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的提出，可以早至1967年Goldmark担任美国哥伦比亚广播电视网技术研究所所长之时。我们现在所说的新媒体非常显著地以智能手机的出现为契机，尤其是ios和Android两大手机操作系统的诞生，给陆地行走的新媒体装上了飞天的火箭引擎，智能手机牢牢把握住新媒体的发展方向。
在当下，因为终端变化导致碎片化阅读盛行的时代，钱江晚报《人文读本》和《文脉赓续》坚持深度报道讲好故事，以优质文本彰显文化报道的核心价值。
我们理解，文化报道不同于一般的新闻报道。它并不特别注重时效，但是置入历史的视野中，它一定是及时准确地反映时代的；文化报道的对象并不显性，需要文化记者持久的关注与探寻，才能拨开时代的纷繁，露出其美妙的身姿。所以，文化报道是传统媒体在新媒体条件下生长的“抗倒伏良种”。它不用跟新媒体拼手速，因为时代需要文化报道，传统媒体擅长做火候要求高的文化大餐。
1.原创性。一个社会热点爆发以后，传统媒体当然也无法免俗，通过网络抓取散装信息，拼凑成一篇报道，快速在新媒体上发布，貌似也可以收获不小的点击量。但是这样的点击量是效度很低的，因为大家都在收割流量，并没有在读者心中留下半点印象。而一篇成功的文化报道，可以成为别人甚至别的媒体心中的新闻事件和话题。
2.转载量和生命周期。一篇耗时几周甚至一个月的报道，其流量可能还不及用半小时拼凑的一篇明星离婚稿的1/10。但是转载量和在网络上持续存在的时间长度，则能够相对准确地反映报道的影响力。
2020年4月12日，钱江晚报全新改版，推出《人文读本》，每个周日，“不一样的时光，从人文读本开始”。
社会节奏“慢”了下来，基于这样的现实，钱报全媒体文娱中心在无数次讨论后，决定推出一叠周刊，每周一期，每期8个版，其中“文化故事”栏目，用3个版讲述一个故事。在第二、三版的栏目头上，有一行小字：一座城市，一个故事（一种生活）的再发现，捻开细看。捻，慢动作；细看，长久的凝视。我们希望读者在“慢”社会中“慢阅读”，这几乎可以说是传统媒体的“逆行者”。第一年诞生了49个文化故事。刚刚过去的第二年，我们已经写了100个文化故事。
在齐白石、黄宾虹的花鸟画展中，寻找当下生活的天然意趣；重走电影人夏衍、国学大师姜亮夫、浙图老馆长张宗祥、书法教育家陆维钊走过的“路”，他们的精神给这个时代留下了什么；在夏承焘的日记里，发现一代词学宗师和吴家父女30年的传承接力；在一幅不起眼的“西湖会议”油画中，发现北山路百年前的隐蔽故事；我们认识了在杭创业的B站青年，新一代西湖石窟造像的守护者；在电影停摆百日后正式复业之时，回望和调查；在虾米音乐告别后，体察背后的无奈……
《人文读本》的定位，是在新闻性中寻找文化故事，但故事性是第一性的，新闻性是第二性的——它不是那么急需，我们最想知道的，是文化背后的“为什么”和“怎么样”，这需要写作者串珠成链。我们放弃了原来短平快的“发稿”，跑了很多店，找（买）到原材料，跟良渚人一样，拿起燧石，在一毫米里刻五根线，我们开了一个小作坊——这个时代应该也需要这样的小作坊。
例1：2020年7月26日刊发的文化故事《林散之与王冬龄》。
这篇报道的线索，来自记者的朋友圈，没有新闻性。2020年7月，著名书法家王冬龄在工作室偶然翻出了“当代草圣”、他的老师林散之50年前给他写的信，现存13封，还有两人临的字课，聊天时写的纸条，时间从1968年两人初识到1989年林散之去世，延绵21年。
在朋友圈里看到王冬龄发布的照片与文字后，记者第一时间前往工作室，独家专访王冬龄，听他讲述每一封信、每个字背后的故事。该文受到全国书法界、艺术界、学界名家的好评，因为独家性和可读性，文章在今日头条客户端、网易新闻客户端、微博等平台渠道累计阅读量过千万。
这篇报道颇为难写，13封信，没有长篇大论，没有宏大叙事，没有惊心动魄，依靠坚实的采记和大量背景资料的搜集，以小见小，逼近两代书法家之间交往的那个年代，唤起读者对时代和师生关系的回忆，验证了内容依然是作品核心的理念。如果历史地看，两位书法家之间13封信的新闻性，就是当代性。
