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如初
青春期之前
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一篇小说叫《荒唐人的梦》，讲一个对一切都无所谓的人，在一个漆黑的晚上决定离开这个无所谓的世界。正当他在大街上想自杀时，一个浑身湿淋淋、穿着一双破皮鞋的八岁小女孩拉住了他的衣袖，求求他去救救自己病得濒死的母亲。
这样一件小事改变了他的选择，他决定拒绝生命最终归属的理想之国的引诱，留在这个充满苦难的世界上：
“为了爱，我甘愿忍受苦难。我希望，我渴望，流着眼泪只亲吻我离开的那个地球；我不愿，也不肯，在另一个地球上死而复生。”
女孩儿用一个弱者最没有力量的纯真，不经意间征服了一个看破红尘者。她自被苦难锁住了，却挽救了他的生命；于他，她是天使。
青春期之前的女孩，大多带着这种超性别的天使特征。除了天真烂漫、敏感多思、柔弱细腻之外，她们和男孩没有太大的区别。安徒生笔下六岁零三个月的卖火柴的小女孩，和契诃夫笔下在鞋店学徒、给爷爷写信乞求回家的九岁的万卡，还有七八岁就开始流浪的孤儿三毛、不足十岁就在伦敦街头讨生活的大卫·科波菲尔等等，在共同的苦难、共同的对爱和温暖的渴求，对未来的无限向往之外，没有性别问题带来的根本差异。
文学作品中，处于这个年龄段的女孩大多出现在童话：七岁梦游仙境的爱丽丝，七岁美貌就超过王后、为自己招来灭顶之灾的白雪公主，六岁的小红帽等等，她们的美好天真不是因为性别而是因为年龄，天赐的美尽管已经开始受到世事险恶的威胁，但她们的成长历险中还没有更为复杂的问题。单纯，是这个阶段的她们和描写她们的文学作品共有的特征。让人忍不住希望，世上所有的故事都能停留在善必胜、恶必惩的童话里。仙境的险恶、王后的嫉妒和大灰狼的凶残，与那些击穿人伦底线的野蛮力量相比，似乎都显得更可理解、更可预见，也更可防范。
小女孩变成女孩，分水岭应该是青春期。随着身体的变化，女孩更耀眼的美丽被唤醒，更鲜明的性别特征被激活，或叛逆或驯顺的性格也开始形成，尤其是，复杂微妙的女性心理特征也开始日益强化。在这个过渡阶段，很多女孩都从一本叫《小妇人》的书中受益。
美国南北战争的时代背景下，家住新英格兰新区的马奇一家，日子过得苦不堪言。爸爸在前线，马奇太太四处打工照顾四个女儿。她们急于摆脱贫穷，但并不为此扭曲心灵，因为她们的妈妈积极乐观。当更多关于女性的话题不断集中于原生家庭的时候，美国作家奥尔科特这部经典作品能够提供积极的启示。
书中的四个女儿都有十几岁了，她们的自尊自强已经带上了鲜明的性别色彩。其中最惹人喜爱、略显泼辣的乔就骄傲地宣称：“女人有雄心、才华和美丽。我讨厌人们说：对她们来说有爱就够了。”
而深受这本书影响，近些年在世界范围内影响广泛的“那不勒斯四部曲”
（《我的天才女友》《新名字的故事》《离开的，留下的》《失踪的孩子》），还有《成年人的谎言生活》，秉持的也是这样的泼辣女孩立场。意大利作家埃莱娜·费兰特精准捕捉底层青春那饱满的生命力中蕴藏的创造力和破坏力，借以帮助女孩穿过歧路丛生的生活荆棘和生理迷雾，找到一条向前的路。
在爱和婚姻带来的苦闷出现之前，生活之苦早已为女孩成长奠定了一个普遍的底色。而当青春期来临，成长的烦恼越来越多，关于女性的话题就会变得更复杂，相关的文学书写也变得更为斑驳瑰丽。
青春期的她们
