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乌鲁木齐曾被称为“小天津”？这段历史你应该了解

2021-12-17 15:51:16 来源：中国文化报道网作者：Admin 分享：

天津，简称“津”，别称津沽、津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省级行政区、直辖市、国家中心城市、超大城市，环渤海地区的经济中心，亚太区域海洋仪器检测评价中心，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

乌鲁木齐，通称乌市，旧称迪化，是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国务院批复确定的中国西北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和面向中亚西亚的国际商贸中心。

在祖国广袤的土地上，天津与乌鲁木齐相距2000多公里，但是，在历史的长河里，它们却有着血脉相连的交融。

杨柳青镇

杨柳青镇，隶属于天津市西青区，系西青区政府驻地，西青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处京畿要冲，位于津城西厢，东临中北镇、西营门街道，西有张家窝镇，西南接辛口镇，西北连武清区，北临北辰区。是天津市与环渤海经济区最大的乡镇。

杨柳青镇历史沉积久远，文化底蕴深厚。明清时期，是运河漕运重要枢纽，成为中国北方商贸流通和文化交流集散地，商业繁荣，被誉为北国小江南、沽上小扬州。杨柳青镇旧有戏楼、牌坊、文昌阁，称为杨柳青三宗宝。清代有津门著名的崇文书院及古寺院40余座，现尚存普亮宝塔、报恩寺、白檀寺遗址等。杨柳青镇历史文化遗存众多，现存有明万历四年（1576年）所建的文昌阁，该建筑是国内保存最完好的明代楼阁式建筑。杨柳青人赶大营第一人安文忠建于130年前的安家大院等名闻遐迩。

乌鲁木齐“大十字”

在乌鲁木齐市区，最繁华的地方曾称作“大十字”。位于中山路与解放北路交会路口。曾经，这里有一座建于1997年的圆行天桥，是乌鲁木齐人的美好记忆。圆行天桥虽在2020年被拆除，但在乌鲁木齐人记忆里却一直被浸泡在城市兴旺繁荣的骄傲里——当年，有内地的客人来了，想逛逛乌鲁木齐，他们就会兴冲冲地将客人带到大十字，因为，在他们的感觉里，大十字仿佛一直都是乌鲁木齐最繁华的地方，也最能代表作为城市的乌鲁木齐。

圆行天桥在乌鲁木齐城市的历史里只存在了23年，但大十字却在乌鲁木齐被称为乌鲁木齐之前就是个存在，真实的存在。在一些上了年纪的乌鲁木齐人的记忆里，大十字还有着“前街”与“后街”，不管是“前街”还是“后街”上，都有一些天津人的高门大院，传出的是和所有城市一样，作为移民城市的乌鲁木齐的最早乡音之一。

历史在这乡音里给了大十字只言片语的文字记忆——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原迪化城建成后，大十字周边的商店日渐增多，交通方便，居民密集，商店集中，随即成为乌鲁木齐市最繁华的闹市区之一。这背后还有一段乌鲁木齐与迪化之名交替的历史：

乾隆时期，在一些高官的往来文书中，今乌鲁木齐就被称为乌鲁木齐。1755年（乾隆二十年），即平定准噶尔汗国的末期，乌鲁木齐开始大规模开发。乌鲁木齐筑土驻军，清政府鼓励屯垦，减轻粮赋，乌鲁木齐农业、商业、手工业一度有较快的发展，成为“繁华富庶，甲于关外”的地方。当时，清政府为彻底平定准噶尔叛乱（1757年最终平定），在现乌鲁木齐九家湾一带筑垒屯兵，并将此地定名为“乌鲁木齐”。

1758年（乾隆二十三年），为适应人口增长、屯垦及商业贸易的需要，清军先于在今南门外修筑一座土城，城“周一里五分，高一丈二尺”，此为乌鲁木齐城池的雏形。1763年，又将旧土城向北扩展，达到周长五里四分。但竣工时，乾隆皇帝却将扩展后的城池命名为“迪化”。

