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塑造林黛玉、关云长这样的典型形象
阅读小说的审美体验,既可能是来自金圣叹所言的“节节生奇,奇不尽不止;层层追险,险不绝必追”的传奇快感,也可能是沉浸于“街谈巷语,道听途说”的琐碎谈资所散发出来的多样趣味。无论当下的视听媒介如何发达,小说叙事作为一种不可或缺的“故事母本”,其描绘世界存在的种种“叙事之镜”,将源源不断地提供种类庞杂的故事、形象与主题。叩问小说、辨析小说艺术的审美体验对于读者的影响,为的是更明晰地探秘小说叙事作为一种“审美软实力”的内在特性,从而为小说创作与阅读两方面提供潜在的理论支持。
优秀小说着力塑造让读者“认出”的典型人物,从而认识自我和他人
路遥《平凡的世界》的主人公孙少平进城后,自言进城“也没有能拍打净我身上的黄土”。这“身上的黄土”造就的身份底色,让主人公与城市的关系在排斥与接受之间反复震荡。这种震荡所造就的一系列境遇,成就了孙少平这一人物的“典型性”:作为个体,孙少平是特殊的、个别的,但这一个别形象却与一个庞大人群的“精神共相”相通。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逐步加速,越来越多的乡下人进城,青年读者可以在与孙少平这一形象的相遇中“认出”自己。
优秀小说作品最起码的审美创造,是塑造让读者“认出”的典型人物。这种“认出”,不仅包括“认出”与自我相似的人物形象,而且包括自我世界之外的众多他人形象。
现代小说的一个重要使命,即探索小说人物如何认识自我和他人。现代小说强化了人物心理认识的叙事机制,由此窥见人物深不可测的心理动机与瞬息万变的感知跃动,并从中发现人物与社会之间数不清的关联、冲突与和解。
现代小说所提供的“我是谁”“我是否有价值”“我是否值得被关切”等关于人物身份与情感归属的叙事内容,让读者在志向、习性、趣味、氛围、言语等方面不断“认出”自我与某一小说人物的共同点,甚至发现通过小说人物才可能更好地了解自我。小说人物的困惑与苦恼、喜爱与向往所引发的持续强烈的思想情感共鸣,从“认出”到认同,是读者生成“审美归属感”的一个重要途径。
19世纪以来强大的现实主义传统,让现代小说更倾向于通过社会环境的刻画赋予人物以饱满的心理动机和可信的命运轨迹。小说中,“我”的故事总是与他人的故事混杂在一起,“认出”更多的他人,便可能“认出”主人公思想情感的关系图谱。再者,经由小说认识各类“他人”,熟悉“他人”的生命形态,避免只认可与自我相似人物的美学偏狭,这既能开阔审美的视野,更能赋予阅读过程“审美归属感”以更强大的包容力与开阔性。这样的阅读,与“我”共鸣,也与“他人”共情。如此,才可能为文化共同体中各种各样“他人”的故事、命运与思想情感所打动,方能建构更具广泛性的“审美归属感”。
以当代中国作家塑造的系列农民形象为例。从历史维度看,从《锻炼锻炼》的“小肚疼”“吃不饱”,《李双双小传》的李双双、孙喜旺,到《创业史》的梁生宝、梁三老汉,《山乡巨变》的刘雨生、亭面糊,直至新时期《陈奂生上城》的陈奂生、《人生》的高加林,以及《平凡的世界》的孙少平、孙少安。这些人物的命运与思想情感都带着鲜明的时代烙印,读者可以从中“认出”自我或“认出”他人。这种“认出”的审美体验,让读者具体而深切地感受到自己是一个更宏大的共同体中的一部分。一系列“典型人物”的塑造与传播,让20世纪不同时期的中国作家与读者都成为文化共同体的参与者。鲁迅借笔下的阿Q形象唤醒国人,沈从文塑造翠翠展示至美的乡野想象,柳青刻画梁生宝以推崇集体的力量,20世纪以来中国现代小说一系列人物形象的创造,都在吸引着千千万万的读者积极参与中华文化共同体“审美归属感”的建构。
优秀小说的人物形象、情境描绘与气氛审美,可以成为集体文化记忆
英国文学理论家卢伯克在著作《小说技巧》里写到,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中的青年人形象不仅为特定的时代而存在,而且具备了跨时代的文学记忆。他说:“那些青年人,容貌与才能,心情与脾气,都各不相同,但都和各时代、各地方的青年一样富有青春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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