期率。
黄河文化以农耕经济为基本形态，其生态特点是没有侵略性。中国是唯一一个依靠自身发展，而不是依靠侵略扩张、掠夺殖民地崛起的大国。我们看到，中央政权除正义性地保卫中原时的武装外征外，整个中国古代很少有无故征伐周边“四夷”的历史行为。黄河文化最初的“华夷之辨”，逐渐形成了“华夷一体”“夷夏互变”的共识。无论华夏还是夷狄，有“道”有“德”而入主中国，即为正统与合法。因此，其价值理念的重要性、天人关系的正统性、社会治理的协调性，都有了合理的落脚点和支撑点。“有德者据天下”“天命”“天道” 的理念，适用于所有统治民族身上，这就为边疆民族政权和入主中原的边疆民族王朝及其统治的合法性提供了理论依据。
这里还有一个微妙或称玄妙的理念，中国古代只有大一统的领导人才能称“天子”，这就是天下观。天下是高于国家的，天子可换，大一统不能灭。这就从另一个角度验证了陈寅恪所说：“即国可亡，而史不可灭。国亡然能有史，则殷鉴不远。从善去恶，国可再建。如无史，何所鉴戒？何所取法？华夏民族无从因袭，将不复存在矣。”
从伦理观角度讲，黄河文化给中华民族提供的具有说服力的自信，就是确立了民族文化的底层法则和底层结构，形成了血浓于水的伦理孝道生物纽带和精神纽带，以及伤感于悲欢离合的民族情绪和历史记忆。中华民族的整体心理承受和每个人的心理感受中，揪心断肠的骨肉生离死别、难舍难分，这种血脉亲情是割舍不掉的，是让人们最难以承受的。尤其是血浓于水、砸断骨头连着筋的牵挂，形成兄弟阋于墙外御其辱地保家卫国情怀。任何分裂家国都是不可接受的，这是人的基本行为准则，这是中华民族最基本的人性，这就是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的最深刻内涵。时至今日，每当国家和民族遭到欺凌和侮辱的时候，黄河文化的基因和力量必然会引起全国人民的群情激愤，你就会看到大一统的中国天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地同仇敌忾，充分展示出黄河文化中华民族的集体意志和精神国力。
1919年位于社会底层的青年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发表很有代表性的民意呼声，“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这种代表着群众性的觉悟，就是有着家国情怀的民众思想的真实写照。可以说，几千年来，大一统一直是执政者“自上而下”的清醒，也是全民族“自下而上”的觉醒。回顾经典理论，借用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的论断原理，黄河文化大一统的不可战胜，是中华民族血脉根亲的实质和内在规律所决定的，我们的民族力量是决定胜负的主要因素。
黄河文化这种血缘根亲的生物纽带、精神纽带的价值和意义就在于，血缘基因是任何力量不可替代和取代的。这种血脉根亲的心理依赖、族群凝聚的心理机制，既形成了民族大一统的稳定性，又形成了民族繁衍生机的整体流动性。四大文明古国只有中国独存于世，这个颠扑不破的历史事实，很好地诠释了黄河文化和合凝聚的合理性，这也是“一国两制”理论自信的最好注脚。
我国自古就幅员辽阔，多个民族在这里繁衍生息，各民族之间经过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发展成为完整的不可分割的中华民族共同体。黄帝被视为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相传他有25个儿子，分别得12个姓，后来的唐、虞、夏、商、周、秦都是这12姓的后代。不仅中原的汉族这样说，周边的匈奴、鲜卑、羯、羌、氐等少数民族，也都自称是炎黄的子孙。这种多元一体的格局，为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思想提供了历史逻辑。中华民族在黄河文化四海一家、华夷一体这个最高纲领、基本法则的“中国共识”下，形成了大一统的国家制度。
