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人宁愿送外卖，也绝不“进厂”——我来告诉你为什么

2022-03-10 15:20:34 来源：中国文化报道网作者：Admin 分享：

今年“两会”期间人大代表、小康集团董事长张兴海表示：近五年平均每年150万人离开制造业，2020年前两个月内新增骑手58万人中40%曾是产业工人，当下不少年轻人选择送外卖、送快递，不愿进工厂当产业工人，导致制造业招工困难，这不利于社会长远发展。

仔细看看这位代表的提案，为了让年轻人“进厂”，具体提出了三个措施：首先，政府加强就业引导，改善制造业就业环境；其次，建议政府给企业送政策、送资金、送产业工人，如提供新员工就业补贴其次，建议政府给企业送政策、送资金、送产业工人，如提供新员工就业补贴；再次，建议国家相关部门着力培美创新型、应用型技能型紧缺型人才，逐步构建起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人才培育体系。

看第一个措施，需要政府操心；第二个，需要政府直接给钱；第三个，发展教育，还是得国家掏钱。众所周知，政府不是营利机构，国家的钱来自于全体纳税人，一个人大代表总想着花全体纳税人的钱，去给自己产业行方便，这事咋听着总是不对劲呢。生意人不愧是生意人，精明到每一根毛孔里了。

无独有偶，另一位人大代表也说了这个话题——人大代表李承霞建议：职称评上待遇跟上，引导年轻人“少送外卖多进厂”。这个发言应该是根据张兴海董事长的议题来阐述的，一半是对的一半是不对的，首先送外卖并不一定就在产业链上“低人一等”，没有必要暗示“对社会来说进厂比送外卖好”；其次这个代表说到点子上，职称评上待遇跟上才能让年轻人进厂，待遇就是经济基础的问题，职称就是上升通道、未来发展的问题，这两样都做好了，何愁年轻人不进厂？

我们来看一看人大代表张兴海的公司——小康集团的平均薪资待遇：

讲道理劳动者也不是傻子，他们都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对于自己生计这一人生重大问题上，他们难道不会做出理性的抉择吗？

外卖员和外卖平台垄断吸血的问题，我关注过很久了，写过很多文章：

劳动人民的命，金粉世家的病

“困在系统”是表象，“剥削”才是本质

在这个问题上，我甚至觉得我比张董事长更具有发言权，因为我至少做过乡土调查，至少跟外卖员们聊过天。我在写《不是“逃离北上广”，而是廉价劳动力注定被驱离》的时候讲过：我调查了少量的外卖、快递、保洁和摩的人员：我每天点外卖就说小哥我给你打赏五块钱，你陪我聊个一两分钟；在楼下等快递小哥，说我帮你搬两件咱俩唠唠嗑；每天请一个保洁，跟阿姨说我家也不脏，你随便擦擦然后歇会聊聊天；从地铁站坐蹦蹦车到小区，再让他拉回去，在地铁站再换一辆反复如此。接触到的样本虽然很小，但是还是能看出一定的普遍性来。快递和保洁的事情本文就不说了，至于摩的在五环内也“治理”的差不多了，本文专门说一下我所接触到的外卖员的生活特点。

一、我惊讶于他们的收入之低。当初我对他们说，我给你五块钱红包，陪我聊一趟单子的。他们说五块钱差不多两趟了。我就很惊讶，要这样的话一天得跑四十单才能有100块钱？他们说一天跑得绝对不止四十单——

首先，早上八九点就出门，晚上还要挣个送夜宵的补贴，一天工作时间12个小时打底。其次，有经验的旗手对于路线谙熟于心，一次性会接顺路的三四单，必须要这样才能挣到钱。再次，网传什么送外卖月入过万，那都是极少数个体精英，他们一天工作时间平均在15个小时以上，还必须得送超远距离的、凌晨夜宵的这些高补贴单，才有可能月入过万。最后，每天的收入有0.5%—3%被平台抽成，强制购买保险，这是他们穿梭于街头、频繁违反交通规则下的唯一保障，后来我看新闻才知道，就这0.5%—3%的保险，都会被美团、饿了么克扣。

