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迪华，北京大学副教授，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负责人（代理院长）。
长期从事城市生态学与景观设计学研究和教学，是景观社会学的开拓者。
长期致力于参与式社区营造、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是城市人居环境改善志愿服务的倡导者，其“‘与人为敌’的人居环境”一席演讲腾讯播放量超过1000万次，社会影响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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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教育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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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然教育中，我们经常会思考到城市的自然、城市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城市自然教育的参与，那么到底怎么来行动呢？我今天就来给大家分享我自己参与过的一些工作。我的分享将从围绕以下四个方面展开：
比“好看”更重要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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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第一部分是城市绿地设计和维护有比“好看”更加重要的事情。
今天我录制演讲的这个地方很具有象征性，这里是自然之友在北京的一处办公室。昨天晚上我准备PPT的时候，收到一份非常珍贵的资料——一本刚刚出版、油墨未干《圆明园防渗之争》。
这本书记录了将近20年前发生在中国的一场可歌可泣的，由环保志愿者、由这个组织一起参与和推动的中国第一次环境听证会。正是这次环境听证会，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后来中国公众对于与环境相关的公共事务的参与。当时有一位非常勇敢的人民日报记者，叫赵永新，他完整地记录了那次事件的整个过程。当然这个事情一个非常重要推动者就是自然之友的发起人——梁从诫先生。非常遗憾，梁先生没有等到这本书出版，但是他本人无论是对于这一次的环境听证会的推动，还是对整个中国的环境保护志愿事业，都做出了非常巨大的贡献。这本书的内容我暂不详细介绍，但是我觉得它是所有从事自然保护、所有从事自然教育和环境保护志愿的朋友们，都应该去阅读的一本书籍。在这个背后我们会知道我们在做什么、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参与、我们怎样和政府合作等等，这些都是我们需要了解的，大家都能够从这一本书中获得启示。
也正好是在那个时候，我自己开始以一名环境志愿者的身份活跃在各种活动中。我并没有加入任何环境NGO组织，但我一直在自然之友的各种活动里面非常积极的出现。这是我和自然之友的朋友一起参与过的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后来人们称之为“野花转正”。2000年左右，我和梁从诫先生、李小溪老师等，一起通过各种形式来阻止我们的城市将天然地被换成人工冷季型草坪，但是非常遗憾，我们所有的这些努力在当时都没有发挥任何作用。
直到18年之后，2018年5月13号，《北京日报》上刊登了大幅的彩照，上面用了一句话叫做“不再一拔了之，北京‘野花转正’了”。这是我们的环保志愿者、自然爱好者们用了十几年才为我们的城市争取到的一项权利。今天在我们的城市中能够看到非常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我们努力地在保护城市中的乡土自然植物，实际上是通过这样持续不懈的努力才能完成的。