迪化的意思是“开导教化”。乾隆希望用这个名字来维护清廷的统治，寓意要给当地的人们“开导文明的风尚”，希望他们从此有尊王服从之心，遵从王化、德化、教化之心。迪化之名直到1954年2月1日，才被改回乌鲁木齐。

大十字的高门大院里传出的天津乡音，与左宗棠有关、与杨柳青人有关。

1865年（同治四年），阿古柏入侵新疆，后建立“哲德沙尔汗国”，盘踞新疆大部。1871年（同治十年），沙俄复侵占新疆伊犁。经过海防塞防之争后，1875年（光绪元年），左宗棠被任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他提出了“缓进急战”、“先北后南”等方针，进行了充分准备。

1876年（光绪二年）4月，清军在肃州（今酒泉）誓师，湘军将领刘锦棠总理行营营务，率军进疆，不久收复古牧地、乌鲁木齐、玛纳斯等地。1877年（光绪三年）4月，清军兵分三路进军南疆，半月之内连下达坂、托克逊、吐鲁番三城，南疆门户洞开。5月，阿古柏暴卒。10月起，清军先收复南疆东四城，又趁敌内部变乱，挥兵急进西四城，阿古柏之子伯克·胡里率残部逃入俄境。1878年1月2日（光绪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清军收复和田，取得收复新疆之战的最终胜利。

在收复新疆之前，左宗棠西靖陕甘，前文中提到的安文忠就在他的军营里。

安家大院

安文忠

安文忠，字荩臣，生于清咸丰二年（1852年），出生在一个船工家中，兄弟四人，他是长子。因为生活所迫，他只读过1年书，年仅14岁就随父亲当了船工，后来，只身到陕西拉纤。同治七年（1868年）左宗棠在保定向各地征用大船，召雇船工，在陕西拉短纤的他忠听说工钱高，欣然应募。

其后，安文忠成为一个随军之人，或者说是军队中的民工，军队走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这个过程让他很快发现了商机——军队无论走到哪里，各种日用商品都很匮乏，当兵的有钱花不出去。于是，他想，如果跟随部队做生意，肯定能赚大钱。说干就干，他买了一副筐篓，购置了小件日用品，跟着军队做起了生意。3年时间过去，竟赚到了300两银子！

带着这些银子安文忠风风光光地回到了杨柳青，一时间他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被一些人称为“安大钱”。当时，杨柳青不断遭受兵火侵袭，加之旱涝和蝗灾，民不聊生，安文忠随军挣了大钱的消息很快挑动了人们的神经，这让他成为了杨柳青后来随军做生意的榜样，历史上的“赶大营”也在此时叫响了。

“大营”是军队驻扎的地方。“赶”是赶到、前往之意。“赶大营”就是前往军队驻地。当年“赶大营”的群体靠近军队，不但不会被清剿，还会受到欢迎。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赶大营”的群体直接或间接地承担着军队的后勤供给。

今天的学者们给了“赶大营”这一历史事件这样的描述：商业对稳定经济秩序，商品流通，巩固统治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中国“男耕女织”式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又使商品经济的发展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精明的商人就将眼光看向军队。“赶大营”发生在历朝历代，并不是专指某一军事斗争。在我国历史的战争中，都跟随着一批商人，前期少，以间接为主。到了明朝以后，商人直接参与到军队的供给中。

“赶大营”的群体也随着军事斗争对象的不同而发生变化，比如，明朝九边重镇设立后，给军队提供补给的主要是陕西商人和山西商人；为后金（满清）军队提供补给的是山西商人；而拓北庭的各个时期提供补给的商人主要来自陕西、甘肃、山西、湖南、湖北、河南、四川、广东、广西、福建等地，在左宗棠收复新疆的战斗中，除陕西商人、山西商人外，天津、北京、山东等地商人加入其中。

