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疫情中，上海人的表现让国人惊奇之外。也让我这喜欢上海的外地人想探究下，自己喜欢的“上海文化”到底是因为什么受到文化上的尊重的？
先看旧租界的故事，我提炼出几个关键词：“制度试验田”“服务型政府”以下引用节选自《上海史：走向现代之路》
1863年，上海的英、美租界合并成公共租界。“自治”是公共租界的灵魂，租界有自己的税收。
历史课本中对于租界的描述，其实更近似于“法租界”，这里更像是一块由法国政府管辖的“殖民地”，甚至还能得到政府的财政拨款。
为什么法租界的“自治倾向”并不强烈呢？首先是法国商人太少，其次，法国人一向有“大政府”的倾向，相信依靠国家实现人的权利与社会价值，所以非常乐于在海外开一块“制度实验田”。
可以说，商人是公共租界的灵魂，所以成为上海工商业摇篮，而法租界的核心是政客、官僚、传教士，所以成为上海的高档住宅区、革命策源地。
一边是寡头商人统治下的“小政府”倾向的自由资本主义，另一边是技术官僚控制中的“大政府”倾向的国家资本主义。两种制度，本可以各自发展，怎奈它们靠得太近了，往来也不需要任何签证护照，法租界晚上开了一盏路灯，公共租界第二天就会有人用脚投票。
竞争便不可避免，你说你的制度好，我说我的制度好，那咱们就来比比，其中最重要的指标就是人——谁能留得住纳税人。
法租界比公共租界“穷”多了，但有限的税收中还是挤出一大块用于公共服务，这就是“大政府”的好处。这既是管理理念的差异，也是竞争的需要。租界的财政来源是税收，而税收不但要有企业，还要能留得住人。缺乏企业的法租界自然要建立自己的优势。
法租界与公共租界几乎同步搞“现代化建设”，而且更注重“创建文明卫生城市”工作，改造沿河堤岸，建了大量的公园绿地。当公共租界的公园还禁止华人游玩时，法租界公园很早就采取了全民共享的开放政策。
（法式园林风格的复兴公园旧照）
公共租界的繁荣提供了大量赚钱的机会，法租界的优美环境又吸引了有钱人在此置业，成了高档居住区。
因为租界人口绝大部分为中国人，“服务型政府”就意味着要为中国人提供服务，所以，促使洋人改变态度的，是中国人的税收开始超过外国人。
如果政府是一门生意，它的产品就是公共服务，很明显，纳税人就是它的客户。城市之间的竞争，首要的目标就是人——穷人带来劳动力，富人带来产业、带来税收，带来消费，人和人的关系又创造新的文化，使之更有魅力。
两个租界之间竞争的，正是他们当年想赶走的中国人。
最初，租界当局并不关心居住在这里的上海本地人，因为他们既没有消费力，又没有足够的产业容纳这些劳动力。但太平天国运动改变了这一切。为了逃避战火，江浙一带的地主富豪、卸任官员纷纷来到了上海，其中一部分人在租界置业，举家定居了下来。这些人的社会影响力，使得租界当局不得不正视中国人的存在。
以上都引自《上海史：走向现代之路》的描述，让我们豁然开朗，当时的上海制度和管理者确实超越了清政府。我记得，70年代的时候，我们的公园还是用围墙围起来，要买票进入呢！
上海租界遗留下的管理制度的文化记忆，和上海工人阶层守规则的商业文化价值观。共同组成了最明显的城市文化特质。
但是，现在国家繁荣带来的物质文化极其丰富的时期。上海文化在没有“老师”引领后，失去了升华为西式基督+契约精神为文化内核的机会。最终，上海文化这种“杂合”“拼装”的租界文化形态，就没有坚挺的精神支撑。在高速发展的商业洪流中，本来就很功利的城市文化，精明而不失厚道、算计而不失面子、讲规则守秩序的文化价值观逐渐模糊。上海这次疫情表现出的现象，是一种文化的退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