二、这种看起来很辛苦的工作，也比“进厂”好。之前我跟大致八九个外卖员聊过，只有一个是之前种地的，剩下的全部都在工厂流水线工作。种地的老哥说，他家三亩多地，每年一季小麦一季玉米，抛去所有成本加上政府保底价和补贴，一年到头一亩地能净挣7000元——注意这是一年、一个家庭的收入。所以出来打工，对他来说是很好的出路。他讲他就是靠老乡带老乡，当起了外卖骑手，电瓶车服装都是专门的小额贷买的。他肯吃苦，喜欢送全城的单，所以每个月除了还贷款还有不少盈余，他对自己现在的生活很满意。

其余的之前在工厂打工的外卖员们，不约而同地的表示——送外卖虽然辛苦，但是说啥也不会再回工厂里去了。工厂流水线生活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熬人”：工厂的工作是精神高度紧张、不断进行重复性动作的体力劳动，你一出差错，整条流水线都得停。这就是卓别林大师在《摩登时代》里所表现的场景——人，被剥夺了人性、主观能动性与情感，被异化成为了重复性动作的机器。

而且工厂的待遇远没有外界传说中的那么好，基本上现在都是计件工资，这就意味着你不得不靠长时间的加班来获得自己满意的收入，我帮他们算了算，按时薪来算工厂收入确实明显低于送外卖的收入。而且外卖工作自主性相对较强，也没有那么重复和枯燥，他们普遍会在送餐过程中戴上耳机听听音乐、相声评书，也就没有那么“熬人”。虽然我认为这不可避免地增加了交通风险，但是毕竟连续十几个小时的骑行也不是那么轻松的。

三、总结出城市“打零工”的体力劳动者一些普遍规律，包括外卖员、快递员、保洁员：1、体力劳动者的流动也非常非常频繁，一般会在一个时间点选择离开：比如丢掉工作、结婚或者攒够了钱在家买房；2、体力劳动者的吃苦程度远超我们想象，他们要么住在极其偏远的市郊，要么住在极其拥挤的群租房，还经常面临被驱赶的窘境，每天睡眠时间平均在五到六个小时，劳动时间几乎没有低于十二个小时；3、也正因为此，体力劳动者往往能攒下钱来，这也是他们为什么选择留在北京的原因，而离开通常是在一个钱攒够了的节点——在老家买房或者夫妻在县城租一个门脸开个店，体力劳动者几年下来的积蓄绝对能让依然靠寄生在原生家庭来维系北漂生活的小布尔乔亚们汗颜；4、夫妻共同生活的，大多会在北京留更长的时间，比如当时我找的保洁阿姨都是跟老公一起生活在北京，自己做保洁、老公在施工队或保安，一般都待了五六年最多有十年，攒下来的钱多寄给老家的孩子；

5、对于他们来说孩子教育是个大问题，因为北京打工子弟小学关得都差不多了，只能把孩子寄养在老家，他们讲如果不是没学上不会让孩子当一个留守儿童；6、他们的生产生活组织方式多为老乡抱团，比如十几个老乡一起租下一个地下室，比如老乡车队垄断一个地铁口的运营，然后会排挤“外地”的摩的，后来这种群租模式因为众所周知的那次“清除XXXX”事件而叫停；7、这些体力劳动者的处境主要艰难在，不仅仅受到“看不见的手”的剥削，更会受到“看得见的手”的驱离，这就是敏感话题不好多说了，大城市对他们并不友好。

现在的年轻人们普遍从事第三产业——也就是服务业工作，可能不太熟悉第一、第二产业的工作状况，这里给大家简单说一说：农业是最累的，也是附加值最低的。大家如果不是从农村出来的，可以问一问家里种过地的长辈，体会一下这个播种、浇地、施肥、收割是一种多么繁重的体力劳动。前面说过流水线工作有多枯燥、有多“熬人”、有多繁重，农业比工厂流水线累得多。分享一首白居易的诗：