有了安文忠这一“榜样”的号召，杨柳青人开始不断加入“赶大营”的群体，甚至成为左宗棠收复新疆的战斗中主要群体。历史给安文忠的记载是这样的：1876年，刘锦棠率军入疆，为了解决西征大军在新疆征战中的军需供给难题，左宗棠决定招募商贩随军贩售，发给商人龙纹执照，并将其编入军队后勤，统一管理。安文忠加入其中，至1877年，左宗棠击败阿古柏，1881年伊犁收复，将新疆再次纳入祖国的怀抱，他的生意已经做得很大了——当时，伊犁共有九城，他从迪化随金顺将军进入伊犁的绥定，在城内设立了门市部，挂出“文丰泰京货店”的牌子，不久又进入惠远（今属霍城县）、宁远（今伊宁），并在宁远设立总店。

1884年，新疆建省，省会定在迪化。安文忠帮助新疆第一任巡抚刘锦棠办理协饷，用朝廷从各地拨付银两就地采买货物，运往新疆销售，不但解决了军队的供给问题，也为新疆的建设和发展立了一番功业，被授予“官钱局总办”官衔。而此时，他创办“文丰泰京货店”已经是富甲新疆，号称“津帮第一家”。

安文忠成功的背后是大量的“赶大营”的天津杨柳青人，1881年3月2日上海《申报》以《服贾远方》为题，对天津人“赶大营”进行报道，其中说：“天津杨柳青人多有运物往哈密一带贸易者，俗谓之‘赶大营’，即左侯（指左宗棠）驻军处所也。”而在其后，新疆各大城镇逐渐形成了“三千货郎满天山”的局面，以天津杨柳青人为主的商帮，在乌鲁木齐、伊犁、奇台、玛纳斯、塔城、喀什、和田等地都发展起了自己的商贸体系，为当时新疆的繁荣与稳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乌鲁木齐大十字“前街”和“后街”上天津人的高门大院就是这个时候的产物，乌鲁木齐因为他们的乡音，曾被称为“小天津”和“小杨柳青”。

据说，大十字原来叫“买卖街”，之所以被称大十字也是因为安文忠的首倡，因为迪化是通往南北疆的交通要道，进城的杨柳青人最早在这里只是摆摊设点。安文忠到来后，率先在这里建起了一座可以存放商品的库房，并号召大家在这里建了一些简易住房，以求一起做生意，相互有个照应。如此，“买卖街”便很快发展了起来，不但吸引了第一代“赶大营”的群体，也让他们的后代在这里安家落户了。

后来的历史发展除了大十字的商业繁荣，还有了一个有趣的“方言岛现象”，即是大十字最早的居民全是天津人的口音，而“赶大营”的传人有六七代之多，他们长期生活在大量西北汉语及少数民族语言的环境中，因其文化经济的优越地位，始终保持杨柳青方言而不被同化，成为了乌鲁木齐方言中的一个独特风景，也成为了“赶大营”在新疆的历史记忆。

据天津方言专家李世瑜老人的研究，杨柳青的话属于静海方言。在历史上是先有杨柳青，后有天津卫，所以杨柳青方言才是真正的最古老的天津原有方言。后来天津成为港口之后，外地人大量迁入，从军经商的吴人成了天津卫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再加上朱元璋率凤阳部队兵屯静海，以及燕王扫北等军事活动。于是，具有低平调的江淮方言成了天津卫的通用语，而天津卫周围地方仍保留着原来的方言，主要为杨柳青方言，即静海方言，这样就形成了天津方言。

我不知道这种研究或者说法是否正确，但却知道它更进一步地接近了天津与乌鲁木齐，甚至可以这么理解——最早的天津人是杨柳青人，而杨柳青人又开辟了乌鲁木齐最早的商业区。历史就这样让两座城市有了更进一步的“血缘关系”，进而成为了天津与新疆共同的记忆，更让天津与新疆一脉深情。

乌鲁木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