古今中外文学史上，写青春期的作品浩如烟海。仿佛长在原野上的玫瑰，也仿佛不断鸣啼的夜莺，关于人生这最美好阶段的芳香总是最动人心魄。美好的身体，不识愁滋味的昂扬，八九点钟太阳般的希望，与情窦初开，与相思滚烫，与“我是我自己的，谁也不能干涉”的理直气壮融合在一起，总是能让人升腾起蜜糖一般的甜蜜、且由它放马奔腾的快意。尽情挥霍，不管是时间还是情绪，不管是好感还是爱恋，都是青春期应该有的样子。
萨冈《你好，忧愁》里十七岁的青春，叛逆、邪恶，充满对自我和所有既定一切的破坏欲；杜拉斯《情人》里十五岁半的白人女孩，在炎热嘈杂的湄公河畔与来自中国抚顺的男人的放纵，对母亲、对兄弟刻骨的叛逆；《红楼梦》里十六岁就逝去的林黛玉的敏感多思、俏皮刁钻，还有那一番春日葬花的深情与无奈；《少年维特之烦恼》中让维特为之心醉神迷，乃至于自杀以示深情的19岁的绿蒂……青春逼人的女孩儿们，带给这个世界的又何止这些！
与这些相比，纳博科夫的《洛丽塔》像麦田里忽然长出来的“恶之花”，尽管作者一再宣称这是他“最纯粹的小说”，也尽情展示了自己冠盖群雄的才华，但无可否认，这样一本书搅动了既有的秩序，也击穿了男女两性书写的文学底线。当然，跟我们在新闻中遇到的击穿人伦底线的真实事件相比，《洛丽塔》毕竟是在疯狂想象和魅惑语言中展开的——它是审美的，不像被锁住、被强迫的真实，无情嘲弄所有以为进步和文明已然在身边的自以为是，无情打破所谓中产阶级安全感的阶层美梦。铁链拴在一个人身上，巴掌打在所有人脸上，耳光响亮。
王朔曾在2008年出版的《和我们的女儿谈话》中断言，2034年前苏格拉底“一个肉体的屈辱死亡，给他身后千百万具肉体铸就了灵魂。”这断言是不是一厢情愿，如今或许可以一目了然。倒是钱钟书在智力密集的《人·兽·鬼》中以不世出的才华想象的一个画面，一个进化论、天演论之下的创世记，更让人感叹：在生活和文明瞬息千变，变化多得历史不胜载，快到预言不及说的时候，上帝被进化出来了。而男人只是上帝在孤独无聊中的初次尝试，女人才是上帝最后的成功。然而，上帝很快就忙着去享受自己的成功了，也忙着嫉妒和羡慕男人和女人的结合与陪伴了，真正的难题留在了男女之间。
在成熟男性目光的打量下，十三岁的洛丽塔早熟了，带着鲜明的性别特征，足以激发他全部的欲望。在恋童癖亨伯特·亨伯特貌似真诚的法庭忏悔中，他尽情展现了自己邪恶的忠贞与痴情。爱，以如此畸形的方式附加在洛丽塔身上，也让她变得变幻莫测起来。她完全无辜吗？她引诱了他吗？《洛丽塔》就这样与世俗伦理，与复杂人性藤蔓般纠缠在一起，给读者抛出了很多问题，关于青春，关于爱，关于诱惑和吸引，关于忠贞与背叛，关于性别的本质，这些问题让全世界的读者坐立难安——很多经典作品都是让人坐立难安的。
莎士比亚说：“疯子、情人和诗人都是满脑子结结实实的想象。”不幸，亨伯特同时具有这三种身份的特征。在同类题材中，这本书有一种阴险的美，独树一帜的诡异罗曼史散发出来的毒云也从未消散。法律是要审判亨伯特的，道德伦理和宗教信仰也是要拷问他良心的，尽管文学上我们欣赏他。但如果亨伯特在生活中，没有温文儒雅的外表，没有受过教育，尤其是还有点滴利益就可以收买的帮凶，该是什么结果呢？这问题想想就让人毛骨悚然。《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似乎是这种现实令人忧伤又警醒的文学回响。
写过超级畅销书《追风筝的人》的作家卡勒德·胡赛尼，也曾写下关注阿富汗女性故事的小说《灿烂千阳》。小说里，私生女玛丽雅姆和母亲被隔绝在山上，长到十五岁生日那天，她决定下山，去父亲的豪宅，那里住着他三个妻子、十几个孩子。她从来没下过山，除了母亲、毛拉和偶尔出现的父亲，她没有接触过任何陌生人。路上，一个赶马车的老人让她上车，还给她一块儿糖。她没有被拐走，顺利到达了父亲的家——谢天谢地。
