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5月8日下午，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成功举办学术论坛第二十八期“发现革命历史画《广州解放》——人间画会、王道源与新中国初期的华南美术界”，会议在研究生院第五会议室进行，并于腾讯会议直播。此次论坛，特别邀请到广州美术学院艺术与人文学院副教授蔡涛主讲，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副研究员杨肖主持。
图片蔡涛老师于讲座中
蔡涛教授首先自述研究缘起，2010年在广州美术馆筹备王道源回顾展时，追踪到目前保存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库房内的一批失踪近六十年的革命历史画，其中就有王氏1951年画的《广州解放》，再现了1949年人间画会集体创作、悬挂于广州爱群大厦的毛主席巨像，这一“画中画”结构引起了他的注意。“爱群巨像”是新中国美术史的记忆起点之一，《广州解放》则提示出历史转折点上的一系列记忆断裂和认知错位，蔡涛教授希望能通过这幅作品，理解发生在新旧体制间的深刻变局：首先，人间画会作为战后最有创造力和自由精神的国统区艺术家群体，如何走向思想整一的新局面？其次，他们为何要集体绘制一幅全国最大的毛主席立像？又是如何合作？最后，记录巨像的画作《广州解放》为何产生？又为什么会从“中国共产党三十周年纪念展览”中落选？在急遽变化的时代节奏中，作为主笔的王道源和其他人间画会成员的历史处境和愿景如何？
图片蔡涛老师讲座课件
首先，蔡涛教授对人间画会进行了“重读”，从组织的产生和画会成员的思想构成谈起。1941年香港漫画界发起“新美术运动”，围绕“艺术真实”，即“什么样的艺术实践才具有现实针对性与真实性”展开了深入的讨论和实践，这场运动成为人间画会的部分思想源头和核心成员来源。1946年至1949年，在国共内战的压力之下，国民政府对文艺界进步活动的打压日益加剧，漫画界、木刻界的中坚力量由此汇集到香港，组建人间画会。从思想史层面来看，以人间画会为代表的这批国统区左翼美术家，大都经历了反战民主思潮向“新民主主义”的过渡；同时，他们在战前上海就积累了丰富的出版经验，在战时更重视时政评论功能。通过分析杨秋人、杨讷维、符罗飞、黄新波等艺术家的作品，蔡涛教授阐释了他们各自对“艺术真实”的自主意识和个体化的新鲜表达。而在组织形态上，早期画会呈现为比较松散自由的同人聚会。1947年底至1948年初，随着内战和国际局势的急剧变化，毛泽东宣布了历史转折点的到来，中共香港文委随即加强了对人间画会的统战工作。
图片蔡涛老师讲座课件
在第二部分，蔡涛教授进一步关注人间画会在中共文艺思想传播与号召中，作出何种回应与转变。首先在组织制度上，画会一改松散的沙龙状态，1948年在《人间画会会报》上公布了具体的工作学习计划，并于次年开展了一系列破旧迎新活动。其中，“5月20日画会同人发表的联名文章《我们对于建立新美术的意见》”以及“10月间集体绘制毛主席巨像”是尤其要关注的两个事件。《意见》抨击了思想落后的洋画家等三类群体，提倡在集体批评制度下推动画家思想改造，树立起为工农兵服务的新民主主义美术观。通过回溯集体绘制的过程，包括行为动因、设计方案调整、艺术家合作方式与现实难点，蔡涛教授指出，“爱群巨像”的绘制，反映了抗战以来以全民政治动员为目的的街头艺术的强劲发展，也是战时艺术媒介竞争机制和创作活力的延续。而巨像下方一行字——“毛泽东主席像广州美协筹委会制”，提示出人间画会的成员此时已经在展望新体制的到来，巨像的悬挂成为人间画会向“美协”转型的庄重仪式。
巨像仅悬挂了42天，一年半以后，革命历史画《广州解放》以“画中画”形式再现悬挂的巨像，并参选“中国共产党三十周年纪念展览”，遗憾的是最终落选。为何会落选？蔡涛教授在讲座第三部分，详细梳理了画作参选过程与落选原因。华南地区完成的十件参选画作中，仅有两个画题是北京方面委任，其余八个分别来自华南分局的拓展和画家们自行构思。蔡涛教授推测《广州解放》即为画家自行设立主题的其中一幅，因此尽管这幅画作尽力传达歌颂新时代的热烈基调，也极力克制印象派等绘画技法而保持秩序感，但仍未得到北京审查委员们的认可。《广州解放》作为自创主题，不仅面对观看这一革命历史题材的普通观众，巨像的主创成员也是画作的特定观众。王道源与参与创意的人间画会成员共同构成现场洽商的“作者”集体，他们以显著的嵌套性“画中画”构图记载亲身经历的艺术史，进而赋予画面不乏浪漫感情的“自传”性质。
讲座第四部分，蔡涛教授关注到1951年创作团队在光孝寺合照中处于中心位置的王道源，分析其入选革命历史画创作团队的缘由。王道源留学归国后，创办上海私立艺术专科学校，当战事爆发事业遭受重创，开始对日谍报工作，后身份暴露生活陷入窘境，1948年受聘于高剑父主持的广州市艺术专科学校。一方面，不少美术界重要人物、人间画会成员为昔日学生和同事，另一方面，以擅长领袖像制作、作为洋画运动的先驱和美术教育界前辈身份而得到认可，因此王道源的画界地位以及交游经历，支撑其得以入选革命历史画创作团队参与绘制《广州解放》。同时，由于谍报经历成为“历史问题”，他需要借助画作表达对于新政权的拥护立场。
接着，蔡涛教授通过分析王道源的战时经历，进而阐释出其身份认同的变化历程。此际华南文艺界已经将工作重心全面转向围绕“三大政治任务”的时政宣传工作，而王道源此时接到大量领袖像的油画制作订单，不久之后就被认为存在私自包工分配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因此在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中，成为重点侦查对象。同年10月，华南美术界的领导黄新波发表文章，批评美术界某些同志的重商思想倾向的同时也开展自我批评。从1949年前后“爱群巨像”到革命历史画创作，这群有志于建设新中国和新绘画的艺术同人共同经历了改变命运的体制变迁。
最后，蔡涛教授总结道，发生于20世纪40年代后半段的这场崇信进步、埋葬旧时代的思想洗礼，迅速改变了现代美术创作生态，也将人间画会融入了新中国的体制环境。诞生于此际的革命历史画《广州解放》，即提示出由战时美术发端、向新中国美术演进的重要线索，包括宏观视角下的“体制之变”、艺术创作的“媒介之变”、创作主体的“身份之变”。同时，战时环境激发了政治能动性与艺术能动性高度互动的艺术家主体意识，从“爱群巨像”到《广州解放》落选的过程，预言并预演出主体意识的历史性转化。
图片杨肖老师做会议总结
讲座结束后，杨肖老师对蔡涛教授表示感谢，并共同探讨了讲座与蔡涛教授新作《国家与艺术家：黄鹤楼大壁画与中国现代美术的转型》中，涉及近现代制度转型与艺术家身份认同发生转变的关系问题。蔡涛教授也就“延安文艺座谈会是否对南方左翼艺术家群体产生影响”、“对当下主题性创作有何建议”、“爱群巨像是否留存”等观众提问作出精彩解答。
本次会议圆满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