黄河文化国体制度的特点，不管是“君权神授”的世袭传位，还是“受命于天”的逆袭上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存的人们，无论出身什么民族，都认为自己是炎黄子孙，都认为自己是承正朔、继大统的子民。不论是哪个民族当朝为政治理国家，都认为自己“宅兹中国”，是在治理大一统的中国。在几千年的国家体制轨道上，形成了牢固的思想秩序和行为秩序。夏商周秦汉，都是如此。即便是战国时期出现短暂的大一统国家体制内的纷争，但是在纷争中坚定的大一统制度定式，为秦始皇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上分裂的大动荡，造成民族冲突尤为剧烈。虽然在中国大地上走马灯一样的政权轮换，但是诸政权却是均以华夏正统自居。接下来有北方少数民族血统的李唐王朝，北方契丹族建立的辽朝，女真族建立的金朝等，都自称是炎黄子孙。此后元朝的《元典章》明确表示，黄帝是他们开天辟地的先祖，自己也同样是炎黄子孙。元世祖忽必烈以五经之首的易经中“大哉乾元”之意，定国号为“大元”，延续了中国改朝换代的传统。元朝首都元大都定都北京，中央王庭还是在原来的中国境内，国家的统治者只不过是民族的更替。清初皇太极继位不久便提出满汉之人，均属一体。清世宗雍正皇帝亲自编撰《大义觉迷录》，指出华夷大一统，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弃之，与民族无相干。竭力宣传大一统的民族观，坚守德治文化理念的轨道。
而且，非常重要的是，兄弟民族之间，彼此也是互相认可。比如南宋统治者给金国的公文，称金国皇帝为伯父。元朝统治者曾编修的《辽史》、《金史》、《宋史》，承认之前和自己类似政权的正统性。占人口多数的汉族也以炎黄子孙的根脉之情承认少数民族的政权。汉族人明太祖朱元璋登基发布的天字第一号重要文件——祭天诏书，承认自己推翻的是中华正统朝代元朝的正统皇帝，承认元朝是代表中国的。所有这些，都充分印证了董仲舒提出的“春秋大一统”思想，其根本特征就是文化思想的统一。董仲舒曰：“《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
实际上古代西周的分封制，就是建立在大一统基础上的“一国两制”，其他各朝代的藩封制，也是类似的“一国两制”。历史上的“一国两制”，曾经对大一统中央政权的稳定和治国理政作出过重要的贡献。即便是分封制下的个别诸侯王有二心，他们的二心也往往是觊觎大一统的统一领导权，希望成为大一统的主宰。争当大一统的天子是诸侯王最高理想和目标，其目标价值是谋求执政权的上位，而不是诸侯国分疆裂土在大一统的缺位。篡权篡位者不是要分裂中央政权，而是要取代中央政权。因此我们看到的“礼崩乐坏”往往是诸侯王的僭越行为。在周代嫡长子继承和左昭右穆的国家政权体制下，篡权者被认为是非正统，因此其政治行为在道德评价上是处于被谴责地位的。这是藩王作乱的本质。
中国历史上走马灯一样的朝代更迭，一个国家的体制从未改变，“国可灭史不可灭”，朝代可以更替，大一统的历史不可灭亡。所有中华儿女在大一统的国体制度上不脱轨、不乱轨，形成了大一统下民族、国家与人民的立场、观点、方法。新中国成立后，延续大一统的国家秩序，新中国成立70多年的中华崛起，尤其是百年巨变、世界动荡、全球抗疫，让全世界都看清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大一统国富民强、蒸蒸日上、活生生的现实，告诉人们大一统所具有的历史凝聚力和现实生命力。
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国体制度文化的根文化、母体文化，大一统的国家制度就是派生于根文化、母文化的。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大一统的国家制度更是成为中国的立国之本，兴国之策，护国之魂。尤其是秦汉中央集权制强化了大一统国体和疆域的稳固，维系了中华大一统国祚的延续，甚至大一统成为国家政权合法性的标志。“一国两制”国体文化逻辑身份的合法性、逻辑身世的合理性、逻辑身基的合规性，无不充满着黄河文化大一统的基因和运行逻辑。
不同于欧洲强调独立的海洋文明，黄河文化是强调大一统的大河文明。中国5000多年的大一统是有其内在逻辑和规律的。黄河文化农耕文明是一种综合性要求极高的生存与生产方式，各种知识、技术和人力的组织合作，形成了和合凝聚的基本社会存在法则和人们的心理认同、思想约束，在中华民族形成了大一统的文化基因和最高精神信仰。人们在战胜天灾和外族入侵中，形成了大一统下国富民强才可自保的朴素共识，看到了大一统集体共识与力量的价值，这既是大一统国体制度体系的最大公约数，更是大一统国体制度的最大约束力。同时，“书同文”（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表意文字）成了维系大一统的非常有效的心理理念和物理工具。
