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历史上璀璨的一颗明珠，无论是从其传承还是与外来文化的互动往来，唐代文化都足够地令人瞩目，而后续文人对盛唐“忆昔开元全盛世”、“贞观遗风”的类似怀念词汇也足以见得盛唐时期的令人向往的程度。
大唐的开放可谓有目共睹，万国朝奉，长安成为当时最具影响力的都市，唐太宗甚至获得尊号“天可汗”，唐风也对周边的民族和国家的文化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唐朝对外交往的大背景
1、南北隋朝的时代背景
在承接混乱的南北朝和短暂的隋朝的历史背景下，唐朝可谓“百废待兴”——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又或者是疆域层面上而言。
南北朝的割据混乱使得虽然其间的每个政权掌权短暂，却令时局变幻莫测、风生水起，各方势力你方唱罢我方登场，也让百姓苦不堪言。
在此期间，北朝主要是少数民族掌权，以北魏孝文帝为代表的执政者，对北朝政权进行了数次汉化改革，因此北朝以来从上至下衍生的一系列各民族之间思想文化的碰撞交流，堪称为一次规模巨大、盛况空前的社会文化心理结构的大融合。
当时的少数民族的体制与中原民族不同，残余的氏族公社制度，与高度发达的封建社会制度，以及传统的东方家庭奴隶制，三大历史板块的重叠与碰撞；塞北江南各民族的生活方式、习俗风尚的同存与共荣，不同思想的互相渗透，早已无形地埋入整个民族的潜意识之中。
以音乐为例，社会审美主体的美学风尚，早已不是某一群体所独占的文化，而是民族交融、南北合壁、广纳博采、唯美是从的更大范围上的美的追求和享受。
从江南的吴腔小调，到塞北的雄风健舞，到中原的古雅正声，再到西域的释歌梵呗，不断交融混合，共同构成时代与社会的审美客体。
2、唐朝的建立
民族大融合的大前提，也开启了有唐一代三百年势不可挡的时代文化思潮的闸门，南北朝虽混乱，却也为唐朝的稳定奠定了一个很好的文化基础。
唐朝皇室血脉起源关陇地区，有着军事贵族的背景，李渊的父系是西魏的八柱国之一，母系是鲜卑族人，李唐家族为非纯种汉族人，在掌权之始也颇受了一番异议，所以要想成为最具影响力的人，需要做的自然有很多，除了站稳脚跟，更要得到民心。
李渊起兵时正值隋末各地豪强拥兵割据，鉴于实力薄弱、囊括领域不全等多方原因，李渊父子以太原和关中为根据地，调整了从秦代起修筑长城防御的策略、转守为攻，北向少数民族区域用武力夺得霸权，令突厥称臣，对内废则除苛政，铲除残余势力，一统中原。
李世民更是凭借强大的军事实力平定了边疆混乱的割据统治，其后，历经后续君主的进一步经略管理，使中国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辉煌时期，其他朝代若有一段盛世已属难得，唐朝却历经数代太平盛世，“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的到来也使得唐朝成为最耀眼的一个朝代。
唐朝的统一和延续——一个多民族国家的文化融合
若是按照中国历史上朝代的风靡程度来进行排名，唐朝想必一定是大多数人心中的榜首，这个文化繁荣达到顶峰的朝代有着其独一无二的魅力，在各种文艺作品中也可见一斑，唐代整体来说其开放包容程度都是历史上独一无二的。
与其他朝代不相一致的“丰满”审美观、前卫开放的穿衣风格、唯一的女皇临朝、海纳百川的中外融合、各方使者的来访和学习……
其中最不容忽视但同时也是最不容易提到的一点——唐朝也是唯一一个胡人或者外国人能够担任实质性官员的朝代。
最著名的莫过于安史之乱罪魁祸首之一安禄山，虽然他是唐中后期没落的导火索，但也足以见得唐朝的立国者对外来文化所采取的兼容政策是落之实处的。唐太宗曾有一句广泛流传的名言：“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
可见整个朝代对外来思想、文化也都是一个接纳的态度，统治者的态度直接决定了这种民族政策，以中原为核心，周边少数民族为辐射，疆域空前扩大的唐帝国，因其开明的对外政策和一视同仁的怀柔政策引起万国朝拜。