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
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
妇姑荷箪食，童稚携壶浆，
相随饷田去，丁壮在南冈。
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
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
复有贫妇人，抱子在其旁，
右手秉遗穗，左臂悬敝筐。
听其相顾言，闻者为悲伤。
家田输税尽，拾此充饥肠。
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
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
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

我们在城市长大的当代年轻人们，也要有一个“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觉悟。另外关于流水线工人们的境况，我也引用几首诗举例说明。诗歌这种艺术形式确实是最直接、最直指人心的。

从2006年开始，就有媒体报道富士康工人跳楼事件，我印象很深的是因为那时候我刚上初中，富士康自杀事件是一次政治期中考试的题目，具体方向是我国经济发展不均衡。我那一届是初中政治旧课标最后一届，学的是法律、经济和政治，下一届学弟学妹学的就是思想品德和心理健康了。2010年，媒体开始把富士康跳楼自杀事件联系起来，开始的新闻标题是“富士康十连跳”“十一连跳”，现在网络上能够检索到的最后的新闻报道是“富士康二十三连跳”，再之后估计媒体也没心思统计了。而这仅仅是2010年这一年，真实的数字有多么惊人可能永远无从得知了。

当年富士康的90后打工者许立志，写下了一篇篇打工诗篇。为什么我这篇文章要先从富士康流水线工人写起，看看这些诗篇就明白了——在写字楼格子间里的白领“打工人”们，看一看流水线工人用灵魂写就的诗句，你们也一定会产生共鸣：

这些不分昼夜的打工者

穿戴好

静电衣

静电帽

静电鞋

静电手套

静电环

整装待发

静候军令

只一响铃功夫悉数回到秦朝。

我咽下一枚铁做的月亮

他们把它叫做螺丝

我咽下这工业的废水

失业的订单

那些低于机台的青春早早夭亡。

最后，二十四岁的打工诗人留下了这一篇悲愤之作后，从富士康的高楼上一跃而下，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一颗螺丝掉在地上
在这个加班的夜晚
垂直降落
轻轻一响
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就像在此之前
某个相同的夜晚
一个人掉在地上

小农生产模式从唐代到近代都没有什么太大变化，这也是为什么农业是附加值最低的行业。也正因为此，当年农民们纷纷进入工厂流水线与建筑工地，成为“农民工”。虽然他们的待遇也非常堪忧，但是劳累程度与收入都大为改观了。同理，工业的繁重程度比第三产业高，附加值又远远低于第三产业，所以工业中的体力劳动者们纷纷进入第三产业——外卖、快递、保洁、餐饮，也是完全符合经济规律的。

并不是说农业生产与工业生产就没有出路了，要想增加农业和工业的产业附加值，就必须提高科技水平——比如农业的大规模机械化生产，比如从流水线工培养为有一门技术的熟练工，甚至成为工程师，这才是第一、第二产业的出路。

所以说那个资本家有一点是对的，要培训体力劳动者，让他们更进一步成为熟练技术工人。以后流水线繁琐的重复性劳动，就可以交给自动化机械完成，人需要在技术层面更进一步，进行高附加值的工作。

但是这个资本家话只说了一半，提案中三个方面全部是指望政府扶持的，丝毫不提产业资本应当提高工人待遇。作为一个市场经济的实践者，肯定不会不知道劳动力为什么流动、资源靠什么分配。送外卖难道真是什么好工作么？你自己厂里的工作岗位还比拼不过送外卖的，指望国家扶持？我只能说这董事长是个装糊涂的高手。

插播一条关于小康集团的新闻：

张兴海、张兴礼、张兴明三位“创一代”退居二线”后，被推向台前和聚光灯下的新掌舵者，不是“外人”，正是包括张正萍，张正源，张正成在内的80后张家“二代”。而近两年日渐崭露头角、接替张兴海出任小康股份董事长的张正萍，正是张兴海的儿子，1989年出生迄今不过32岁，一度被誉为车圈最年轻CEO。在父亲的“庇佑”下，张正萍早些年在北美（加拿大）留学和创业（SF赛力斯项目），归来便跻身小康集团核心管理层，而立之年膝下已有三个女儿……