但是事实上，情况并没有那么简单。2018年夏末，我正打点行李去机场，准备去参加在同济大学的举办的一个社区治理和公众参与的会议时，突然听到我家窗外轰鸣的剪草机的声音，出去一看，工人们正在使劲地拔除我非常喜欢的一种北京乡土植物——旋覆花，还有一些工人正在附近剪草。我放下行李去跟工人们交流，希望他们不要拔除这些每年国庆节都会盛开得非常壮丽的黄花，但是当时得到的答复是：他们是按照有关园林管理的条例规范来做这些事情的。作为居住小区的管理者，对于如何管理自己的绿地的发言权是非常小的，专家的发言权也是非常小的。虽然我们有关部门宣布了“野花转正”，但是野花真正转正还面临着很多问题，还需要我们这些自然教育爱好者一起去推动。
跟前面“野花转正”密切相关的还有另外一件事情，我这里写了几个字叫做“致敬陈吉宁市长”。陈吉宁先生是清华大学的前校长，也是北京市的市长。他担任市长之后做了两件非常有趣的事情。一件是拜访北京市林业园林局，所以才有了前面提到的北京市林业园林局宣布野花转正。后来他又去了北京市文物局，然后文物局宣布拆除文物保护建筑不必要的防鸟网，恢复文物建筑对雨燕的保护。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种以北京地名来命名的非常重要的迁徙鸟类，它大概每年3月10号左右飞到北京，然后在北京繁殖，六月下旬开始迁飞。它每年都要往返北京和南非之间，迁徙距离大概是36000到38000公里，这是一种非常令人敬佩的鸟类。在解放初，据专家们统计北京雨燕的数量应该在3万只到5万只之间；但是在新千年前后，北京的雨燕的数量最低时不足3000只。经过自然爱好者、自然教育者、观鸟爱好者们大家的齐心协力，北京雨燕的数量现在已经恢复到了大概6000只到8000只，而且每年的数量都在增加。
北京城市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背后，有着环保志愿者、自然爱好者们巨大的努力。我本人也是北大校园里的一名观鸟爱好者。雨燕是不能独活的，雨燕要存活下来，每天需要捕获6000到8000只昆虫；在繁殖季，雨燕一天要捕获大概12000只到14000只昆虫。也就是说除了我们开放这些传统建筑，提供适合雨燕筑巢的空间以外；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为雨燕提供足够多的飞虫。这就意味着我们需要有湿地、有足够多的草坪，这里的“草坪”我指的是生长着野花野草的、能够适合于几乎所有各种北京本土飞虫生存的天然地被，而不是冷季型的人工草坪。2002年住建部颁布了一个关于加强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文件，这个文件的出台曾让我一度非常兴奋，我对它的执行效果充满了期待。但是非常遗憾，住建部当年出台的技术含金量最高的保护城市生物多样性文件，也是执行得最差的。可以说在2002年颁布这个文件之后，我们的城市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几乎没有实质性的改变。
这就使我们必须去思考一个问题：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做，才能够做好一件事情？这是我和我的学生经常讨论的一个问题，我把它归纳成为四个方面：
第一，我们知道什么是好的（正当的、美的、我们想要的）；
第二，我们知道什么是不好的（不正当的、不美的、令人感觉不舒适的、危险的、不想要的）；
第三，我们掌握了改变所需要的知识、技能和方法；
第四，有人付诸行动，并且带领更多的人去做。
尤其最后一句话，这正是我们这些自然教育从业者、自然爱好者、环境保护的志愿者，我们一直都在努力行动的事情。
比“遮荫”更加重要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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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我想特别跟大家强调的是，在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中，我们的眼里面不能只有城市生物多样性，只有当我们全面地意识到城市的生物多样性跟人之间的关系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真正去做好城市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所以我用了一个标题——阳光、新鲜空气、安全和健康比“遮荫”更加重要。
