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口红利，到工人红利，中国制造的未来已经清晰。
招工难，是几乎所有制造企业共同的呼声。广东外贸制造中小企业招工现场，老板比求职的工人还多；北京央企说，年轻人不愿意进工厂。制造巨头吐槽，开出“前所未有”的高薪依然抢不到人。
然而，工人紧缺的另一面是就业难，特别是千万级应届大学生就业难。这一结构性矛盾清楚地表明，不少人对工人的认知依旧停留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流水线服装女工的水平，“脏繁重累”的集体记忆尚未消除，新的多元、自由就业理念又形成新的冲击，曾经一岗难求的制造业似乎不再是就业的首选。
未来，工人从哪里来？未来的中国制造又需要怎样的工人？
年轻人选择哪里，哪里就有未来。无可否认的是，面对越来越多的就业机会，年轻人正在远离流水线，而流水线企业正在向国内外成本更低的区域转移产能。
幸运的是，装备制造巨头说，技术工人都将转型为工程师。大国工匠说，今后，技术工人就是企业的宝，像老中医，越老越吃香。《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在多方采访中发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带来的新环境正刷新年轻人对工人岗位的认知，技术工人在企业内部的地位持续上升，大国工匠正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职业追求，一支受过良好教育的高素质技术工人队伍正成为中国制造未来竞争力的支撑。
转变在路上，“中国创造”向未来。
“大国工匠，国家就需要你这样的人。”2021年6月29日，在颁发“七一勋章”时，习近平总书记对专注焊工岗位50多年的艾爱国说。
艾爱国是黄红军、黄红兵兄弟的偶像。2000年出生的黄红军已经是一名工龄5年的焊工。
2017年，他和双胞胎弟弟黄红兵从长沙高新技术工程学校毕业后，进入中联重科（000157.SZ）工作。5年后，兄弟双双成为中联重科结构厂里的焊接高手，弟弟黄红兵尤其出色，在中联重科“工匠杯”新人焊接技能竞赛中夺得了第一名；在被誉为“焊接世界杯”的“‘嘉克杯’国际焊接大赛”上获得三等奖。
中联重科车间文化墙上介绍黄红兵的一段文字写道：“理论知识扎实，实践经验丰富，有高超精湛的焊接技能。焊条电弧焊，熔化极气体保护焊、TIG非熔化极气体保护焊等多种焊接技术都有很高的造诣。现在小臂班从事关键核心焊缝X射线探伤合格率达到99.9%。”
在他们兄弟进入工厂成为一名新产业工人的2017年，我国开启了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
2017年2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方案》。
党中央历来高度重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而制定和实施《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方案》，就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专门进行谋划和部署，在我们党和国家历史上尚属首次。
2019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对我国技能选手在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上取得佳绩作出重要指示：“技术工人队伍是支撑中国制造、中国创造的重要基础，对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截至2021年底，全国技能人才总量超过2亿人，高技能人才超过6000万人。
然而，2021年8月30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副秘书长高杲接受采访时介绍，我国技能人才求人倍率长期保持在1.5以上，高技能人才甚至要达到2以上。目前，全国技能人才的总量占比在不断提高，但是与庞大的劳动力人口对比来看，比重还是偏低的，现在还不到30%。德国、日本等制造业强国的技能人才总量占比能够达到70%～80%。