资本家在为自己的阶级利益发声，无产阶级也要为自己的阶级利益发声，声音还要盖过这群吃好的还吧唧嘴的特权阶层。

今天虽然说流水线工作的劳累程度是高于送外卖的，只不过外卖员和快递员生活在城市中，能让城市白领们直观看到，所以大家对于他们的辛苦可以感同身受。但是我们不能比烂而论这个问题，流水线工作熬人，外卖、快递工作同样是“吃人不见血”这个问题

第一，系统的“工具理性”无底线压榨外卖员。

去年人物杂志写了一篇《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今年北大的博士后的论文《“数字控制”下的劳动秩序——外卖骑手的劳动控制研究》，这两篇都反映了一个共同的现象：系统是怎样通过“优化”，让外卖骑手的送餐时间越来越短的，反映的都是大数据下“工具理性”对人的异化与剥削。

同样的距离，挣的钱越来越少，需要的时间越来越短，这就是系统操作下的“内卷”；同样外卖员更拼命了，给道路上所有人的交通风险变大了，大家的境遇都糟糕了，“帕累托劣化”完成了。而唯独通过“生产力内耗”赚到钱的，是背后的大资本。

这里直接引用博士后陈龙在论文里的原话，大家可以感受一下专业人士的专业语言是怎样反映这问题的：

“一方面，经过平台公司对控制权的重新分配，平台系统与消费者取代了平台公司对骑手进行管理。平台公司看似放弃了对骑手的直接控制，实则淡化了雇主责任；劳资冲突也被相应地转嫁到平台系统与消费者之间。另一方面，‘数字控制’从实体的机器、计算机设备升级为虚拟的软件和数据，平台系统通过潜移默化地收集、分析骑手数据并将数据结果反作用于骑手而使劳动秩序成为可能。”“数字控制不仅削弱着骑手的反抗意愿，蚕食着他们发挥自主性的空间，还使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参与到对自身的管理过程中。数字控制还表明，资本控制手段不仅正从专制转向霸权，而且正从实体转向虚拟。”

这就是我在《在三体的结局中，刘慈欣终于承认了“理性主义”的失败》这篇文章中讲的“理性之殇”的问题：鲍曼认为，“工具理性”会让人们丧失道德感。比如纳粹军官按一根按钮就会屠杀成百上千的犹太人，但是对他来说仅仅是按了一个按钮而已，如果要让他拿刀砍，面对受害者的哀嚎和鲜血淋漓的场景，恐怕砍几个人就受不了了，这种还是被“前现代”的垃圾、被武士道精神洗脑的日本鬼子才干得出来。

再比如，要让一个程序员去压迫外卖骑手，拿着皮鞭让他们每一单都得更快，这个正常人肯定会产生负罪感而拒绝的。但是如果只是编一个程序，这个程序的目的是让外卖流程不断“提高效率”，那些程序员敲代码的时候绝对不会有压迫人、剥削人的负罪感。。外卖骑手出交通事故的惨烈照片他们看了也会心疼，但绝对不会跟自己敲代码这种行为联系在一起。

第二，被转嫁的矛盾：被全社会承担的负外部性。诚然，外卖员不遵守交通规则这件事，给全社会都带来了巨大的风险，这也是我在文章中一直批评的。但是我们需要认识到，是谁把风险转嫁给全社会的呢？本凭借其优势地位，成功把风险转嫁给了消费者和骑手，本应反思大公司吃人吸血的问题，然而终究还是上演了“无产阶级斗无产阶级”的戏码。