有一种在北方城市中到处可见的针叶植物，叫做柏树，是一种强致敏植物。我本人在2015年搬进新的办公楼，而这个办公楼是一个文物保护建筑，周围种满了百年以前种植的柏树。我搬进去以后两年时间，因为柏树花粉过敏导致哮喘。但是柏树又是我们的城市、是北方的山区优良树种之一，也是容易维护的绿化树种之一。在我们的环境里面，我们也经常面临着这样一种悖论，好的东西并不一定都是好的。
我带领我的学生在北京大学的燕园街道推动“砍树”。我参与了燕园街道的社区营造工作，当我走进这些老旧社区以后，我惊讶地发现这些楼里居住的老人，尤其一层和二层的居民，屋里的阳光被这些大树严重地遮挡了。
我们在访谈居民的过程中发现，有些一层的居民长期生活在被树林严密遮蔽的环境中，这些老人即使是在傍晚光线已经非常昏暗的情况下也不开灯。这些老人不习惯出门，也很少跟邻居交流。我们认为这种现象在居住小区里面是不应该发生的。阳光对老人非常重要，社会交往对他们也非常重要。
所以我和学生一起用尽了各种办法，让老人们理解阳光跟他们的关系，让老人们理解把遮挡他们家阳光的这些乔木伐掉的重要性。从最开始居民普遍的质疑，到后来有居民愿意接受我们的意见、尝试砍树，到现在这个观念已经被我所合作的小区的居民普遍地接受了。
我特别高兴的是，在网上和诸葛雪瑾一起讨论的时候，她给我提供了非常多从认知和感知的角度，理解植物和我们生活的环境与人的关系。如果居民健康得不到保证，那么我们在城市中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工作是不可持续的。所以一方面我们要知道改善居民福利很重要，就是说，不能因为要保护生物多样性而降低居民的福祉；但是另一方面，我们要清楚的知道在什么地方、用什么样的方式去保护生物多样性。我归纳了以下七点，希望大家能够了解并且去传播这样的知识。
为什么要把这七点列得如此的清楚呢？在长期和自然教育爱好者、环保志愿者们打交道的过程中，发现行业内存在一个共性问题。就是大家不习惯用知识、用事实来讲自己的自然教育故事、环境保护故事。这就导致很多自然教育者、环保志愿者的语言体系里面充斥了一些似是而非、玄妙的语言。希望大家能够去除这些语言。一起来看看在老旧小区砍树的故事里面的语言。
首先，最核心的是知道老人对温度非常敏感，阳光和新鲜空气对人的健康非常重要。阳光跟老年人生活之间的七点中，这条是普遍性的常识。
第二，阳光会调节人的心情，有利于积极的心态，从而影响到人的内分泌，保障人的健康。
第三，阳光会维护老人的时间观念，通过日照长短的变化来感知季节和时辰的自然节律，支持老人对环境的自然感知的能力，暗示老人的生活习惯，尤其在睡眠。
第四，是减少夏季老人开空调的几率，自然调节室内温度，维护老人的适应能力和生活自理能力。也就是说，老人可以根据室内的温度，通过加衣减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而不是利用空调来稳定在一个温度。
第五，增加老人看到室外景象，尤其是人的活动的机会，吸引他们走到室外，与人沟通交流。
第六，是养成并保持室内自然通风的习惯，降低室内空气污染。世界自然研究所、世界银行还有UNDP在1998年曾经发布过一个报告，表明在空气污染中，我们更多的关注是室外的空气污染，但居家的空气污染长期被我们所忽视。很多研究都表明开窗通风的生活习惯对我们的健康生活是非常重要的。
第七是降低老年痴呆症发生率，同时延缓这个症状的发展。这在老龄化社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新建的建筑一定不能在建筑的南侧十米以内的空间种植高大乔木，即使种植了也要严格修剪；居住小区里面要消灭所有会阻隔人与人视线相遇、阻止人与人交往的绿篱，这些绿篱的背后是人跟人之间的不信任。
所以归结起来，当我们讨论城市生物多样性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城市生物多样性与人的健康之间的关系。我们之所以要去保护城市生物多样性，其中一部分是因为城市生物多样性能为我们提供安全保障，维持我们高质量生活需要的物质条件，满足人的健康的要求，帮助我们改善社会关系。我们前面提到在居住小区内通过砍树、去除绿篱可以促进人与人之间的目光相遇和交往，这就是生物多样性提供给人类的福利。我们一定要用科学的知识和语言来讲述我们的故事。
“让自然做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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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点是“让自然做功”同样适应于城市社区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最开始我跟李小溪老师，还有当时的新华社的记者，一起去反对北京的一个历史公园将原来的不需要任何人为管理的天然地被植物换成人工草坪。我们的反对失败了。这个公园绝大部分的天然地被最后都换成了人工草坪，这个转变给这个公园带来的效益是什么呢？