大河文明黄河文化的终极特点，一是5000多年黄河文化抵御天灾人祸的共同社会活动，构成了黄河文化血脉根亲的共同价值观，没有民族分裂的文化基因，形成了中华民族大一统的民族秉性。二是黄河文化和合凝聚的底层法则和成功经验，决定黄河文化只有大一统的文化功能。三是大一统文化积淀形成的文化习惯、思维惯性，绵延数千年文字积累下的厚重历史记忆，源源不断地提供大一统的物质榜样和精神营养，培育了一代代具有家国情怀的仁人志士，塑造了文化大一统的稳固定式。
放在历史的长河中看问题，就会发现历次大一统与分裂的较量，最终是文化内力的较劲，胜利者一定是大一统的文化。政治和军事是管行动的，只有文化才是真正管思想的。黄河文化大一统国家制度的基本价值观底线，也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大一统延续不断的行为逻辑，更是5000多年黄河文化历史告诉我们的结论。因此，任何分裂中国的企图，都会引起人神共愤，会受到来自各方的抵制和惩戒。社会上的绝大多数，是5000多年凝聚起来的民族文化力量，必然会在大一统的目标上拨乱反正、惩恶扬善，匡扶民族的正义。这种中华民族黄河文化的底蕴，在历史进程中是独特而有力量的。这个道理用中国民间俗谚形象地讲，就是“树根儿不动，树梢瞎摇”。
“一国两制”的文化自信源于黄河文化的“根部意识”。中共中央政治局2022年5月27日下午就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进行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是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也是中国文化创新的宝藏。
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身份的确立和民族文化主权的宣示，代表着中华民族的集体性格。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黄河文化立足农耕文明，在中华文明的原点和支点，根实苗壮，开枝散叶，历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赓续，历经制度、道路、理论的检验，黄河文化始终不忘初心、守正创新，以其从实力走向胜利的独特的魅力屹立于世界的东方。总结这些优秀文化背书的“一国两制”，我们看到：
一是历史性。在大一统的天下观引领下，“四海一家、华夷一体”文化自信的确立和发展形成了一个连续的过程。即便是遭受挫折的时候，它都是一种信念、毅力和意志的坚守。甚至近现代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有着5000多年连续不断的大一统中国，依旧不畏强权，即便是浑身伤痕，也前仆后继，以血肉之躯慷慨赴死的豪迈，维护了大一统的中华国运。5000多年黄河文化让我们看到的是，大一统和伦理信仰对历史的穿透力是鲜活的。
在黄河文化的大潮中，不管是前浪还是后浪，中华民族的“安身立命”都是在黄河文化的历史延长线上展开的。黄河文化开创的中华文明的文化态度、文化动力、文化定力，形成的文化基因，决定了所有生存在这个疆域里的后代“精神不死”、一脉相承。黄河文化开创的大一统主体意识、本位文化的确立，一经形成，万古不灭。
二是包容性。黄河文化以黄河母亲的胸怀，以海纳百川、包容共济的文化生态，母爱怀柔六合，父爱安抚八方，“协和万邦，和衷共济，四海一家”。从夏商起，少数民族兄弟就不断与中原地区民族通文、通商、通婚、通好，甚至通祀、委权，中华民族早已形成了多民族的结构和体系。各民族的兄弟轮流执掌中央政权，珠联璧合，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费孝通先生认为，多元一体的民族格局，决定了民族融合与国家统一、民族利益与国家利益的根本一致性，而且巩固国家统一和加强民族团结是各民族人民的最高利益。
三是广泛性。除正史文化主流传承外，乡村文化、市井文化也在民间广为流传。比如《三国演义》，讲分分合合的最后一回是“三分归一统”。这种历史的记忆和教化，形成历代全民族坚定的大一统文化依赖和自信。不论是官家还是民间，都形成了大一统的精神寄托、族群依赖和文化定式。这种文化定式转化成历史的大势所趋，历代国人对这种趋势的贯彻是非常坚定有力不容反噬的。触碰中华民族大一统的情感底线和文化精神，这种分裂的邪恶和伤口，必然会得到全民族的情感纠正和历史文化的修复。甚至是在社会上各种矛盾聚集和爆发时，大一统依然是全社会压倒一切的最有号召力、最响亮的口号和最有凝聚力的共识。
