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见证人之一，时任那曲地区嘉黎县革委会副主任、县长，77岁维色见到我们的时候非常开心。她对索旦印象很深，而且记得很清楚，是因为1979年5月份，他刚到嘉黎县报到的时候，就给组织部领导递了一份报告，坚决要求到本县最艰苦的地方去工作。县委和组织部根据本人要求以及工作需要，就把他分到嘉黎县的同德区（乡），现在的嘉黎县麦地卡乡卫生所工作。前半年把他派到那个嘉黎县交通公路建设工程部，跟着筑路队去做保健医生，这个县修路队的干部职工、群众对他反应非常好。服务热情，技术高，有魄力，有能力，有水平，工作做得非常出色。1979年的8月份，嘉黎县麦地卡区爆发大面积荨麻疹流行病，藏北高原海拔从5000到6000米，医疗基础条件、卫生环境相当差，疫情爆发后，很快就死了不少人。当时同德区委给嘉黎县县委打了报告，县委又给那曲地区行署、西藏自治区写报告，要求派医疗队帮助防疫。
西藏卫生厅就组织自治区、地区和县三级医疗队派到了麦地卡区，因为病情比较严重，条件也相当艰苦，人手不够，嘉黎县委专门把索旦从同德区抽到了三级医疗工作队。当时担任嘉黎县革委会副主任的维色，接到县政府的报告时正在下乡途中。考虑到雪下得比较大，从同德到麦迪卡区，中间还要经过茶马古道，翻越一座5000多米本达拉大雪山山口，维色就派自己的通讯员巴桑给索旦带路。据说他们走了一天一夜才到了麦地卡区，到了疫区后，索旦和县里另外两个医生加上联合医疗队其他队员和医生，对疫情比较严重的地方分片分点承包，索旦承包的就是张洛和措洛乡。他们刚去时，已经死了不少人，所以牧民群众的情绪相对低落，心情很悲痛，很多人感到有些绝望。经过几个月的治疗，疫情得到了控制，很多得病的病人都得到了及时医治，而且医疗队去了以后，就没有再出现病人不治的情况，牧民群众心很受感激，很受感动，专门去到乡党委去给索旦同志先后写了两份感谢信送到县委那里来了，维色也看到了。所以她觉得这个同志是个人才，是这个培养的对象，好苗子。所以县委决定把他送到辽宁辽阳去进修学习。一年后，回来就直接调到了到嘉黎县卫生局当局长。
维色说，索旦他们那一批学员都非常优秀，有魄力、有能力、医疗技术也强，不管在哪个岗位工作，干部群众反应都相当不错。这些年他们一直保持联系，是个好人，值得学习的榜样，值得表扬。而这批学生的成才能取得这些成绩，组织关心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他们自身的努力，这后面有当年培养他们的学校的贡献，内地援藏的医疗队也有帮助，才有了好的基础，所以更应该感谢内地省市的高校。
1976年7月28日，新华社受权向全世界发布以下消息：我国河北省冀东地区的唐山-丰南一带，7月28日3时42分发生强烈地震。天津、北京市也有较强震感。据我国地震台网测定，这次地震为7.5级……中国在几天后再次公布了经过核定的地震震级：里氏7.8级。
唐山，这座新中国发展比较好的工业城市，足足有百万人口，在已经在一场没有任何征兆的特大地震中夷成废墟。多年后，由中国地震出版社出版的《地球的震撼》一书，才完整地公布了以下数字：死亡242769人，重伤164851人，轻伤544000人。
在党和国家的正确领导下，在全国军民的无私援助下，唐山人在灾难面前所凝结出来的“公而忘私，患难与共，百折不挠，勇往直前”的抗震精神，成为支撑、激励、鼓舞和引导唐山人民最终战胜地震灾害、重建家园的精神力量，以最快的速度恢复灾区生产生活，震后不到一周，数十万群众衣食、饮水得到解决；震后不到一个月，灾区供电、供水、交通、电信等生命线工程初步恢复；震后第一个冬天，灾民全部住进了简易房；震后一年多，工农业生产得到全面恢复。