首先是这些绿地从过去的从来不需要浇水，变成了每一平方米人工草坪一年需要浇1.05吨水。过去这个公园的北门附近一排有几十棵油松树，今天整个这一排油松树只剩下一棵了，其它的油松树都因为过量浇水淹死了。这个公园过去一直是观鸟爱好者非常重视的一个观鸟公园，自从天然地被换成人工草坪之后，这个公园鸟的数量从过去的110多种减少到70多种，留鸟的数量从20多种减少到不到10种。但是非常可喜的是，2014年前后，这个公园开始重新野化。近年来，这个公园里的天然地被植物，就是乡土植物的数量越来越多，鸟的数量在2018年也重新恢复到了改造前观察的数量，超过了110种；留鸟的数量也已经逐渐增加到20种。
另外一个历史公园是天然山体，原来整个山体是自然的灌木林地。2000年前后所有的灌木林地全部被清理了，变成了人工草坪。当这些灌木林被清理之后，露出来的是用石块砌的一道一道坎，这是中国古人发明的一种水土保持措施，今天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一种生态修复工程措施，叫做鱼鳞坑。古人通过这么简单技术手段就非常好地保持了水土。
同样，在这个公园要去掉天然灌木林的时候，我和一批专家也采取了各种形式的建言，希望不要这样做。非常遗憾，我们的愿望同样没有实现。
最后这个公园还是在砍掉灌木林之后，耗巨资在整个山体下面埋设了滴灌系统，把整个自然山体变成了人工草坪。但实际上，北京是一个严重缺水的城市，即便是用滴灌设施去浇灌，我们仍然没有那么多水去浇灌一个这么大的天然山体。最后到了夏季特别高温的时候，雨季降临之前我们只能用水管接水去浇灌路边的草坪，让它保持绿色。非常可喜的是这个公园这些年也在经历一个重新演化的过程。当然，我们交的学费其实是非常沉重的。当时在反对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准确地预测到了这个工程将会导致山体局部地方严重水土流失，后来果然发生了，又不得不再耗巨资重新去把水土严重流失的整面山坡用石头盖起来。我希望这种工程未来越来越少。
这个高校在2002年耗巨资把校园里的水系全部固化了，而自然之友成立之初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反对北京的河道固化、反对圆明园的湖底的渗砌，可以说是可歌可泣。
这个工程完成的时间其实和圆明园的渗底时间是差不多的，只是因为它是在校园里面，所以没有引起人的注意。
2002年水系整治工程完成之后，2003年校园里发生了不少怪事，比如金线蛙死光光。原因是什么呢？水系被水泥护砌之后，水体自净能力大大下降，水质恶化，导致夏天中午阳光暴晒的时候水里缺氧。青蛙为了呼吸就从水里往外跳，但它们只能跳到这些石子和水泥的崖壁上，结果把肚皮烫伤了。所有青蛙死去的症状都是一样的，都是肚皮烫伤糜烂。还有一个怪事，小鸭子淹死在人工湖里。原因是湖中小岛上孵出来的野鸭子，鸭妈妈带着孩子去学游泳，结果因为驳岸太高回不去。小鸭子在水里停留的时间最多两个半小时，超过了就会感冒致死。到了夏天，人工湖里开始发臭，原因是水质恶化导致水草滋生。夏天晚上水草呼吸耗尽水里的氧气，使得水里的厌氧微生物呈爆发式的繁殖，然后降解掉水草，释放出大量的小分子有机化合物，这就是我们闻到的水体臭味的来源。这个事情给这个学校后勤部门带来非常的压力。
2004年5月2号，我在中央电视台做了一个节目，节目播出之后就有了前面这些照片。2005年，我们帮助这个学校进行改造，把他们在三年前固化的水系炸掉了一部分，重新恢复成自然泊岸的生态水系。他们自己也在2007年把前面提到的那个小岛改造了，2010年我再去时这部分水体的水质已经变得非常好了。后来有居民又从外地引进了金线蛙，青蛙又重新回到了这个校园。
2005年我们在做前面的这个工程的同时，这个学校还委托我们做了一个校园景观规划，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校园绿地系统规划。但是我们没有按照常规的绿地系统规划来规划这个校园，其中一项最重要的校园景观规划就是我们建议这个学校不要再每年更换人工草坪，改为修剪天然地被植物，这个建议很快就被学校所接受了。但是我们的建议给这个学校后勤部门带来不少麻烦。2007年，很多校园里的老同志投诉后勤部门，说校园里面杂草丛生，后勤部门接到投诉以后向我求救，我告诉他们不用着急，我去跟这些投诉的老人们交流。