“一国两制”的文化自信源于黄河文化的“头部意识”。信仰和价值观是决定人心所向的“头部意识”。世界上其他神权宗教号称一神教，然而随着一神教分为不同教派，其精神统领就发生了变化，甚至因宗教的纷争转化成民族的分裂。黄河文化培育的中国精神领袖，对各个民族意识形态具有强大的收编能力和统领全民族精神的稳固地位，建立起了真正统摄人们灵魂的信仰，5000多年黄河文化的精神大一统伴随着国家大一统一路同行。
5000多年农耕文明黄河文化的中华大一统，除了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稳定，文化结构也是稳定的。黄河文化最大的特点，是原住民文化内生定力的深厚强大。外来文化进入中国，必须借助黄河的文化工具来进行沟通对接，在这个沟通对接过程当中，外来文化就被黄河文化给同化了，这既是黄河文化强大底蕴的内力所为，也是唯一的根本的经验。比如第一次外来文化大规模进入中国的是佛家，佛家进入中国时经历了格义、立教、创宗三个阶段。其中在格义时反复比量概念，说不清的只能借助于庄子的一些论述来翻译佛经，所以，“有、无、无常”等众多的佛家用语都出自《庄子》，以至于人们读《金刚经》如读《庄子》。唐时佛学家，还曾经以八卦之理，解释佛家《华严经》。甚至佛家“静中思虑”为修习的方法演化为中国特色的本土佛教禅宗。此后历朝历代都有不同的文化不断地进入到中国，其结果都如同佛家一样，都被黄河文化吃得下、化得了、存得住。当然，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或阶段内，外来文化可能会取得局部的占上风，但是放在历史的大格局和长河中看，最终还是由黄河文化起主导和决定作用。我们今天探讨这些问题，本身就是一种黄河文化的自觉和黄河文化的力量对外来文化的一种化解，而且参与这种化解的有觉悟人不是个别现象，是普遍现象。
黄河文化的核心凝聚力，一直是政治家们关注的课题。血脉根亲的伦理文化和大一统的国体制度文化，在家国的两个维度，表达了黄河文化的主体特征与内涵。历史悠久、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的大一统中国，是依靠黄河文化的信仰和共同价值观这个最有效的黏合剂连接起来的。中国2000多年封建制度下，多次形成“一国两制”的国家制度文化实践。在大一统的旗帜下，国家依旧统一，民族依旧团结，这种历史的检验和经验，是对黄河文化下国家制度文化的历史肯定。这种历史肯定，无疑坚定了我们的文化自信。
然而，保持文化定力，不是躺在历史的回忆上睡大觉，而是每日坚定、自觉地赓续文化香火，这是5000多年中华文明传承的最主要的经验。“一国两制”的文化自信，不仅仅是对黄河文化的历史回顾与致敬，其更大的价值是对民族信仰的传承。“一国两制”是世世代代中华儿女在回忆历史乡愁的基础上，打造的一个新的当代乡愁，国还是我的国，家还是你的家。“一国两制”这样的文化信仰、文化自信与文化认同的价值观，充满了同根同祖同源、和平和睦和谐的立场、智慧和力量。其内核是黄河文化的信仰与传承，在国家主权和思想文化认同的基础上，其外在管理制度可以是灵活的方式与方法。
从信仰崇拜角度讲，与西方的上帝型文化不同，黄河文化是伦理型文化，其民族和个人的情感黏合度远远高于上帝型文化。黄河文化本身就是个最大的信仰。信仰不是狭隘的、单一的、一个所谓教派或者是一个神祇，而是驱使人长久的万众一心的那种力量。长时期同心同德的这个大一统就是信仰。从黄帝统一各氏族部落建立最初的大一统，到今天5000多年了，这种矢志不渝的大一统，就是中华民族的信仰。黄河文化和合凝聚的内生逻辑，共同的血脉根亲伦理，共同的炎黄祖先信仰，形成了共同的大一统的文化观、信仰观、价值观、疆域观、天下观。
古今中外，所有的人都有社会身份确立和认同的基本问题。黄河文化的独特魅力就是中华儿女都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来的，往哪儿去的，凭什么来的，凭什么走下去的。炎黄子孙所有的一切、生存发展的基础和基因，都是父母祖宗传下来的，后人才有机会走到了今天，今人才有可能继续传承下去。所有的血脉根亲的道理就在于此。这就是中华民族文化最底层法则和最基本的道理。这种血脉根亲的烟火气，即是植根于人们心灵的文化，又是普世遵守的信仰。