当然，她有她的难题。因为她私自下山，母亲吊死在树上，她被迫远嫁一个比她年长十几岁的鳏夫，却没想到一直无法生育。在阿富汗这片多灾多难的土地上，玛丽雅姆的命运从十五岁开始暂停、转轨，然后急转直下。社会、文化、父权和男权叠加在一起的力量，塑造了她充满悲剧意味的一生。书中这样写道：
“那儿是一片贫瘠的土地，没有希望，也没有哀伤；没有梦想，也没有幻灭。那儿无所谓未来。那儿的过去只留下这个教训：爱是使人遍体鳞伤的错误，而它的帮凶希望，则是令人悔恨莫及的幻想。无论什么时候，若这一对剧毒的两生花开始在那片干涸的土地上生长出来，玛丽雅姆就会将它们连根拔除。她把它们拔起来，还没拿稳就赶紧将其掩埋。”
或许，一个女性掩埋希望不可怕，怕的是无数女性都不得不一起掩埋。
妻子、母亲、情人、女儿：
被塑造的第二性
与青春那明媚的叛逆和忧伤相比，步入爱情和婚姻的生活瞬间变得浑浊和纠缠起来，文学对这个阶段女性的描写，出现了很多类似“娜拉出走之后会怎样”的难题。鲁迅设想的结局是堕落、回来或者饿死，由此还说出了那句名言：“人生最痛苦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
然而，如此一来女性就该拒绝觉醒了吗？显然不是。这种觉醒有时候如娜拉一样，被认清丈夫的品行催逼；有的时候如安娜·卡列尼娜一样，被晚熟的自我、迟来的爱唤醒；有的时候又如包法利夫人一般，由先天的妻性、母性不足决定，由后天的盲目和自私造成的伤害逼迫；有的时候是被张爱玲红玫瑰、白玫瑰的真相扎醒，被“小团圆”的南柯一梦惊醒；甚至有时候，是被偶然的邂逅和想要逃离既有轨道的冲动催生，比如《廊桥遗梦》和门罗的《逃离》等等。
女性在成为想要“自己的一间屋”的知识女性之前，已经有了无需教育和学习就被先天赋予的角色——生物学的角色，而这个角色与社会、婚姻制度、特定历史文化习俗、女性的自我定位等等因素纠缠在一起，似乎总是能够反复印证那个振聋发聩的宣言：“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第二性》）；也似乎能一再提醒，无视妇道、花枝招展、野心勃勃、自取灭亡的“阁楼上的疯女人”，不只是一个人物，更像是一个影子，尾随所有人，温顺善良的女人也不例外。
对中国文学而言，上世纪八十年代，伴随思想解放而来的女性写作曾是文坛的热门，也涌现出了一批女作家，她们接续“五四”个性解放的接力棒，将张爱玲、萧红、丁玲、冰心、杨绛等女作家的开疆拓土视为先锋，将革命和启蒙、战争和孤岛等特殊文化氛围中沉淀下来的创作气质反复打磨，结合崭新的时代，火热的现实，形成了自己的创作风潮。尤其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在中国召开前后，曾掀起一股女性文学的热潮。那时候文学探讨的话题，如今看来依然不过时。后来，女性故事日益被底层故事取代，文坛才不再集中关注女性话题了。到2020年所谓“女性主义元年”这一年，备受关注的“她力量”话题和“十大女性觉醒事件”，则更多是和新闻相伴相生，女性话题也日益变成纯社会学意义的了。
如今，女性的整体处境已经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关于女性的话题已经集中在更加文明化、全球化的层面，然而，引发共同关注、唤起共同情感的，还是那些更切近女性身份政治和基本权益的问题——这无疑是任何时代都会讨论的女性“元问题”。