例2：2021年3月28日《层层打开中华多元文化的一个侧面——三星堆填坑记》。和上一例相反，这是一个有巨大新闻性背景的文化故事。
2021年3月，时隔35年，央视开启对三星堆遗址考古的直播，官宣发现了6个新的“祭祀坑”。此时，关于三星堆的金面具、“外星人”等花边消息已经刷屏，普通人陷于其中，已经无法判断真伪是非。专业记者必须要有自己的眼睛和判断，喧嚣和热点中，如何杀出一条血路？
记者通过中国丝绸博物馆的文保科学家周旸进入三星堆考古现场，又几经辗转，采访到现场实际领队冉红林，从一个85后考古人的考古日记切入，回到2019年12月2日的那个下午，用纪录片式的叙述方式、文学的语言，冷静还原6个祭祀坑发现的全过程，纠正了“35年后才上新”的普遍错误提法——大部分媒体用“时隔35年三星堆重启考古发掘”。同时，创新采用时空交叠的蒙太奇手法，用考古现场的真实发现，拾起所有碎片，铺开另一条线索，追问一系列未解之谜——3000多年前的那个日子，古蜀人焚烧了什么？当时发生了什么？
该文在钱江晚报人文读本和小时新闻客户端刊发后，得到了全国考古界的关注和转载，阅读量近50万。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宁远评论：没想到目前关于三星堆最为深度的报道，居然来自一个浙江媒体。
冷静客观，由碎而通，一份材料说一分话，在喧闹围观的新媒体时代，体现了新闻媒体在专业文化报道中的分寸和价值，依然是内容取胜。
2022年4月，钱江晚报记者拜访93岁的毛昭晰先生
2012年4月13日，钱江晚报推出系列报道《文脉——浙江文化名人访谈录》，冀汸、赵麟童、赵延年、金普森、全山石、宋宝罗、周大风、汪世瑜、肖峰……两年，70位浙江文化界各个领域的宗师级人物，通过记者的访问，跃出各自的专业范围，出现在大众面前。时隔10年，2022年4月16日，我们重续文脉，开启了《文脉赓续》大型融媒体报道。这一次的创作思路体现在“文脉”二字上，也体现了钱报文化报道对核心价值的选择。
去年8月，浙江省委文化工作会议在杭州召开，会议强调要在“十四五”期间，在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背景下，准确把握浙江文化工作面临的形势使命、目标要求和主要任务，加快打造新时代文化高地，构建起以文化力量推动社会全面进步的新格局。我们根据自身特点和报道优势，以“传承中华文脉”和“展形象”为切入点，策划《文脉赓续》大型融媒体报道。
《文脉赓续》立足于当代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适当上溯至近现代，通过寻访当事人、相关人，显现根在浙江，同时具有全国性甚至国际性影响的、可以作为浙江文化名片的人物、家族、宗派——这不是名人访谈录，不一定是一个人，更多的是群像。
我们希望摆脱文化传承的困境。浙江的历史文脉，学者一直都在梳理，各种形式的成果，很多是重复堆积。可以说，基于文献学的历史文脉，并没有太多的空缺，而对于历史文脉的当代价值和时代转化，却一直停滞不前。这是目前文化传承的困境之一。
而当代文脉的梳理，也存在一些误区。一是历史感的缺失。人往往崇古，重视历史，而对于最有可能触摸到的当代/当下的文化人事视而不见，习焉不察。实际上，把当代放在中国历史更长的河流来观照，它必定是更恢宏阔大的一页。写作者若是没有建立起宏观的历史概念，往往会演变成名人故事的写作，作品变成谈资，而不足以流传，不足以彰显文脉。二是细碎化。如果把社会看成是一个地理概念的话，她的文化脉络却无法像地理上的高山大川那样容易把握。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时代的记录者，要有高的站位和视野，才能找到时代的文脉，将其显影。
因此，《文脉赓续》努力塑造真实清晰的当代浙江文化形象，将报道放置于中华当代文脉的大图景中；全面、结构化地梳理当代浙江的文化，报道真正代表浙江的文化人群——他们生活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但各有精专；报道必将化为历史的重要印记。
