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孝宗弘治帝是当时朝臣心中贤君的典范，他勤政、知人善任、包容宽厚。他对成化朝的弊政大加改革，使得弘治整个政局为之一变，成为明代中期的一个良好的时期，这一时段也被称为弘治中兴。
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期间，自仁宣以来地位渐重的内阁对孝宗的辅佐作用却大不如前。
孝宗自幼于深宫成长，他的政治素养自是不能与久经沙场的太祖、成祖相比，也不能与经历了复杂宫斗的仁宣二宗比较，也比不得经历了“北狩”之后的明英宗。
正因政治素养算不上太高，因此会担心权臣威胁他的统治，这也是孝宗不信任内阁大员的原因所在。
明孝宗朱祐樘像
他极少接见和采纳阁臣的建议，在《明史·徐溥传》记载：“自成化年间，宪宗召对彭时、商辂后，至此始再见，举朝诩为盛事，然终涛在位，亦止此一召而已。”
而在孝宗之前，某大臣的入阁应由皇帝确认人选并与时任阁臣商议，或者直接由内阁密荐。而明孝宗在弘治八年二月，内阁大臣丘濬死后，令吏部会六部、大理寺、通政司、都察院和科道官一起廷推阁臣，这样一来，在选择大臣入阁这一权力和职能上，内阁和阁臣自身权力和地位降低而吏部权力上升。
而对军国大政的召对，亦不以阁臣为主，有一次孝宗公开对兵部尚书说：“内阁亦岂尽可托”。孝宗将六部尚书看为自己的议政大臣，冷落内阁。内阁被打压，无所作为这一现象，已经显示了孝宗时期已经开始分化内阁权力，加强和巩固皇权。
而武宗其父对于内阁的不信任，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到了武宗，很明显武宗继承了父亲的部分想法，使得武宗也对内阁产生了一定程度的不信任和偏见，而这种结果也导致了武宗容易对宦官产生依赖。
而正是这种依赖，引起了正德初期刘建、谢迁、李东阳等诸位顾命大臣与以刘瑾为首的绰号“八虎”的宦官团体争夺武宗支持与信任的斗争。
明武宗朱厚照像
二、以宦驭外
孝宗临终前，将年幼的武宗托付给了刘建、谢迁、李东阳三位顾命大臣，并嘱咐道：“东宫聪明，但尚年幼，先生辈可常请他出来读书”。
对于15岁的武宗来说，周围的一切都对他有着巨大吸引力，很容易沉溺在声色犬马之中。这三位顾命大臣认为只有加强对武宗的儒学教育，以达到“讲学明理，正心修德”的境界，才能不负先帝嘱托。
为此在武宗继位半年之后，刘建和谢迁等人专门为武宗制定了学习计划。
首先，要起来学习东宫时未完成的《论语》、《尚书》等课程，每日各读五遍；其次，每日写一幅字；最后，午后开讲《大学衍义》、《历代通鉴纂要》。
这个课程表看着虽然不多，但别忘了身为皇帝每天还得批复奏折，这个工作强度还是有点大，朱厚照的内心怕是每天都有一万匹马奔跑而过。
但很明显明武宗并没有在一个暴雪山庄，他身边有一堆宦官，以刘瑾为首的“八虎”“日进犬鹰、歌舞、角羝之戏”。
一边是“泛舟海子”、“鹰犬弹射”，一边是摇头顿首，“之乎者也”。正德帝还是个15岁的叛逆男孩，还是个小孩子，只会做选择题，不会像大人一样“我全都要”。这种选项下，武宗的偏向不言而喻。
正德元年十月，顾命大臣屡次向正德帝上书，祈求武宗废止玩乐，专心朝政，并要求武宗远离刘瑾等人，武宗一面说自己会“从而行之”，一面又敷衍了事。
面对这种情况，众朝臣商议要除“八党”（即“八虎”），在刘建、谢迁和李东阳与司礼监太监王岳等人的带领下，满朝文武一起要求武宗驱逐刘瑾等人，武宗感受到了明显的压力。
但他既不想为内臣与文武百官闹得不可开交，也不愿意失去刘瑾等人。作为让步，武宗打算将刘瑾等人安置于南京，但众朝臣觉得将刘瑾放置在南京仍是一颗定时炸弹，所以依旧不同意，并决定在第二天在次伏阙而争。
