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后之争”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由学界扩展到社会争论。一个叫了五十年的名字的“司母戊鼎”真的应该改成“后母戊鼎”吗？当然以尊崇历史为由的改名派，确实也有让人信服的学术依据。但有依据就该改名吗？我也有依据，你区区一件青铜器改名不算什么，我认为要改，应该将“青铜时代”的名字也改掉，改为“吉金时代”，因为历史上根本没有“青铜时代”的说法。
后母戊鼎商代武丁时期（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据说，“青铜时代”这个词是丹麦考古学家汤姆森提出的。1816年他被任命为国家博物馆的首席馆长后，为了古物陈列，在史前考古学中以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分期法作为欧洲技术发展的3个阶段。
然而，中国青铜时代开始于公元前2000年左右，经夏、商、西周、春秋、战国和秦汉，历经15个世纪，这期间也没有“青铜时代”的说法，连“青铜”这个词都没有出现过。为了说清这件事，我也不得不“训诂”一下了。《墨子》一书在描述大禹铸九鼎时写道：“使蜚廉采金于山川，而陶铸之于昆吾”。这里所说的“采金”就是指开采铜矿取得铸鼎所需的青铜。《诗经》中著名的《韩奕》一诗中，内有“革金厄”一句，句中的“金厄”指的就是青铜的轭(马具)。
毛公鼎（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由于“青铜”又称作“金”，后来人们又将青铜礼器也称之为“金”，把青铜器上的铭文称作“金文”。以“金文”为主要研究对象的“金石学”，曾是中国古代一门很重要的学问。创建于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以吴昌硕为第一任社长的西泠印社，以“保存金石，研究印学，兼及书画”为宗旨，按说吴社长绝不会让该印社来研究“黄金宝石”吧。
金文
如果还有争议，实物佐证来了。保利艺术博物馆展示的西周从簋，是约3000年前的一件礼器。器内有2行9字铭文：“从易(赐)金于公，用乍(作)宝彝”。说得明明白白：这件青铜器的主人叫作“从”，得到了他的主公赏赐给他的“金”，他用这些“金”铸造了这件青铜礼器，这里的“金”无论如何不可能是黄金。
西周从簋藏于保利艺术博物馆
汉代以前的文章中所称的“金”往往指的就是青铜，“吉金”指鼎彝等古器物。古以祭祀为吉礼，故称铜铸之祭器为“吉金”。宋代欧阳修《集古录跋尾·韩城鼎铭》记载：“坚久吉金，用作宝尊鼎”。清代龚自珍《己亥杂诗》之二八：“吉金打本千行在，敬拓斯文冠所遭”。姚华《论文后编·源流》：“书契既兴，文字觕成，吉金贞卜，始见殷商”。
西周从簋（局部）藏于保利艺术博物馆
“青铜”这个词最早出现在汉代，诗人辛延年在《羽林郎》一诗中，浪漫了一下：“贻我青铜镜，结我红罗裾。不惜红罗裂，何论轻贱躯”，“青铜”一词终于面世了。唐代孟郊《结交》：“铸镜须青铜，青铜易磨拭”。贾岛《友人婚杨氏催妆》：“不知今夕是何夕，催促阳台近镜台。谁道芙蓉水中种，青铜镜里一枝开”。宋代苏轼《清远舟中寄耘老》：“今年玉粒贱如水，青铜欲买囊已虚”。后世诗家一跟风，“青铜”一说不一而足了。
一丝不苟的史学家司马迁可不买账，在《史记》中记载大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象九州”，依旧称“金”莫辩。清代以前著录古铜器之典籍中，亦不为诗人浪漫所动，还是多称“吉金录”，未见“青铜录”一说。如北宋吕大临著的《考古图》，王黼撰修的《宣和博古图》，均以“吉金”当道。“青铜”的命名仅因古铜器氧化成青黑色而得之。实质上，鼎彝在铸造后的本色是金闪辉煌，富丽堂皇的，而非影视剧里乌黑的殿堂重器。
朱炳仁·铜禺方鼎
青铜时代谁人定，
百年恍若定盘心。
昨日有闲翻典籍，
原来朝野呼吉金。
被强加于历史的“青铜时代”之误，是否该变称“吉金时代”呢？或许仅是戏谈，等待诸家评说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