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画“南北之论”何以同途殊归

2019-09-24 17:13:02 来源：中国文化报道网作者：分享：

原标题：书画“南北之论”何以同途殊归

　　仿古山水图明董其昌

　　书画同源同脉，两者笔墨使唤、功能效用、审美趣味上形神毕肖，无有差池，历代书论画论主张、理念、思想也似芝兰玉蕙，交相辉映。宋以后，书画相继出现地域区分论，集大成者数明董其昌“画分南北二宗”、清阮元“南北书派论”，意外的是，双方观点相为径庭，出现书画审美少有的同途殊归现象。

　　晚唐后，书画家给作品强势注入自己“意”“态”，标志书画从此走上以媚妍为特征的漫漫长途。作为“意”“态”反叛力量之前奏，书画家开始追寻媚妍以外审美元素匡救其弊，缘此，“南北之论”应运而生。董其昌在《容台别集》中提出“画分南北二宗”，强调“画之南北二宗，亦唐时分也”，“北宗则李思训父子着色山水，流传而为宋之赵干、赵伯驹、伯骕以至马、夏辈。南宗则王摩诘始用渲淡，一变钩斫之法，其传为张盘、荆、关、董、巨、郭忠恕、米家父子以至元之四大家。”他虽没有在地域上给予绘画强加分类，但从禅宗教义上认为南派重“顿悟”常“寄乐于画”，北派重“渐悟”而绘画“精工之极”。在书法上，阮元在《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中，以正史、《金石略》以及南北朝《水经注》《颜氏家训》为据，鲜明地在地域上将书法分为南北两派，认为书法魏晋之后，东晋、宋、齐、梁、陈应归之为南派，赵、燕、魏、齐（北）、周、隋应归之为北派，同时提出两派书法风格和优势，南派属江左风流，疏放妍妙，北派尊中原古法，拘谨拙陋；南派适宜于启牍，北派适用于碑榜。

　　书画“南北之论”出发点都是为了避免媚妍，在分析佐证之后，双方归结点却迥然有别。董其昌推崇南派绘画，认为南派充盈自我隐逸、淡然林泉生命意识，不为物役、不为世俗、无不融洽才是画派“正宗嫡传”。而阮元在强调“两派判若江河，南北世族不相通习”基础上一味尊以北派书法，呼请“所望颖敏之士，振拔流俗，究心北派，守欧褚之旧规，寻魏齐之坠业，庶几汉魏古法不为俗书所掩，不亦袆欤？”上述殊论，如果我们跳出“仕者见仕，智者见智”多元审美判断，而从审美范畴上加以厘正，便可看出艺术风格求得不媚不妍，最理性的选择就是使媚妍要么走向淡远进入空灵之境，要么走向拙朴赋予雄浑之魄。董其昌和阮元为艺术新的发展提供了两种线路图，当然，这种线路图与时代际会与个人境遇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从时代际会来看，媚妍被书画家嗤之以鼻。董其昌所处时代盛行以商养画，模仿之风泛滥，绘画品质充斥流俗之风。虽然也有不少画家如石涛、八大山人等创作了不少闪耀历史光泽的优秀作品，但更多末流画家流于形式，竞相抄袭，以致街头肆坊满目皆是恽南田、黄公望画之仿品，民间甚而有“家家南田，户户正叔”“家家子久，人人大痴”的说法。为此，董其昌提出“集其大成，自出机杼”，执意追求“淡远”求其耳目一新。他认为，造成媚妍的根本原因是缺少笔墨风趣，与山川自然太过真实，愈真而愈加媚妍。只有用笔“空灵”才能走出媚妍的陷阱，在《书品》中他极力推崇米芾用笔“不使一笔实，所谓无往不收，盖曲尽其趣”。“虚”和“空”的笔法才能使绘画具有生机无穷和气贯势满之可能。与此相似，阮元所处清乾嘉之际，书法帖学鼎盛，此时虽也出现诸如刘墉、梁同书、王文治等帖学大师，但总体上帖学流于单调和僵化，特别是科举考试与官场使用“馆阁体”，字形方整、点画光洁、结体均匀日益成为教条，钝化、疲劳人们的审美感官。具有讥讽意味是，许多官僚显贵家雇有书手数十人，遇有长函或奏折需要抄写，预先算好字数分头书写，后联合整章，酷如一人书写而他人莫辨。这迫使阮元等书家选择魏晋以前碑刻那充满稚拙原始粗犷雄悍的风格，以金石气来盖过、冲走书卷气。

　　历史没有给董其昌以拙朴的机缘，也没有给阮元以淡远的恩赐。从个人境遇来看，董其昌为官一生，屡升屡隐，总在授官与退仕之间徘徊，散淡与世故使他皈依禅宗找寻到心灵依托，《容台集序》中记载：“日与陶周望、袁伯修游戏禅悦，视一切功名文字，直黄鹤之笑壤虫而已，时贵侧目。”总体来看，董其昌参禅信佛并没有强烈的宗教意识，他看中的是禅以色为空、虚静怡淡的思想，并以此高扬游笔墨戏旗帜，彰显绘画审美愉悦功能。他在《论书卷》中说：“撰述之家，有潜行众妙之中，独立万物之表者，淡是也。世之作者极其才情之变，可以无所不能，而大雅平淡关乎神明，非明心薄世味浅者终莫能近焉，谈何容易。”这正是他的肺腑之言。如此禀赋、才情和特性，不会也不可能使他从北派绘画磅礴、苍茫中吸取营养，开辟一条拙陋、雄浑之路来革除媚妍之风。他的绘画取道董源、巨然、米芾，所作山水树石皆烟云流动，秀逸潇洒，如《江干三树图》调色平和，没骨笔法，具有文人画的显著特色。所以与其说董其昌选择了淡远，不如说淡远契合了董其昌。而阮元则不一样，虽也一生为官，但立志向学，文武兼能，颇有作为。在艺术上，他自幼接受良好教育，酷爱金石文物，主张实事求是，在《研经室集》自序中说：“余之说经，推明古经，实事求是而已，非敢立异也。”可见“实”“用”思想贯穿其一生。以“实”来文字训诂、考证辨伪，探求经书义理，明晓书法宗义，是其艺术品格最好的写照。如此以实为用、雷厉风行，决定了他在拯救书法方式、途径上不会也不可能凭借淡远来弥缝其阙，兴碑抑帖、贬南褒北的重任就这样如约而至落在他的双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