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人简介：

王学典，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文史哲》杂志主编。长期致力于中国历史文化研究、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究和中国现代学术史研究。出版有《把中国“中国化”：人文社会科学的近期走向》《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20世纪中国史学评论》《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翦伯赞学术思想评传》《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等多部专业学术著作，并主编有《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编年》《史学引论》等。发表论文百余篇，多次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等。知名的学术史和文化史研究专家。

编者的话：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决定了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决定了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本期讲坛邀请王学典常委就此话题进行深入讲述。

超大型、多民族、长历史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的理论命题、思想命题和学术命题。其中最富有理论含量和解释空间的一个命题就是中国式现代化。这个命题提出之后，理论界展开了热烈讨论，一批文章从各个角度、各个方面对中国式现代化进行理论上、思想上的探讨。

自从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来，国内外普遍关心的是如何走出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也就是说，在现代化道路的选择上，我们能否缔造一个现代化的中国范式？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于这个问题给予了非常肯定的回答。

所谓中国式现代化，就是坚持党的领导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现代化。为什么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一社会政治体制从学理上，即从政治学、管理学上如何把握？这个问题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首先与中国独特的国情及其文化传统密切相关。要理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就必须理解中国独特的国情及其文化传统。

那么，中国国情究竟是什么？我概括为三点：

第一，中国是一个超大型、超大体量、超大规模的国家。中国拥有14亿人口，横跨温带、热带、寒带，从地理空间上讲非常复杂。这样一个超大规模、超大体量、超大型的国家，总会带来特殊的治理难度和发展问题。量变引起质变，作为辩证法的三大规律之一，完全有道理。

一个14亿人口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发展和一个2000万人口、5000万人口、6000万人口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发展不可同日而语。在性质上，在治理难度和现代化发展的复杂度上都不可同日而语。大家可以通过举办学术会议来理解这个问题。比如，我要办20个人的会议，不需要成立一个专门的所谓的接待小组、学术组。如果我要办一个100人的会议，我必须得有一个专业的队伍，接待组、学术组，还有其他的小组去管理这个会议。那么如果我要办一个500人的会议，当然情况更不一样。规模大小和管理难度的高低呈正相关。中国是一个超大型、超大体量、超大规模的国家，这是第一个特殊的国情。

第二，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从中华民国一建立，孙中山先生就提出一个口号“五族共和”，汉族、满族、蒙古族、藏族、回族五族共和。中国的少数民族，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和文化，甚至一些少数民族还有自己独特的文字。那么既然是多民族，就必须在政策上有差别，不能一刀切。要考虑很多变量，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就带来一系列特殊的复杂性。

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大多数民族聚居在一起。比如新疆大部分是维吾尔族，内蒙古大部分是蒙古族，西藏大部分是藏族。这是第二点特殊的国情。聚居和杂居所造成的历史后果不可同日而语。

第三，中国是个长历史的国家。中国有着久远文明体系。学术界认为，在5000多年历史当中唯一保持连续性的只有中华文明，像古埃及、两河流域、古印度文明都中断了，这是常识，不必多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考古发现的重大成就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

历史长就带来一个问题，包袱重，有积淀，凡是有超长历史的国家都会面临这个问题。但中国是一个有5000多年文明史的国家，却有着一套独特的治理体系和治理传统，走着一条独特的道路。中国有着独特的传统、独特的文化、独特的表达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