就在这天晚上，与刘瑾交好的吏部尚书焦芳，“踩着风火轮”连夜告密。刘瑾等八人当天夜里向武宗求情。刘瑾除言及旧情外，还直说指司礼监大太监王岳与言官勾结，限制皇帝行动，又暗指司礼监无武宗安心之人，导致皇帝与文官之间的矛盾。
这位正值青春期不服管教的叛逆皇帝，做出了他的决断。他立刻发旨,当夜就拘捕了王岳、范亨、徐智等人，同时命刘谨入掌司礼监。顷刻之间，朝臣们大势已去。刘建、谢迁、李东阳为此乞休，武宗同意了刘谢二人的邀请，独留李东阳在职。
这场朝堂的争斗以刘瑾为首的“八虎”的胜利告终。
但武宗在此次朝宦斗争中，亦借助了宦官之力打压对他有威胁的朝臣，同时也对宦官起了威慑作用，以此来巩固和扩大皇帝权威，增加朝臣和宦官对皇帝乃至皇权的敬畏思想，使其甘愿为皇帝所驱使。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来，随着土木堡之变后，武将勋贵集团全军覆没，文官集团的力量急剧膨大，文武失衡，明朝皇帝们不得不另外找寻力量来制衡文官集团，而皇帝身边最近的宦官成了仅有的选择。
随着年纪的增长，武宗意识到了在治理国政方面阁臣的助力，也开始对了内阁采取怀柔的方式。从正德三年开始，不断地为内阁阁臣加官晋爵，企图用着这种方式收买他们，让他们安于阙位。具有较高名望和官阶的孺臣来辅佐皇帝，无疑是对皇帝决策的支持，这不仅可以扩张和控制皇权基础，而且可以提高皇帝决策的权威性。
明武宗对内阁大臣的拉拢收买政策，很明显在当时的朝臣心中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内阁阁员，除刘忠、王鏊两人“刚正不阿，奉身早退”外，其他阁臣皆贪恋禄位，连杨廷和在进爵之后都“真香”了。
著名史学家谈迁对此评价说：“赫赫阁部，其柔绕指，夫谁不波焉。怵于积威，人丧其守，然罗侨廷评耳。发愤上书，名无恙。设茶陵辈抗节不回，安见流毒之酷也……瑾横时，茶陵虽随事解救，尽毫济丝补，于大端馈决而莫之挽也。”
就这样，一部分大臣依然留在朝廷为明武宗所用，不能不说是明武宗政治手段的成熟，仅用一些荣誉头衔和高额俸禄就将众多朝臣拉拢在自己身边，为自己效命，以达到巩固皇权的目的。
但由于明朝宦官专权必须依靠皇权的特性，宦官专权作为皇权的衍生与内阁集团的制约依旧有存在的必要，即使刘瑾集团覆灭，宦官势力虽然暂时被削弱，终正德朝始终没有多少变化。
三、豹房政治与应州之役
所谓“豹房”，据《明史》中记载，正德二年“秋八月丙戌，作豹房”。到正德七年十月仍有修筑豹房的工程报告。此豹房实际上是朱厚照的离宫，这里既有游戏的豹房，也有训练的校场，也建有佛寺，实际上也是正德帝的一处办事机关。
在刘瑾被清除以前，“八虎”在豹房中占有了很大的权力，在刘瑾被清理之后，豹房中权力最大的人就是钱宁。这位钱宁善骑射，被正德帝赏识，甚至被正德帝收为义子，赐国姓，成为了豹房的大总管，每天在豹房中与明武宗更是形影不离。
钱宁依靠明武宗的喜爱获得超越司法的权力，使得司法官员听从于其个人意志，但当边军进京后，武宗对钱宁的喜爱就被分走了。
正德四年到正德七年，地方上发生了刘六、刘七流民起义，地方卫所军被打败，政府军无力扑灭流民起义，在流民起义军快要逼近京师的情况下，明武宗与豹房诸人商讨后，决定调宣府等边镇的边军开赴主战场，并消灭了此次叛乱。
正德七年十一月十一日，太监萧敬传出皇帝圣旨：“兑调京营、宣府军官，令其往来操习备御。”