这场史无前例的世纪灾难发生时，适逢75级藏族班同学正在在开封学习，而在那一年，我们的国家连续发生了重大事件，时至今天，仍然影响着这一代人的心灵。那一年，一月周总理去世，四月朱德总司令去世，七月唐山大地震，九月毛泽东主席去世，不到一年，一个又一个重大事件冲击着中国人的内心，举国上下处于极度悲哀当中。与此同时，散布在全国各地的“四人帮”残余势力还在不断侵蚀这个国家。
唐山地震后，开封卫校附属医院接受了150多名从唐山紧急转来的重症伤员，学校就把其中两个班同学抽去当护工，照顾这些伤员日常生活起居，帮助他们尽快康复。差不多有4、5个月时间，他们陪伴着这些唐山伤病员度过了那个最艰难的时段，许多同学跟唐山来的伤病员建立了很好的关系。
加布后来回忆说，参与护理和救治唐山地震转运来的伤病员，对他们来说，其实也是将自己所学的临床医学理论在实践中检验的一个机会。当时因为从唐山方向转到河南的伤病员很多，医护人员人手极其紧张，所以这些安排在开封卫校的伤员就成了他们的护理对象。因为当时医生少、病人多，打针输液、处理创口较小的外伤都是藏族班同学自己来，也就是在那场灾难性救助救治的实践中，很多同学学到了在课堂上、书本上学不到的指示和技能。
而入学前已经在卫生所工作的卓玛回忆起“唐山大地震”，则说，她还保存着当年的很多照片。记得转过来的还有很多受伤的伤员中，还教她们用数学怎么说月份、怎么算百分比的技巧。很多病人在地震中和亲人失去了联系，送到卫校医院后，哭爹喊娘到处找人，卓玛和同学们就帮着他们寻找亲人，可惜当时因为信息不够发达，也没有找到，想想心里都很难过。她还记得有个病人，后来确诊是破伤风，当时卓玛这帮孩子也不懂破伤风的症状，只是觉得那个病人表情很奇怪，全身僵硬，问他也说不清楚。卓玛就说你坚持会儿，病人就是一直哭笑着脸，卓玛很是不理解。后来大夫诊断后说，这是破伤风，典型症状就是身体僵硬，后来那个病人很快治好了，她才明白什么是破伤风。
回忆唐山大地震中她们对伤病员的帮助，卓玛扶了扶眼镜说，汉藏都是姐妹兄弟，一方有困难，八方支援，她只是尽了自己的一点微薄之力。地震发生时，她们就想去灾区做志愿者，但学校说她们来自西藏，必须保证不出问题，不同意这些藏族学生去灾区。后来，很多灾区伤病员都转运了过来，学校教室里、操场上都住满了伤员，大家都很积极热情，即便只是照顾病人倒屎、倒尿、喂饭，这些简单的工作，也算满足了她们的要求，所以苦点累点都不觉得有啥。
次旺也回忆说，唐山大地震后，学生全部住在了校医院的操场里面，卫校的老师也来陪她们。当时她们都是上午学校上课，下午去给病人做护理，因为都是刚开始学习临床医学和临床护理，大部分同学都承担任务比较简单，比如给病人洗脚，打针、输液等等。小次仁卓玛说，她记得当时还给那些伤病员洗脚、梳头、剪指甲。时间长了，和那些病号有了很深的友谊和感情，很多伤员出院离开河南的时候，都主动找到她们，还一起照了相。今天，回头看，这一批同学年龄可能都是在60岁以上，但当时通过护理救助那些地震中的伤病员，她们特别能感受到，作为一个医生神圣的职责和肩上的重任，这也成了她们后来回到西藏甘愿长期在基层工作的动力和情感源泉。
欧珠罗布回忆说，毛主席去世那年，开封地委成立了一个毛泽东主席逝世的治丧委员会，他还是成员之一，可能考虑他是学生会干部，还是少数民族的原因吧，每天接见吊唁的社会群众，现在想想，一个小孩儿天天给那些老干部握手，确实是一段非常特殊的经历。
欧珠罗布说，参加工作后才知道，当时西藏卫生厅不只是派了他们这一批人去中央民院，同时还往西北民院、西南民院派了一大批人去学习文化。当时文革后期那个70年代，西藏卫生厅下大决心往内地的民族学院派去了1300多人，先是学文化，后来又去学医学知识，然后在78年左右陆陆续续全回来了。这一批是上个世纪末一直到这个世纪初，西藏医疗的一支骨干力量，确保了后30年的医学，尤其是基层医疗事业的健康发展奠定了人才基础。当时他们做出这种决定非常好，非常有前瞻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