所以我购买了北京大学汪劲武教授编的《常见野花口袋书》送给这些老人们，然后告诉他们这些植物是什么告诉他们这些植物对他们的小孙子的意义，还带着老人和孩子们一起去校园里面认识植物。很快校园里面的老人们就接受了。2010年，他们的后勤部门告诉我说：“李老师，我们要特别感谢你，正是因为有您这样的设计，我们现在园林工作量减少了一半，工人们感觉比过去轻松了很多。”大家想想，我们不仅保护了生物多样性，同时还大大地降低了校园管理成本，同时为学校开展自然教育创造了非常好的机会。
我们再来看看北京大学。北京大学的校园只有不到一平方公里，在这样一个每天有近5万人活动的高密度校园里，我们的校园仍然保留了大概18公顷的天然次生林地。它是一块完整的次生森林，在这18公顷的林地里面有600多种植物。当然，校园里面还有大量的水体。有一本介绍北京大学校园的非常重要的书籍叫《燕园草木》，类似的这种书籍加起来大概有六七本。北大以讲座文化而著称。从我到北大读书到现在已经快三十年，见证了北京大学校园里面唯一一个经久不息的讲座，叫做《燕园植物赏析》。我个人大概就听过包括从许智宏校长在内，一共有七八个老师来讲同一个话题，而且教室里一直都是坐得满满当当的。这就是北大校园里的自然教育。
那我们在校园里做了什么呢？
首先，是通过各种方式灌输给老师们、同学们让自然做功的自然与美育理念，让老师和同学重新理解校园中的自然跟人之间的关系。
第二，是资源节约与生态修复措施。在我们学院的参与和建议之下，北京大学把校园里产生的所有生活污水在地处理，然后将中水通过湿地再净化，用来补充校园里的水源。
第三，在我们学院和老师们共同参与之下，我们在2004年给学校提出了建设无车校园的建议，在2014年得到实施。今天，在北大校园里面开车已经变得非常艰难了，停车就更困难了。慢慢地老师们接受这个理念。逐渐地有人尽可能不开车，这是一个巨大的生活方式的变化。
第四，是学生深度参与校园的建设与管理。我带的我们学校的各种学生社团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社团叫做燕园公益营建社。这个公益营建社每年要为北大校园、学生宿舍、学生后勤、燕园社区做大概20到30个各种小微设计项目，这些项目从一平方米到几百平方米，都是学生设计、学生组织施工、学生监工，老师、同学一起来动手来做。这是我们其中一个项目。
北大燕园是一个百年老校园，基础设施非常落后。同学们经常戏称校园为“淹园”，淹水的淹，而不是燕山的“燕”。原因是一下雨校园就淹水，学生有很多的抱怨。2014年我就跟学生提出来，我们不能只抱怨，要努力去改变。所以我和学生们用了几年时间的准备，最后在校园里面淹水最严重的一个学生宿舍区，一起建设了一处雨水花园。
它的汇水面积561平方米，设计面积300平方米，实际上建设的面积才80平方米。就这么一个雨水花园，丰水年可以给将差不多300吨雨水补充到地下，这对北京是个非常大的贡献。雨水花园把周围所有的雨水收集到这个雨水花园里面来，下面我们做了防渗，有过滤的土壤，雨水通过土壤的过滤和植物的吸收，然后渗透到地下。如果遇到特别大的雨来不及入渗，这些雨水会通过一流管进入一个16立方米的地下水窖暂时储存起来。还有一个太阳能板，天晴以后太阳能板会发电，把雨水窖里的雨水抽出来供给喷泉，通过喷泉再流回到雨水花园里面。最终所有的雨水除了供给花园里的植物以外，全部都入渗到地下去了。我们还设计了一个自动气象和水文观测站，我们有全套的气象和雨水观测记录，所以我们能清楚地知道每年有多少雨水入渗。
这个小小的才八十平方米的地方，这两年据我们统计已经有八十多种植物，同时还有各种各样的小动物，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主要是大大小小的各种蜜蜂和蝴蝶，但是非常遗憾我们不是动物专家，好多动物都叫不出名字来。
我们还做了一个秋千，因为后边这个楼是女生楼，这个秋千也是女生们要求的。所以这里也成了孩子们非常喜欢的一个地方。
管理一个校园的生物多样性其实是非常非常艰难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总结了一些经验。
首先，中国城市所有的绿地管理都是由园林主管部门直接指挥的。过去经常发生鸟还没有离巢，可能要按照主管部门通知喷农药。学生社团绿色生命协会，还有燕园公益营建社的同学们就去阻止工人喷农药，纠纷时常发生。后来在吕植教授的努力下，把北京大学校园变成了生物多样性小区，可以不用全按照园林主管部门的要求喷药和割草。遇到特殊情况确实必须喷洒农药，校园管理中心会先征求绿色生命协会的意见，请他们去调查鸟有没有离巢、有没有还没有羽化的昆虫等等。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非常良性的状态。