这个圣旨的意思是说，京营军和宣府的边军要互相对调，以便操练和驻守。也就是彻底打破祖制“京军不外调，边军不调入”的原则，形成了一种京边军互调的制度。明武宗不顾大臣反对，依旧坚持了这项决定，使边军长期留在京师。
武宗本身对骑射和战争的兴趣浓厚，而边军统领江彬久经沙场。在正德帝在见识过真正的军人之后，对于原先只会骑射的钱宁开始疏远，转而开始信任江彬。为了固宠，江彬开始鼓动武宗离开京城到西北巡幸。由于立边功和壮美山川的刺激，明武宗跃跃欲试。
之后，朱厚照骗开了文臣们的阻挡，穿过了居庸关，来到了能够撒欢的塞外，正值蒙古小王子率军来攻，朱厚照稳妥安排、调兵遣将，还创造了“应州大捷”。
此役，斩获蒙古军首级16，明军方面阵亡52人，重伤563人，未见蒙古受伤记载。此役中明武宗亲自斩杀蒙军士兵一人。虽伤亡数字看起来明军依旧处于劣势，但此役还是有效地抵御蒙古军的侵扰。
值得注意的是，此役之后“是后岁犯边，然不敢大入。”虽有此役明军显示的较强战斗力的影响，但也不应忽略达延汗于正德十二年去世的这一背景。
达延汗死后，蒙古各部再次陷入争夺，无法组织大规模的南下似乎是可以理解的。
不过，此役中，我们可以看到们看到了武宗临战不惧，亲自部署，身临沙场。从其部署的意图以及战役打响后的调配来看，武宗是具有一定军事才能的；而当明军被分割，有被各个击破之危急状况时，又能够及时率兵前来支援，其上阵御敌之决心与勇气亦显露无遗。
在应州之役后，明武宗再一次巡幸北边，到达延绥镇，但是并未与蒙古军有所接触，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次巡边过程中，亲出喜峰口外，使人招引三卫达子近边交易。”有意改善同朵颜三卫的关系，破坏其与鞑靼部的姻亲相连的局面，进而保证东北的安全，明武宗似乎是有意经营北边，亦能看出他对边防的重视。
四、结语
明武宗以内驭外，又用利禄将众多文臣拉拢在自己的周围，为自己效力。即使后面他建豹房，做出给自己起名朱寿，自封威武大将军的事，也只是在自己可控范围内开的小差。
他从来没有放松过自己对权力的控制。逃离紫禁城是为了让自身能够无忧无虑的玩乐，但从紫禁城搬到豹房，他也同时把行政中心转移了过去；应州之战时，他还是差人将奏疏送到自己身边，以便自己能够时刻了解国中动向。
尽管他再亲近佞臣，也从未停止对他们以及对朝堂的监督。一旦有人真正触及到皇权，他会毫不留情地将这些人制服。
从应州之役之战看他具有足够的远见和军事才能，而他想和朵颜三卫改善关系一事，除了他对边防的重视，可能也与他的对外观念有关。
朱厚照很有语言天赋，身为天朝上国的皇帝，他会多国语言，精通阿拉伯语，并且和葡萄牙使者有所交流，在这个时期中国的海外贸易也比较活跃，而随着武宗的去世，葡萄牙使者被遣回，海禁政策又严厉起来，直到隆庆开关之时又再次放开。
他的时代，安稳中隐藏着改革的因子。在他之后的嘉靖隆庆孕育着晚明经济改革的种子，甚至有了改革的雏形，在他之前的弘治，却是墨守成规，放弃了众多改革的可能性。
他的时代没有明显的变革，刘瑾做的些许改变也因为政治原因被迫结束。但是改革的要求却在社会的深处翻涌着，咆哮着，尚在时代深处涌动的革新血液，过早地体现在了他的身上
旧时代末期的僵化死水和即将到来到来的新时代的奔涌浪花，让他看上去如此的离经叛道。尽管他想突破那个时代，但是为时尚早，刚刚推开了世界的窗，转眼间又匆匆合上。
这或许也就是毛主席承认他算是是明朝皇帝较为正面的典型，或许就是看到了他的顽劣下所隐藏的格局，或许是看到他的统治中潜藏的变革；亦或许是认同他对封建宗法伦理的突破。叹英年早逝！未知其续。倘若没有那次落水，大明结局如何犹未可知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