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王东明认为，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相比，产业工人队伍目前还存在技能素质总体不高、技术工人总量不足等问题。必须加快推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努力打造一支宏大的高素质产业工人队伍，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人力支撑。《“十四五”就业促进规划》指出，“十四五”时期就业领域出现了许多新变化新趋势。人口结构与经济结构深度调整，劳动力供求两侧均出现较大变化，产业转型升级、技术进步对劳动者技能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人才培养培训不适应市场需求的现象进一步加剧，“就业难”与“招工难”并存，结构性就业矛盾更加突出，将成为就业领域主要矛盾。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常委杨伟民表示，当前，就业存在结构性矛盾，一方面是制造业普遍缺少技术工人；另一方面，青年的失业率高。
1995年出生的全国人大代表、建筑产业工人邹彬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当前，建筑工地上确实青黄不接，施工现场大部分工友都是50后、60后。自由度较高的行业越来越多，年轻人就业选择越来越广泛，很多年轻人不愿意进入建筑行业。
江西一家制造业上市公司的人力资源负责人刘斌说，很多的技术工种已经出现了断代现象，没有年轻人去做去尝试，而国家也意识到了这一问题，我国正处在从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迈进的关键时期，需要培育和弘扬严谨认真、精益求精、追求完美的工匠精神，从而让中国制造、中国创造的奇迹得以延续。
王东明认为，无论是实施制造强国战略、推动产业转型升级，还是应对国际产业链供应链调整重组、维护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提高产业工人队伍素质都是基础和关键。
那么，从制造大国到制造强国，中国制造业能否吸引年轻人进入工厂？数字化、智能化、全球化新时代，未来的技术工人将呈现哪些独特的风采？
3月31日，73岁的艾爱国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说，掌握工艺流程的产业工人是企业急需的“香饽饽”，就算企业未来智能化、智慧化也都离不开自己的工匠。
《中国经济周刊》广泛调研发现，未来的工人将不再是我们陈旧印象中的“又脏又黑”的蓝领，他们正在告别“危繁脏重”的工作环境，掌握着专精尖的技术，成为市场上备受青睐的高端人才，享受着越来越好的就业机会，逐渐成为高收入群体，也赢得社会与政府越来越高的尊重与认可。
依靠精湛的技术，黄红军、黄红兵这对从湖南耒阳贫困家庭走出来的年轻人，不光在老家盖起了新楼房，而且正计划着在长沙置业、买车。黄红军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说：“我有些玩得好的（同学、朋友），有的做生意，有的搞工程，还有的打工，好像都没有我过得好。我们做的工作是累了一些，但是幸福感是蛮高的。”
中联重科人力资源管理中心主任李晓虹说，随着公司智慧工厂建设不断深入推进，越来越多的工人将转型为现场工程师，与技术人员将成为同一序列。
江铃集团HR领域相关负责人介绍，公司正在探索建立新技能人才的内部培养机制，公司内部新技能相关技术岗位均已优先向内部员工开放，帮助从事普工和传统工种的员工向新技能人才转型。
不光是黄红军兄弟这样的技术工人，新能源、集成电路、工业自动化等行业受到越来越多高学历人才的青睐，一些传统被视为蓝领性质的岗位不乏博士、海归的身影，蓝领与白领之间的分隔线正在逐渐变得模糊。
《中国经济周刊》首席摄影记者肖翊|摄
1.4万月薪抢机械专业学生，专场招聘却“一个人都没走进来”
《“十四五”就业促进规划》指出，注重发展技能密集型产业，推动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赋能、延伸产业链条，开发更多制造业领域技能型就业岗位。
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发布的《2021年第四季度全国招聘大于求职“最缺工”的100个职业排行》显示，这100个职业中，43个属于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智能制造”领域缺工程度加大，汽车生产消费领域需求旺盛，“汽车零部件再制造工”“汽车饰件制造工”“汽车维修工”等职业新进排行；智能制造领域“多工序数控机床操作调整工”“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等职业排位上升，缺工程度加大。
供需决定走势。紧缺，意味着技术人才在市场上的身价更高。
3年前，刘军从西安一所高校土木工程毕业，在一家建筑公司工作近一年后离职，考研考公都未成功，先后去了粉笔教育、奈雪的茶，还运营过一段时间的美团外卖店。
现在，25岁的他回顾自己的经历，“闯了几年感觉没有掌握一个拿得出手的特长”，未来希望能扎根一个行业，找个有点技术门槛，又能进去学习提升的工作。