第二，我们的理念和领导的理念经常不相一致，领导总喜欢好看、喜欢整洁，那怎么办呢？我们就经常给校长信箱写信，去跟校长去沟通。
第三，工人们喜欢省力、高效率，我们就去跟校园中心合作，告诉他们什么地方根本就不需要你去管理、什么地方你可以精细化管理，大大减少了工人们校园绿地管护的面积。他们的工作量减少了，也就逐渐对我们的要求表示出更多的尊重。
第四，学生喜好多样性，怎么办呢？我们把学生社团推到第一线，通过让学生跟学生沟通来促进管理。
这是一本书的封面，叫做《黑脸琵鹭》，书作者叫梁华。梁华先生是一个观鸟爱好者，他写这本书的时候正好是澳门科协的主席。
上世纪80年代，梁华先生在澳门路凼的一片人工填海区上发现有几只黑脸琵鹭。当时全球黑脸琵鹭的数量大概只有500只，是全球最濒危的这个鸟类之一。这些黑脸琵鹭每天早上从香港的米埔自然保护区飞到澳门，吃饱喝足以后傍晚再飞回香港的米埔自然保护区去。
这个发现让梁先生非常兴奋，他做了三件事情：一是带领大家观鸟；二是带领大家在这片人工填海区上种植红树；三是和大家一起向澳葡政府请愿，要求政府拿出一片寸土寸金的填海区作为红树林湿地。为什么叫澳葡政府呢？因为当时澳门还没有回归。非常宝贵的是澳葡政府同意了梁先生他们的请求。澳门的黑脸琵鹭数量持续也在增加，在90年代末，黑脸琵鹭把澳门作为它的永久冬季栖息地。也就是说这些黑脸琵鹭不再每天往返香港和澳门之间，而是整个冬天都待在澳门。
我一个学生在课上看到我介绍前面这个案例，他特别兴奋，告诉我说：“老师，我就是跟梁先生一起观鸟的澳门小学生之一！”他还是澳门生态学会的学生会员。后来他又给了我一些数据，特别可喜的是黑脸琵鹭的数量从2003年的1069只增加到了2007年的1670只，更好的消息是现在的数量更多了。而且澳门的黑脸琵鹭相对数量一直保持在2.7%左右，这意味着澳门人在寸土寸金的人工填海区，通过人工恢复红树林湿地创造了一片具有国际重要意义的人工湿地。
深圳的一个环保志愿者在“深圳发布”的公众号上面发布的数据显示，现在全球黑脸琵鹭数量已经增加到了5000多只。这可以说是中国参与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案例里面最成功的这个案例之一。除了大熊猫，还有朱鹮、黑脸琵鹭等等，这都是中国对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巨大贡献。其中黑脸琵鹭可以说是自然教育者和民间环保人士参与保护最深的的鸟类。
在我讲完这些故事以后，我想接着前面我提到的，我们自然教育爱好者、环境保护爱好者要做好自己的工作，必须小心翼翼地使用自己的语言，也就是必须坚持用科学知识、用常识、用事实来讲故事，而不是用笼统、模糊的词汇来讲故事。
比如说天人合一、国粹、和谐、幸福、传统文化，甚至包括生态、自然、山水这些词，我们都要慎用。如果使用，必须很清楚它的含义是什么，否则就不要用。可能有人会质疑，李老师，您是一个生态教授，您为什么不让大家去用生态这个词呢？原因非常简单，在今天我听到人们讲的生态基本上都是错的。因为大家都想当然地认为，生态的就是好的。但实际上，生态是一个中性名词，它可能好，也可能不好。作为一个自然教育者，作为一个环保爱好者，我们不能笼统地去使用这些词，尤其是我们只隐隐约约知道它的含义，但实际上并不真正了解它的意思的词汇。
审美观念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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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想总结一下。包含四点想法，归结起来是希望通过居民普遍参与和志愿服务相结合，助推审美观念变革。
第一，大家一定要确信阳光、通风、安全和健康对居民，尤其是老人和孩子的重要性。我们不能因为重视生物多样性保护，就违背人的需求。
第二，社区生物多样性成为连接人与自然、人与人的社会精神纽带，需要精心的设计和多方的参与，所以设计师参与自然教育、参与环境保护非常重要。
第三，设计再荒野化的社区绿地斑块并使其成为社区的博物教室。一方面我们要砍掉遮挡阳光的大树；另一方面，我们要让不影响人的使用的人工草坪变成天然的地被，让它再荒野化，变成生物多样性的乐园，变成博物的教室。
第四，尝试各种一体化的解决方案。将雨水利用、生物多样性保护、自然教育、娱乐健身和社区交流等整合到各种形式的小微项目之中。我也看到包括红树林基金会、自然之友在内的很多机构都在努力做有关社区参与的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