历史上，中华民族的意识形态就是建立在伦理文化基础上的根亲信仰。中国人的人伦、家庭、族群观念强烈，甚至“家比天大”，上要对宗族负责，中要对父母负责，下要对子女负责。因为伦理文化是炎黄子孙的共同教化，因而根亲信仰就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代代相传的决定性因素了。当代中国，家国意识依旧强烈，代表着对黄河文化传统的坚守。在家的层面，每年春节的回家过年，这个全世界最大的人口流动现象，标志着血缘根亲信仰的继承。在国家的层面，祖国统一、民族团结是全体炎黄子孙矢志不渝的信念，这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信仰。歌曲《我的祖国》能够传唱至今，经久不衰，因为有着跨越时空的“红色基因”，这就是信仰的传承和力量。侵朝“联合国军”总司李奇微称中国人民志愿军有着坚不可摧的谜一样东方精神，这就是保家卫国的信仰。同样，黄河文化也传承着大一统的优秀基因。中华民族正在调动一种特有的历史的光荣与使命、神圣与庄严，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这种信仰就是大一统的力量。这个信仰，可以用一句话概括——除了大一统的结局，我们已经无路可走。
黄河文化的自信，既是历史文化的自信，也是现实文化的自信。在针对香港回归的准备时，邓小平就指出：“港人治港有个界线和标准，就是必须由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港人治港”（“澳人治澳”）的“港人、澳人”，首先是大一统下中国人的血脉根亲态度、文化信仰，这是其核心价值观和民族身份认同的基础底线。1984年6月23日，邓小平在接见钟士元等港英政府“两局议员”的谈话中，重点针对香港华人在长期殖民统治下形成的“文化软骨症”开展政治教育。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特别强调香港人要有作为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香港人首先是中国人。香港过去的繁荣，主要是以中国人为主体的香港人干出来的。显然，邓小平对文化自信是非常坚定的，对文化主权的让渡是非常警惕的。失去了文化信仰，就失去了我是谁的根本身份，失去了维系民族的价值观，也就失去了民族的独立。我们坚信信仰和价值观，我们才会有生存与发展的立足之地、可行之路。否则，殖民地的悲苦，人民的痛楚，将是抹不去的伤口。
二战以后，全球进入相对的和平时期，各国纷纷寻找合作伙伴，力求资源共享、共同进步。实际上欧盟也是寻求欧洲命运共同体的模式，只是被狭隘的地缘政治和代表盎撒人、犹太人利益集团的美英政客控制和利用，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对立面。此外，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南南合作等许多国际合作组织也都是区域命运共同体。只有中国的方案是覆盖全球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如今，世界各国之间的交融与较量，其本质就是生存与发展模式的交融与较量。中美交锋和俄乌战争，本质是在生存权、幸福权的较量中，在社会的制度、信仰和价值观等方面，教育了全世界人民，以保卫占世界人口20%的白人族群现代化为主的所谓“华盛顿共识”，其核心就是对占世界人口80%的后发现代化国家和族群发展权的限制，实质是对这些国家和族群生存权、幸福权的剥夺。一句话就是不允许中国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平发展的伟大复兴。温铁军教授指出，人类的基本特性是贪婪，目前尚无思想体系、理论体系、制度体系来予以约束。我们则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和理论，就是打破贪婪宿命的“中国方案”。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完善，坚定维护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回顾黄河文化的轨迹，与汉唐盛世相比，汉代引领的是华夏民族命运共同体，唐代引领的是华夷民族命运共同体，中国共产党这一次引领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在不同维度上的递进。