25岁的尹琦，初中毕业就外出打工，去过手机组装厂，待过汽车工厂，还曾在一家网吧混网管，主要是为了蹭免费的游戏。今年春节一过，他终于决定去学木工。
不管是曾军还是尹琦，他们都明白，高技能意味着高工资，更何况一技在手，终生不愁。
中车时代电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系统分公司总经理彭再武告诉《中国经济周刊》：“现在各个制造型企业里面，急需高技能型工匠人才，像高级焊工或者其他特殊工种，薪酬是非常高的。”
艾爱国认为，待遇是新工人岗位受到年轻人欢迎的根本，这些年，其任职的华菱湘潭钢铁厂技术工人的待遇随着企业效益上扬而水涨船高，“工人来了就不想走”。
江西车之宝汽车服务广场负责人龚小红说，汽修专业全国都缺人，非常好就业，有的技师收入可达年薪20万元，“你现在拿500名毕业生给我，我都能够闭着眼睛，随便就可以给他们安排就业”。
一家制造企业的人力资源负责人说，今年2月，公司去一家985大学招聘机械、液压专业学生，给出的月薪高达1.4万元，“我们下了很大的决心，才给出这样的标准，是公司历史上从未有过的”。
出乎意料的是，这次专场招聘竟然无人问津，“一个学生都没走进来”。后来一打听，这一届的学生早已被其他大厂以更高的工资提前签约锁定。“人家一开口就是年薪二十几万三十几万”。
优渥的待遇，让求职者心中的天平悄然倾斜，就连“互联网大厂”员工也想“动一动”。智联研究院发布的春招行情报告，与2019年相比，2022年春季，6.3%的互联网从业者求职时期望转向加工制造业，比2019年提高2个百分点。
从全球制造产业发展史来看，伴随我国制造产业的整体升级发展，技术型工人必然越来越受欢迎。
四川大学教授陈维政认为，在德国、日本这些制造强国，技术工人非常吃香，大学生毕业找个大制造业的公司入职，当一个工匠型的技术型工人，那是工厂的一个宝。
艾爱国则说，未来技术工人“像老中医，越老越值钱”。
《中国经济周刊》首席摄影记者肖翊|摄
中联重科智慧产业城车间内部工作现场图
从工人到工程师，告别“危繁脏重”，这是一门体面的工作
《“十四五”就业促进规划》提出：推动简单重复的工作环节和“危繁脏重”的工作岗位尽快实现自动化智能化，加快重大安全风险领域“机器换人”。
与黄红军同在一个车间的95后焊工刘晴，今年通过测试以后，最近以“现场工程师”的新身份在中联重科上岗，原来的蓝色工装换成了新的西装，“今后工资是按照公司研发技术序列来发”，而其工作也将更多是操作焊接机器人。
黄红军说，他正计划报名去读本科，今年也申请转为现场工程师，“今后，我们转到智慧产业城去工作，那里都是智能产线，厂子大到看不到边。”
中联重科智慧产业城占地面积近1万亩，预计建成后将是世界工程机械领域最大规模的单体园区。
在已建成的挖掘机生产车间，《中国经济周刊》记者看到，这里配备了众多充满科技感的自动化设备，AGV全自动机器人、RGV有轨输送小车、涂胶机器人，实现高度智能化作业。中联重科官方资料称，每6分钟就能下线一台挖掘机。
目前，中联重科有近万名技能工人。中联重科人力资源管理中心主任李晓虹介绍，“十四五”期间，智慧产业城全面建成之后，中联重科的“现场工程师”将达到1万名。
不光是中联重科，在格力电器（000651.SZ）、华菱钢铁（000932.SZ）以及众多制造企业，还有一些服装生产企业，高度智能化的车间，已经改变了制造业曾经给人留下的“危繁脏重”陈旧印象，不少原来“危繁脏重”的工种要么彻底消失，要么脱胎换骨。
以前，油漆工是技术工种，塔机涂装需要很多工人手工操作，但油漆工作累，且容易患职业病。现在，作为全球最大的塔机制造商，中联重科采用智能制造之后，涂装全部是机器自动化操作，车间里面已经闻不到油漆的异味。
即便是看起来最脏最累的垃圾处理行业也在改变，在盈峰环境（000967.SZ），《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了解到，小型智能化设备使用率正在普及，环卫工人劳动强度下降；而永清环保（300187.SZ）的垃圾焚烧站，初看貌似一座花园，垃圾全程封闭运输进站，无人化作业处理，工人们只需要在屏幕上操作就完成绝大部分工作。
劳动强度大、工作环境差、安全风险高是传统建筑业的特点，年轻人不愿意干是行业共识。
邹彬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其所在的中建五局一方面研发建筑机器人，标准化程度高，取代一些危险性高的重活累活；另一方面“将很多传统在施工现场的工作，转移到了工厂车间，也是把施工现场的建筑工人带到了工厂，转变成为产业工人，开展专业技能提升培训”。
中建五局装饰公司洋湖人才公寓项目总工何昱明介绍，该项目工地设置了集中加工间，配备除尘设施，采用干式除尘技术统一处理现场粉尘，打造“无尘”工地，保护现场作业人员的呼吸健康。
各制造企业希望通过各种方式向外界传达这样的信息，获得更多年轻人的认同。
江铃集团HR领域相关负责人说，70后、80后员工更关注薪资水平、职业发展，而90后、00后则更关注工作中的自由度、工作环境和被团队关注，公司近年来采用新兴的自媒体渠道立体化宣传，改变年轻人对于制造业风格刻板的印象。