两性从来没有平分过世界，至今仍然如此。歌德说的：“永恒的女性，引领我们飞升”，依然停留在纸上乌托邦阶段，诗人海涅把男性对女性的思念称作“永恒的乡愁”，也难免包含性别不平等的成分；而无论是阿特伍德《使女的故事》的风靡，还是乔治·艾略特《米德尔马契》的再发现，都是女性话题经久不衰、历史与现实不断交叉重合的表现。
今年年初刚刚去世的作家张洁，在当代文坛独树一帜。她被铁凝称为“孤侠”，被李敬泽形容为“对世界高扬着下巴，眼中有玫瑰和枪炮，卑微得如一粒尘土随时准备自我遗忘和被遗忘，注定奔跑、注定孤独的孩子”；她也被评论称为“狐”，被形容为“以血为墨”。
在当代文学史上，她曾用一声响亮的《爱是不能忘记的》为思想解放潮流做了一只报春鸟，让爱与婚姻与道德的问题变成了全社会热议的话题；接着，用《祖母绿》《方舟》等一系列作品深入探讨女性觉醒和女性独立。她凭借《沉重的翅膀》《无字》成为迄今为止唯一一位两度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家；她用《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写尽了母女情深、相爱相杀。文字中的她，飒、爽辣、认真、直率、执拗、我行我素；她自尊、骄傲，也自我怀疑、自我拷问。她在披肝沥胆的写作中写下对情爱的深刻认知，对自我的无尽探究和无尽苛责，写下满含刻骨痛苦的知识女性的自我解放和自我觉醒。
尤其是她三卷本的《无字》，用百万言写了墨荷、叶莲子、吴为、禅月和枫丹，一家四代女人随时代、政治和各自的爱情颠沛流转的苦痛。而其中的吴为更是身兼情人、妻子、母亲和女儿四种角色身份。她投入地爱，刻骨地恨，认真地活，潇洒地疯和死，对这一番人世历练，她真真是做到了“骨可朽烂心难穷”（苏东坡语）。女性如她，且苦痛且快意，且孤独且闪耀。她是标本，是刻度，是疆界。
张洁那一代，与时代、与传统、与人和自我的关系，主调都是以抗争为主，因为物质匮乏、精神饥渴，因为时代逼人、生活迫人，不抗争不成活；而如今的一代，不抗争了，因为我们用以判断的信息增多了，所以也更清醒冷静，或者说更犬儒了；同时，绝大多数个体的自我选择更多了，自我空间更宽广了，于是，女性与角色之间的关系，往往以和解为主，飞蛾扑火和玉石俱焚都不属于她们了。她们失去了要打“一个人的战争”的那种力量感和悲壮感；她们寻找也放弃，挣扎也顺从，因而更安于性别派定的角色。
愿旧世纪悲鸣，愿新时代欢欣
女性主义的写作整体式微之后，王安忆在一篇访谈中曾谈到：越是自觉的女性意识，倘若缺少真理的观照，缺少更高境界的理性自我的观照，缺少应有的批判，就越会隐入自我的谬误之中。这是对后来越来越卷的女性主义创作之路而言的，而广泛意义上的女性意识，总是存在着知行合一的问题，换句话说，即便女性感觉到了自身在这个世界的价值，也需要历史、时势、教育的辅助，需要男性的认可。西蒙娜·德·波伏娃在《第二性》中犀利地直陈本质：
今日她们之中有许多人要求新的地位；她们并非要求使她们的女性气质得到彰显：她们希望像全人类一样，在自己身上超越性压倒内在性；她们希望最终能给予她们抽象的权利和具体的可能性，没有这两者的结合，自由只是一种欺骗。