试举例。第一期的故事主角——毛昭晰，浙江省文博事业的开拓者、全国著名的文化遗产保护者，很多老杭州都知道这位“毛老师”，有一位读者在小时新闻留言：毛昭晰已经十多年没有出现在媒体上了——换言之，没有新闻性。
毛老师93岁高龄，不便长时间接受采访，而网络上的“人生成就”，被书写过的“历史”，并不是我们要的“原材料”。通过采访他的家人、同事、朋友、学生、邻居……历时几个月，打破对一个文物局长的所有刻板印象，重新梳理人物脉络和故事，还原一个人——真实的人，书生、局长、父亲这些身份之间的反差，思考他对于当下文物保护和城市发展的精神价值。正如封面所言：
毛昭晰所抗争的对象，实际上是中国城市发展走过的一段弯路。杭州的城市竞争力得益于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但之前也走过弯路……以上这些事，女儿都是从外面听来的。爸爸在家里很少说。对于家里，夸张一点，家里哪怕房子坍掉，爸爸也不会管。
女儿经常在想，你一辈子都在干什么，从来没有为自己多考虑。他连足球都要管。有一年两会上，这个几乎不看足球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领衔提交了议案，建议司法介入查处球场“黑哨”。
文章在国内文化界触动各方回忆。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报总编辑李让、浙江省老省长沈祖伦、浙大城市学院院长罗卫东等文化界大咖发来了长长的读后感，浙大两个学院官微转载，小时新闻的文章阅读量达到50万。
“毛老师是我尊敬的前辈师长，亲自把我带上了文物保护的艰难之途。”原浙江省文物局局长鲍贤伦给记者发来微信，“我读了，始终都含着泪。谢谢你。”
2020年5月，钱江晚报记者在杭大新村采访，图为绿植绕墙的杭大新村。通讯员毛静雯摄
5月8日，《文脉赓续》推出第二期《志在书中》，这一期的故事有“新闻性”：时隔41年，中央再次出台古籍工作的文件——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对新时代古籍保护、整理、研究、出版工作作出了全面部署。而杭大古籍所，前有姜亮夫、蒋礼鸿、郭在贻等老一辈学者，后有他们的学生张涌泉、王云路、傅杰、刘跃进等著名学者，张涌泉和傅杰是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明年，也是古籍所成立40周年。很快，我们定下了这期文脉的主角，不是一个人，是一群人——杭大（浙大）古籍所。以杭大古籍所为中心，展现古籍所的学术传承，在中国学界的地位。
但是，这样的“新闻性”，似乎又不符合我们惯常追逐的新闻和热点。如此高冷的选题，要做吗？记者和编辑在一个月里多次讨论，没有异议。而且，我们提出了更“自虐”的写作要求：群像描写，以人带面。从张涌泉、王云路、傅杰等人多角度切入，并非写个人成就，而是把他们放到古籍所的大视野中，以他们各自40年的亲历和成长，呈现一代代从事文化遗产整理研究的浙江古籍学人的精神，思考“冷门绝学”在当下的意义。只要确认其价值具有发现性和独创性的内容，我们就能够找到“理想的读者”。
这篇文章在小时新闻的阅读量近50万。浙江大学出版社总编辑袁亚春说：“为能刊登这样的文章的媒体点赞。”浙江大学教授龚延明给记者发来微信：“从所把握的视角报道古籍所冷门学，确实不错。钱江晚报这组报道很出色。”
新媒体不是纸媒的电子版，纸媒上无法展开的画轴，可以在新媒体上尽情展开。同时，传统媒体并不拒绝新媒体技术手段的应用。
2021年8月8日《人文读本》推出《少年宫里打捞童心》，城市题材的再发掘，收获了30万+的阅读量以及300多条小作文式的评论。记者筹备一个多月，制作了封面同款拼图，以及一款小程序游戏“少年宫活点地图”，在这个游戏里，只要你是一名有“少年宫情结”的少年，就能够即刻进入快乐的秘密通道。
流量为王的时代，对个体命运的凝视，对文化现象的反思，对专业精神的求索，是我们仍然坚持沉静而严肃地做好文化报道的终极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