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38年5月19日徐州失守以来，6月12日安庆又沦陷，武汉的局势岌岌可危。日寇正兵分三路，由长江下游水陆并进，妄图一口吞掉三镇。动员一切力量保卫大武汉，已迫在眉睫。
郭沫若与周恩来等人商定，抓住“七·七”抗战周年纪念的机会，再搞一次更广泛、更深入的宣传活动。他负责拟订的纪念“七·七”的具体办法，得到了蒋介石的首肯，为此又一次被召见，但是他们想的并不完全是一回事，蒋介石的目的无非想借此宣传他个人，抖抖他这个所谓“抗战领袖”的威风。不过这倒给郭沫若提供了不少方便，“奉旨出朝”，管他陈诚、康泽，谁敢不放行！
纪念活动从7月6日正式开始，持续了三天。武昌、汉口和汉阳每天白天都有盛大的集会，夜晚则有火炬游行，其间还有歌咏队、演剧队、放映队和化妆表演车上街、下厂、去伤兵医院进行宣传，抗战画展、木刻画展也按时展出，献金台前更是人如潮涌。说起献金，郭沫若与陈诚曾发生过一场争辩，陈诚原先竭力反对，他怕“有钱的人不会捐，愿捐的人没有钱”，会有损他这个部长的面子。没想到这几天在献金台前，各阶层的人都自愿跑来了。
郭沫若望着那装满现钞和金银器物的几十只大口袋，眼睛由湿润而模糊。中华啊，中华！你绝不可能沦为异国的奴隶，因为你的子民对祖国的深情，就像滔滔的长江水永远不会枯竭，他们不仅为你献出自己珍贵的一切，还将用血肉筑起新的长城来保卫你！
中国抗日的烽火，确实连接着全世界反法西斯的硝烟。为了配合巴黎国际反侵略大会的召开，10月23日武汉举行响应国际反轰炸大会，郭沫若被推为主席团成员，在会上发表讲话，坚决主张“要予打击者以严重的打击，予轰炸者以猛烈的轰炸”。
此时中共中央根据周恩来的建议作出决定：以郭沫若为鲁迅的继承者、中国文化界的领袖，并由全国各地党组织向党内外传达，以奠定郭沫若的文化界领袖的地位。从郭沫若自身来说，他实在愧不敢当，但又不能辜负党的殷切期望。三厅的工作义不容辞，作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理事，更有责任为“统一文艺战线，巩固精神国防”贡献力量。
在此前后，郭沫若写了不少文艺论文，诸如《文艺与宣传》、《抗战以来文艺的展望》、《持久抗战中纪念鲁迅》、《文化人当前的急务》，引导广大文艺工作者加强团结和统一，勇于到乡村去，尤其是到沦陷区去开展工作。
当时文艺界的聚会不多，由郭沫若主持的鲁迅逝世两周年纪念会打破了数月来的寂寞，周恩来、博古、田汉、胡愈之等人都出席了会议，并发表了演说。处于十万火急的武汉举行这样的大会，自有其特殊意义，正如郭沫若在讲话中所说：鲁迅精神，是无论如何不妥协、不屈服，对恶势力抗争到底，直到他生前最后的一天，还不曾磨灭和减低意志，这是鲁迅伟大的要素，亦是他在学问上、文学上，有所建树的要素……我们在今天正同日寇进行激烈的战争时，我们更应该有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我们希望今天更能够发扬鲁迅精神。
武汉失守，郭沫若经沙市、长沙到达衡阳。12月初，郭沫若由衡阳奔赴桂林，重与三厅的朋友们相聚。在桂林的时间不长，要做的事却很多。《救亡日报》已于广州沦陷前夕被迫停刊，前些日子夏衍、林林等人辗转到了桂林，现在郭沫若自然要设法帮助他们再度复刊。一方面与陈诚交涉，另一方面派夏衍去香港筹款，争取于一九三九年元旦，能让广大读者重睹《救亡日报》的新颜。
广西大学的校长白鹏飞是郭沫若当年在日本九州帝国大学的同学，听说郭沫若来到了桂林，不但殷情款待，还邀请他为师生们演讲。他来演讲的那天，师生们夹道欢迎，大礼堂座无虚席。他不谈一般的抗日大道理，而从复兴中华民族的精神谈起，说明我们的民族精神一是富有创造力，二是富有同化力，三是富有反侵略性。整个报告没有提到一句抗战，听众却自然而然联想到当前的抗日斗争。1938年12月27日，郭沫若离开桂林飞往重庆。
1939年元旦，《救亡日报》如期在桂林复刊。这虽是一张四开小报，但它担负着宣传抗日、团结、进步的重任，力求赢得左、中、右读者的欢迎。这是很不容易的，郭沫若深知夏衍、林林等人所付出的艰辛，他从心底里感激他们。为了让山城的读者能及时看到这份报纸，郭沫若还把他的稿费和生活费节余用来出《救亡日报》重庆航空版，直到印刷所被毁才中断。
蒋介石自从将大本营迁到重庆以后，更加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对第三厅则进一步加以钳制，不但压缩编制、裁减人员，而且卡紧经费。三厅被安置在两路口山头上的一所中学内，以两个大教室充当全体人员的办公室，这与武汉时代的昙华林当然不可同日而语。在这样一个狭窄的天地里，三厅的活动还受到种种限制，很难再象以前那样蓬蓬勃勃、轰轰烈烈。不过郭沫若并不灰心，他要重整旗鼓，领导三厅为开展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的宣传工作而继续努力。
郭沫若对民众进行不懈的宣传教育的同时，也很重视对敌宣传工作。三厅发出的传单、小册子和通行证等日文宣传品，有的就出自厅长本人之手。有一次郭沫若撰写的日文传单，由空军载送到东京上空散发，引起了敌国极大的震动。
郭沫若所担负的何止是三厅厅长的工作，在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全国慰劳总会、中苏文化协会、东方文化协会、重庆市文化界精神总动员协进会等社会团体，他都负有重任。然而不管怎样忙，他总离不开自己的笔。4月11日他写了《发挥大无畏的精神》一文，号召文艺工作者努力克服怕这怕那的弱点，“要用自己的血来写，要用自己的生命来写，写出这个大时代中的划时代的民族精神。”在文化战线上，他自己就是猛打猛冲勇往直前的战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