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胜利：魏晋玄学与大乘般若学各自独立又相互影响

2023-05-07 14:42:12 来源：中国文化报道网作者：Admin 分享：

文化长征创立者张胜利中国哲学思想纵横（第374回）收录于张胜利哲学思想系列专著《大道汜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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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玄学与大乘般若学之间的关系极其复杂，特别是它们之间的影响关系，存在着争论。有人认为玄学是中国传统文化自然演出的“新义”，我认为是般若学影响促使了玄学的诞生。魏晋玄学与佛教般若学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很大的相似性，正是因为这种相似性才使得般若学因玄风而远扬，玄风依般若而转盛。两般思潮相融而激荡，但各自又都保留着自己的特性。玄学为何晏、王弼所首创，他们用道家的思想去诠释儒家的《易经》，《论语》从而提出许多“新义”。王弼是魏晋玄学的代表人物及创始人之一，主要著作有《老子注》、《老子指略》、《周易略例》、《论语释疑》、《周易大衍论》三卷，《周易穷微论》一卷，《易辩》一卷等数种，但是足以代表他们思想的有名命题是王弼的所谓“得象在忘言”和“得意忘象”，这是取自《庄子˙外物篇》的第一句话“得意忘言”，对《周易》的“言不尽意”“立象尽意”加以引申的。它与般若学的所谓“无相”（无明相）“善权”（方便）与忘象、忘言之说有交集之处，这一交集与支谦改译的《大明度经》有关。支谦是三国时的翻译家，他在公元223—253年，约三十年的时间译出了《大明度无极经》《大阿弥陀经》等。王弼的生卒年代是226年—24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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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时间段上来分析，王弼受般若思想的影响是极有可能的，支谦就居住在洛阳，随支谶弟子支亮受学，以后才江南避乱的，《大明度经》就是在江南翻译的，一般认为他这个译本是在吴孙权黄武至建兴（公元222—252年）间译出的，实际上他在赤乌四年（公元241年）已经隐居山中，他的活动以及改译《大明度经》都应该在他隐居之前。因此译出的时间应在公元222年—241年之间，也就是在这个时期稍后一点才是王弼、何晏新义意倡导时期。王、何二人均死于正始十年，正始为曹魏年号，当为公元240—249年间，他们的学风被称为“正始之风”。支谦的译籍虽然在江南，但洛阳一带也有人在讲习，玄学受般若学的影响并不是不可能的，这一点我们从玄学思想本身也能看得出。支谦所改译的《大明度无极经》对般若“冥未解悬”的宗旨比支谶的《道行》更能阐发其义，“得法意而为证”等译语来表达。，支谦在注中说：“由言证已，当还本无”这就很象“得象在忘言”“得意在忘象”的说法。对中国佛教文化来说，江南堪为发祥地，江南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也是一个文化概念，在佛教徒眼中，江南是美和诗意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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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远就认为：自然的水是真如、法性、本无、性空本体的体现者，是美的化身。正是江南秀美的自然山水，为佛教徒提供了理想的栖息和研修佛学之地。相比较而言，佛教虽然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土，但是在东汉末年，北方战事不断，动荡不安，而江南地区相对安定，于是乎有大量的佛教徒和僧人南渡，支谦就是南渡奔吴的，另外还有高僧安世高、康僧等。江南佛学大兴。东汉末年经学走向衰落，魏晋玄学兴起“永嘉之乱”，晋室南渡，江南大地玄学盛行，这也极大推动了江南佛学的盛行，佛教僧侣和居士用“格义”的方法，消除了玄学与佛学的隔阂，使之中国化，佛学玄学化，最终实现了“玄佛合流”。般若学与玄学相互交融，六家七宗应运而生，各士各僧纵情山水，志趣相投，魏晋玄学的隐逸风尚与印度佛教的山林禅修不期而遇，奠定了中国佛教的山林传统。印度佛教原本就有在山林禅修的传统，传教传入中土之后，僧人们也喜爱隐逸山林。专事佛典研习，佛教要想得到社会的认可，既需要有精妙的修行理论与契合，也需要有清雅的生活方式来提升佛教形象，所有这一切都有力的推动了当时般若学的发展，也使山林具有了隐逸和理想乐园的双重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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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胜利著作：《吉祥如意经》、《大华般若波罗妙法经》、《大圆满经》《明月照千江》、《德道经》、《大道汜兮》、《大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