为什么外卖小哥频频违反交通规则，很简单——超时了要罚款。这就是大公司和其背后资本的强势之处了：从生产的维度上讲，通过控制成本，把外卖员的数量定在将将够用的水平，让他们不得不拼尽全力冒着危险才能完成所规定的工作——这跟一百年前的血汗工厂是一个套路，把劳动者剩余价值榨到最大化，也就是所谓的“科学管理”。从消费的维度上讲，大公司和资本可以转嫁风险和矛盾，比如超时配送，罚的是外卖员的钱；快递投诉，不用问直接罚快递员。反正资本可以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永远不会吃亏：本应是剩余价值剥削过度、劳动力不足的问题，转移到劳动者和消费者身上，让你觉得是外卖员服务不好，让外卖员觉得是你太苛刻了。然而谁也没有想到是背后的庞然大物在吸取双方骨髓。

矛盾仅仅转嫁给了外卖骑手吗？并非如此，还要再加上餐厅商家。美团饿了么首先要收一笔“管理费”，其次要配合平台各种促销活动——满减、红包成本都是要商家承担。比如下面这个新闻就是标准的转嫁矛盾：

你说消费者用红包有什么错？然而商家也很委屈，做生意又不是做慈善，哪有这样亏本的？然而很明显，这个商家就是拎不清被带了节奏，把矛头对准了用红包的消费者。那谁在背后笑嘻嘻地数钱呢？当然是平台啦。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最近商家集体抵制美团饿了么的新闻，从疫情开始以来层出不穷。这就是外卖平台凭借自己垄断霸权优势，建立了一套完全有利于自己的“霸权系统”

所以外卖骑手与其说“困在系统里”，不如说“困在剥削”里。央视财经这段评论确实说到点子上了：

“创造了数十亿利润，却难分一杯羹”；“数千亿美元的商业帝国，谁饿了，美了谁？”。这不就是我们教科书里讲的“剩余价值剥削”嘛。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

第三，普遍缺乏劳动者应有的保障。社科院教授谢增毅认为：劳动派遣制度是《劳动合同法》一大漏洞，现在来看这个漏洞堪比1940年的马奇诺防线。劳动派遣又称劳务派遣，是指由劳务派遣机构与派遣劳工订立劳动合同，把劳动者派向其他用工单位，再由其用工单位向派遣机构支付一笔服务费用的一种用工形式。通俗点讲就是三个字：临时工。

早在2008年的时候，《工人日报》就发表文章《“劳务派遣”漏洞应早日堵上》文章中指出：多种迹象表明，在《劳动合同法》实施以后，一些用人单位为了规避法律的规定，利用劳务派遣公司将企业原来的员工重新再派回到企业原来的工作岗位上。劳动者的工作实际上没有任何变化，但身份却从原来的企业员工变成了劳务派遣公司的员工。这样一来，企业如果要“裁减”这部分“劳务派遣工”，不需要跟劳动者协商，不需要经过法律规定的有关裁员的法定程序，只需要跟劳务派遣公司“协商一致”，就可以达到这样的目的。有的劳动者甚至尖锐地说，某些企业就是通过先哄骗我们跟劳务派遣公司签合同，让我们成为派遣公司的人，然后再通过与派遣公司解除合同的做法，来“合理合法”地甩包袱。

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通过“劳务派遣”的方式来规避加班费、员工社保等一系列义务，最经典的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已经必不可少的外卖、快递员工。

2021年1月，饿了么外卖员在送餐途中猝死，妻子称，丈夫生前每天都会被扣3元，以为是保险费，但事后才得知，保险只买了1.06元，还是旅行人身意外伤害险，猝死保额只有3万。据媒体后续报道，饿了么骑手热线称：3元不是保费，是平台服务费，缴纳服务费后，平台赠送一份保险，后续会帮助处理保险问题。随后家属回应：表示能接受赔偿，但出事20多天没人管，需要一个道歉，还是不明白交了3元为啥只买了1.06元的保险。

资本吃人，莫过于此。

说了这么多，都是有感于某些“代表”的提案，最后还是用一首诗来结尾吧。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

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有的人，骑在人民头上：“啊，我多伟大！”

有的人，俯下身子给人民当牛马。

……

骑在人民头上的，人民把他摔垮；

给人民作牛马的，人民永远记住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