在对待民族关系中既有像对突厥那样的武力征讨，又加之以和亲、赐姓名、会盟、朝聘、质子宿卫、封授、互市等怀柔政策。诸多政策所引发的连带性的文化交流更是构筑了中华民族文化的这一高楼大厦的地基。
李唐王朝并未重儒教，统治思想儒释道并行，因此唐盛之时，传统王朝所推崇的儒教和在民众间快速发展的道教以及东汉末年就从西域和天竺引进的佛教形成了三足鼎立之势。
也因三家思想的碰撞，使得唐朝并无代表思想，唐人思想开放，行为豪纵，甚至几乎不受那种“定于一尊”的正统思想的束缚，最上层统治地位的更迭变动被看成“帝王家事”，调侃“帝王家事”的野史和诗句纷飞，下层士庶照样安居乐业；三教九流，兼收并蓄。
盛唐时期的对外往来与文化交流
1、唐代的和亲策略
提及唐代的文化交往，必不可少的一段故事就是文成公主进藏，1300多年前，唐朝文成公主远离故乡长安，来到雪域高原，与吐蕃王松赞干布和亲，开创了唐蕃交好的新时代。
唐与吐蕃还有其他少数民族之间的文化往来，往往也是建立在诸如这些和亲的基础之上，由和蕃公主充当文化传播的纽带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交往惯例中的一个面向，对唐朝政治文化的发展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唐代的和亲与之前的任何朝代都不同，唐代的和亲政策是在各民族平等的大观思想下建立的，随着和亲政策的实施，后续的文化往来也源源不断，疏勒、龟兹等乐器从西域传到唐朝。
文成公主入藏之后，积极宣扬中原的先进技术，还将中原的汉字传入西域，依据藏语的语言特点，创造出拼音文字，对于吐蕃文化的留存和延续起到了良性作用。
唐朝与周边附属国建立联系的有效途径之一正是通过送宗室女进行和亲，虽然以现代的眼光来看，和亲这一行为并非良计，但是在当时，通过和亲公主携带书籍来传播文化、增加联络还是对外交流的有效途径之一。
2、丝绸之路的重启
雄踞河西东部的凉州（今甘肃省武威市），是位于长安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南北两向干道的交汇点，丝绸之路复辟之后，也成为了长安以西最重要的政治军事商业交通中心。
凉州在唐代非常繁荣，同时，胡汉融合的凉州是唐朝世界性帝国特征中多元文化的集中体现，唐朝各路文人皆在诗文创作中吟咏凉州的风物和歌舞，描写凉州民众和将士与中原的血肉联系，尤其是从王昌龄、岑参等边塞诗人的言语中可窥知一二。
而这种魂牵梦绕的凉州情结，夹杂着不同民族的思乡之愁，在安史之乱过后，与西域就此隔绝的中原士人也还能在回忆之中留存一种多元文化的世界情怀。
3、个体的文化往来
唐代在文化上采取开放包容的态度，唐长安城里以各种身份居住着不同族群形形色色的人，其中不乏使节、质子、留学生、学问僧、宾贡进士，甚至是昆仑奴、僧祇奴、胡姬以及各色商人等，长安一段时间以繁荣昌盛的国际化大都市之态独具风骚。
《西游记》的创作原型——西天取经的唐僧，不过现实中的玄奘虽是西行，但并未行至西天。
他用了十七年的时间去往天竺（今印度）并成功取得真经，总计带回长安1335卷佛经，著成《大唐西域记》，而这本书也被现代的印度人作为考古历史的有力凭证，他的足迹踏遍了大江南北，学习了各种佛经，弘扬了佛法，也被视为中印友好的象征。
结语：
唐代是中国文化辉煌的重要时期，毋庸置疑离不开唐代开明的边疆和对外文化交流政策，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阶段，唐代因其强大而敢于开放和包容，因此取得如此瑰丽的文化成就。
无论是打下一定基础的宗教文化，抑或是少数族群的边缘文化，在不同地域族群和政权族群的往来中，总有文化因素贯穿始终，使得族群间的交往超越政治与地域而营造出文化认同与互动，在漫长的历史中不断形成全新的文化族群认知。
在唐王朝与边疆民族和海外诸国的往来中，通过彼此之间的文化互动，实现了中西技术、文化、艺术的流动和互通，在不同层面上共同构筑了七世纪至九世纪浓墨重彩的民族交往史，这也正是文化的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