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画卷上的红色经典》，江西美术出版社2019年9月出版
20世纪的中国美术史，1949年是一个重要的节点，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开起的20世纪后半叶及至今天的历史时期，对这段时期的艺术成就的关注、整理，一直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方法，就是在不同时期应一些节庆日的需要，由一些学者对这一时期的艺术历程做一些或资料性或研究性的编辑出版工作。在今年中华人民共和国70年的隆重庆典里，对这段历史做一个较全面的图像巡礼，即是这种非常有益于推进学术研究的基础工作，也是通过美术作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各方面建设成就和奋斗历程做一次经典的巡礼。
然而能做这种有序详实的资料辑录和编撰工作的学者，历来都是不多的，这需要很多条件，要对这段历史时期的图像与文献资料非常熟悉，且有痴迷执着的精神和有效的工作能力。我认识的学者当中，陈履生先生是非常适合也乐于做这种工作、且非常有成绩的一位学者。他在早期编著过《新中国美术图史》以后，近些年又陆续主编了《新中国年画宣传画》《红旗飘飘：20世纪主题绘画创作研究》等几部旨在新中国美术的基础性画册，使很多学者从中受益，20世纪、尤其新中国美术史的研究也会因此有了一些系统的图像谱系。
今年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70年庆典，他又编著了《共和国画卷上的红色经典》，由江西美术出版社出版，皇皇五大卷，分别以“脊梁”、“伟业”、“建设”、“军事”、“农业”为五个专题辑录作品，基本准确的涵括了新中国以来美术家创作的基本方向，其中的大部分作品至今都成了传世经典，我们也从图像上看到百年来中国革命的很多重要历程，及新中国时期由美术创作所传递出来的共和国昂扬奋进的精神面貌。
这些年，我们都看到，关于近百年或针对新中国时期而编辑的美术作品的图录画册，会以不同的编辑方法和形式来出版。这种作品集的出版，对推进美术史的研究，本来是一项很基础的实用的工作，但由于编辑方法和学术思想的不同，也造成这类画册出版的良莠不齐。但陈履生先生编著的画册与其它画册有很大的不同和优势，这些不同和优势，我以为有二：一是他在画册中对作品的注录、阐释和相关资料信息的链接，在很大程度上扩展、加重了图录的学术含量，成为可阅读可考用的编著性图书。二是所收入和选用的作品，以丰富和鲜见于一般画册而见长，每一分册选用的作品，都足以支撑起该分册的专题分量，不少作品因年代久远，可能早被人们忘却，在陈先生的辑录下，又成为人们认识这一时期美术成就的专题作品或重要作品。要做到这一步，确实需要有很好的资料功夫。
1949年以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美术走向和创作成就，是一个完全崭新的不同于从前民国时期的美术发展。1950年代以降，历经几个不同的时期，美术创作完全按照和配合了当时新中国所倡导的新的文艺导向，调动了所有的创作激情和才华，极富情怀的讴歌、表现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奋进历程，也热情讴歌和表现了新中国高歌猛进的建设大潮，这方面的作品，历经几十年，完全构成了新中国以来的美术主流。19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这种美术的主流仍然稳固地构成了中国美术创作的基本大局。所以通过图像来见证和研究新中国美术的创作走势和寓含其中的审美问题，尤其从图像中所能反映的社会政治与文化环境的变迁，就成为一个兼涉到政治、文化与艺术关系的学术工作。因此我相信这套书的出版，除有庆典、巡礼的政治与文化价值以外，肯定会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推进对新中国美术创作的研究工作，从事20世纪中国美术史研究的学者和学生也会从中受益。
正如这套画册分辑的五个专题一样，从这五个专题的作品中，基本可以看到新中国的美术创作，与新中国时期的文化导向、政治动态与国家发展是一个很完整的整体。这一时期的美术创作，在20世纪的中国历史上，乃至世界美术史的生态里，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时期。但也应该看到，这一时期的艺术成就和学术问题，会因作品的散失、资料的不集中而影响学界和人们对它的认识的能见度。所以对这一时期的美术作品分门别类的进行辑录，甚至勾沉，非常的有必要。因此这五大卷画册的出版，一定是美术界很乐意看到的一套很有学术价值的好书。（刘新：广西艺术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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