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申遗的成功，标志着对于文明起源的讨论又进入一个新阶段。
文明是最广泛的文化实体，指人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国家的出现一般被视为进入文明社会的最重要标志。良渚遗址包括约30万平方米的宫城、300万平方米的内城、630万平方米的外城，以及十数座高、低水坝等，规模之宏大前所未见。其水利工程的规模可能比埃及和苏美尔的还要大，所有工程的总土方量在1000万立方米以上。此外，制作大量珍贵玉、漆、象牙、陶器等所需的专业人工数量也很庞大。可见良渚有着非常强大的社会组织和动员能力，非国家无以为之。
有学者估算，占地约1000平方千米的良渚大遗址群，当时应该有大约3000个村落，才能生产出供养良渚古城大约2万人口所需的稻米。照此推算，数万平方千米的整个良渚文化分布区，同时期聚落当数以万计，人口或有百万之众，却只有良渚古城这样一个超级中心聚落和政治文化中心，城乡分野明晰，统一程度颇高，俨然国家景象。
如果扩大视野，我们会发现距今5000年后，在黄河流域和长江中游地区，存在至少三个与鼎盛期良渚文化同时期站在文明社会门槛的文化，那就是大汶口文化、屈家岭文化和仰韶文化，这些文化也都有古城、大墓和“宫殿式”房屋。只是这三个文化各自内部并不统一，不像良渚文化有着唯一中心，而且物质文化的发展水平也不及良渚文化。四个文化之间还存在文明模式上的差异。文明模式的不同也会影响我们对文明水平高低的判断。
中国的地理环境相对独立，使得早期中国文化具有土著性、统一性特征，保证了其有机会长时期稳定连续发展。中国文化从旧石器时代就有一定特色，距今8000年左右的裴李岗时代已经有了“早期中国文化圈”的萌芽，距今6000年左右的庙底沟时代，在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大幅扩张和强力影响下，包括江浙在内的中国大部地区文化的统一性空前增强，正式形成以中原为核心的多元一体的“早期中国文化圈”，同时最早在中原地区迈开了早期中国文明起源的脚步，随后影响带动中国大部地区进入一个普遍趋于文明化的时期。
比如距今6000年稍后，中原腹地晋南、豫西和关中东部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中，出现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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