安徽联宝科技的产线工人宛俊龙说，他也曾经现身说法，说服了25个亲戚朋友来自己的工厂上班。“是有很多人会考虑去送快递、送外卖，但我会告诉他们，现在工厂工作环境很好，不是想象中的脏乱差，还可以包吃包住。而且更重要的是，在工厂上班你会有学习和晋升的空间，通过学习技术和积累经验，你会变得越来越值钱。”
“十四五”规划：“提高技能型人才待遇水平和社会地位”
作为一名95后，邹彬说，“我们更加在意自己的一个成长空间、社会地位，这是我跟父亲那一辈的最大区别。”
然而，江西一家制造业上市公司的人力资源负责人刘斌则认为：“现在的技术工人没有了当年的那种自豪感，给外人的印象就是一个卖苦力的。所以会出现工人社会地位偏低的情况。”
20世纪50年代，我国实行八级工资制，工人的技术等级与工资等级挂钩。八级工不仅待遇高，地位也极高。
“我爷爷是个木匠，是八级工，工资比厂长还要高，退休之后每年都有省领导来乡里看望。”说起爷爷当年的荣耀，湖南邵阳的禹先生至今仍感骄傲。
鹿新弟是道依茨一汽（大连）柴油机有限公司发动机装调工，曾七获省部级科技奖，是赫赫有名的“大国工匠”。据新华社报道，2019年，鹿新弟参评正高级工程师时，却被公司拒绝，理由是：“公司工程技术人员到现在还没有一个正高级工程师，你评上了，怕别人有想法。工人没有资格评。”
鹿新弟所面对的现实，表明工人社会地位确实亟待提高，而改变正在发生。
2020年，酒钢集团能源中心的一线技术工人、首席技师杜均破格获得正高级工程师职称。2021年7月，鹿新弟终于评上正高级职称。
2022年1月7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汤涛表示，既要捅破技术工人往上发展的“天花板”，还要打通职业横向发展的通道，为技能人才在待遇水平、激励保障上提供一些新的举措。
“泥瓦匠”邹彬当选全国人大代表这一事实本身就表明国家对产业工人的高度重视，也可以说是对社会价值观的一种引导。
邹彬是1995年出生在湖南新化县一个小山村，初中没毕业就跟着长辈到建筑工地打工，成了一名“小泥瓦匠”。2015年，在第四十三届世界技能大赛中，邹彬拿到了砌筑项目优胜奖，为中国捧回该项目的第一块奖牌。2018年，22岁的邹彬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
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中，一线工人、农民代表468名，占代表总数的15.70%，较上一届提高了2.28个百分点。
3月5日，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的关于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定草案明确提出，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基层代表特别是一线工人、农民和专业技术人员代表的比例要比上届有所上升。
江铃集团HR领域相关负责人认为，如果要提高工人的社会地位，一方面教育系统应围绕国家倡导的工匠精神，逐步转变大家对于工人社会地位的认知；另一方面，也需要各企业在用工过程中，充分重视工人的发展，尊重关怀工人，提升工人福利待遇，以点带面逐步实现工人群体社会地位提升。
艾爱国则说，关键是待遇，如果技术工人待遇高，工作环境也好，社会地位自然会上升。
目前，技术工人的职业发展评价是五级，即初级工、中级工、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
今年初，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表示，我国正在为技能人才探索建立“新八级”职业技能等级制度，即由低到高，在学徒工、初级工、中级工、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特级技师的基础上，再增设首席技师。
华峰化学（002064.SZ）新的“八级技工制”，给一线高级技术工人开出百万年薪。
不光是涨薪升职，越来越多的企业将技术工人纳入股权激励范围。2021年6月，格力电器推出员工持股方案时就包括一批技术工人。董明珠称，涨薪留人效果并不理想，今后格力将重点通过员工持股计划来留住人才。
李晓虹说，中联重科授予股权激励的核心人员与企业骨干名册，有近百名技能人才名列其中。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指出，“拓宽技术工人上升通道，畅通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社会组织、自由职业专业技术人员职称申报和技能等级认定渠道，提高技能型人才待遇水平和社会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