或许正是因为意识到了这样的问题，现在更多的知识女性，骨子里都少了些惊世骇俗和快意恩仇，她们不想极端了，不想对立了，她们妥协了，也更中规中矩了。这是不是如莫言慨叹的“种的退化”我不知道，但蓬勃的女性意识和女性生命力的确已不太常见，很多女性写作已经彻底汇入底层写作和历史写作的洪流里了。即便以女性话题为主的，对女性主义的认识也变得更为温和内敛了。
邵丽的《金枝》是新近出版的女性写作中比较惹眼的。她从女性的视角写家族史，写历史对人的作弄，写文化沉珂对女性的绑架和折磨，也写割不断的血缘与聚不拢的文化差异和阶层差异之间，血肉模糊的绞杀和疼惜，写阶层流动欲望下的女性野心和蓬勃的生命力，更写和解、原谅和体恤。整本《金枝》带着一种浓厚的中国家族文化气质，新旧时代，新旧观念，新旧阶层，在这样一部不长的小说里产生了特别的张力，一种女性写作者和女性意识主导下的文化张力。
《藏地白皮书》的作者傅真最新出版的长篇小说《斑马》，题材显得更特殊一些，关注的是白领女性的生育问题。原想丁克的苏昂意外怀孕，又遭遇胚胎停止发育，而且竟然连续发生了几次，这就激起了她本能中的“好胜心”——打算丁克是“非不能也，不为也”，如今居然变成了实实在在的“不能”。各种权衡比较之下，她来到曼谷尝试试管婴儿，由此开始了一场奇异的人生之旅。
在这个阳光从不肯示弱的城市，有一群不肯向命运示弱的女人；在这个宗教和世俗毫无界限的城市，有无数既虔诚又渎神的故事；在这个充满了母性般包容力的城市，有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也点缀着深情浪子的诱惑和犯罪者的冒险……生命被孕育的历程千难万险，在这个过程中，女性需要面对的不是自己的文化命运，而是生理命运——在生育难题面前，所有现代文化和文明都失效了，只剩下了古老的、赤裸的本能，她们于是徘徊在反抗和顺从、逃离和归顺的边缘，靠生理的蛮勇和对爱的呼应慢慢抵达生命的本质。至于斑马之谜，则包含着宗教庇佑、安全守护，还有语言、文化本身的可意会不可言传……
写作和生活一样，似乎人类目前可见的文明结果就是淑女绅士，就是温和地约束自己的欲望，小心地在既有的轨道上保持岁月静好，一如《斑马》中的苏昂。尽管现实中，其实我们距离这一切无限近又无比远——即便勉强戴上中产阶级的面具，无害而自求多福地与社会同行，与日新月异的世界携手同行，还是难免突然撞见中世纪般的现实一角，惊呼居然还有与自己同时空的女性在承受这样的命运！
每当遇到这让人触目惊心又寝食难安的时刻，我们总是习惯于乐观地想象马克思给无产者的鼓励：面对旧世界，革命者都要一往无前，因为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是锁链；而一切旧的毁坏和新的创造，往往都在这样的时刻产生。同时，作为女性，也总是会想起，在思想者和革命者之外，马克思还是一个深情的丈夫，他和燕妮的婚姻被誉为“举世无双的结合”。他把冷静和理性留给了探讨婚姻本质的学术著作，而把浪漫和柔情融进了写给燕妮的诗与信中，字字句句都饱蘸着磅礴激情。尤其是那句“愿旧世纪悲鸣，愿新时代欢欣”，读起来都能像“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一般激动人心：
尽管书页数不尽，
我也能让你的名字把千千万万卷书籍填满，
让你的名字在里面燃起思想的火焰，
让战斗意志和事业的喷泉一同喷溅，
让现实生活永恒的持久的真理揭晓，
让整个诗的世界在人类历史上出现，
那时，愿旧世纪悲鸣，愿新时代欢欣。
让宇宙啊，亿万斯年永远光芒不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