20世纪70年代，被誉为近世以来最伟大的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与日本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池田大作讨论未来世界发展方向时，对中国的发展做出了理性的判断，认为中国文明将为未来世界转型和21世纪人类社会提供无尽的文化宝藏和思想资源。汤因比心仪的东方文明，不是在那个时代经济上升和物质繁荣、技术高度发达的日本，而是依然在“文革”中徘徊、物质生活依然相当贫乏的中国。然而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是汤因比所有判断的基础和支撑。汤因比认为中国人在漫长的历史中已经证明了依靠文化和文明的力量可以将亿万人民根据文化情感纽带的联系而组织在一个以天下主义和世界主义为文明基准的国家。汤因比坚信一个历史上一直是和平主义和世界主义为取向的天下文明也将在21世纪成为全人类的共同精神财富。未来的人类只有走向一个“世界国家”，才能避免民族国家的狭隘，才能避免民族国家因为狭隘国家利益追求而带来的人类社会的灭亡。而人类社会要过渡到一个“世界国家”，西方社会是无法完成这样的任务的。
在解决世界各国丛林法则弱肉强食的“后遗症”中，“一国两制”是黄河文明大陆秩序下形成的国家体制，其本质是主权国家收回殖民地后，解决内部阶段性分歧的多维设计，与二战后掠夺殖民地的海洋秩序有着本质区别，这是人类历史中国家体制的一个全新解决方案。黄河文化的基本性质、价值、特点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是各方利益休戚与共的共同体，是正和博弈，不是零和博弈和负和博弈。因此，“一国两制”不仅是历史上的先进性文明代表，也是现实的先进性文明代表。
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指出，世界各国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要穿越惊涛骇浪、驶向光明未来，必须同舟共济，企图把谁扔下大海都是不可接受的。毋庸置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立有利于人类更好的和平、健康、可持续发展。对此，理念的共识与共赢的行动缺一不可。从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的理念上看，无论各国的政治制度多么不同，人类在发展理念上其实并无本质差别，和平、公平、自由、健康、幸福等似乎都是大家共同为民追求的目标。
当代中国人的天下观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是一个整体，地球是一个家园。面对共同挑战，任何人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人类只有和衷共济、和合共生这一条出路。“一国两制”传承了产生于黄河文化的中国古代“海纳百川、包容共济”的历史智慧和“大同世界”的胸怀格局，融入了新的时代内涵，既是维护开放型世界经济体系，实现多元、自主、平衡和可持续发展的中国方案；也是深化区域合作，加强文明交流互鉴，坚持互联互通、开放包容，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中国主张；更是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功实践。
“一国两制”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的理论探索和实践范例。“一国两制”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百年大计、千年工程。在黄河文化的格局中，“一国两制”“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着力点，承接的是四通八达的文化交流与脉络，担当着历史与当代、中国与世界、文化与经济沟通的功能。新时代的黄河文化正在把握这个千年复兴、百年变局的重大历史机遇，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行稳致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