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长安城的诗歌传播

2022-02-13 08:41:47 来源：中国文化报道网作者：分享：

古都长安是唐王朝的政治与文化中心，也是唐代文学的创作与传播中心。唐诗里有大量歌咏描写长安的名篇佳作，长安也见证着唐代诗人的生活轨迹与文学活动。可以说，一千三百年前的唐代长安城，处处洋溢着诗歌的芬芳。古都长安与唐代文学的关联问题，是一个边界非常宽泛、内涵极为丰富的学术命题，牵涉很多不同的侧面。我们今天讲座的时间有限，无法把这个话题充分展开，所以仅仅选取社会空间与文学传播这个比较小的角度，从“社会空间”的角度，探讨一下长安城的唐代文学，主要是唐诗的情况。

所谓“社会空间”，指人们通过群体活动所建构的生活与文化空间。长安的社会空间，常常被唐代诗人写进诗中。白居易有一首诗《登观音台望城》：“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遥认微微入朝火，一条星宿五门西。”观音台即南五台主峰，在长安城南不远处。诗写凌晨登观音台俯瞰长安所见，四句诗写了三个空间，分别写到郭城、皇城与宫城。“百千家似围棋局”，写外郭城整齐划一如棋盘，横平竖直。“十二街如种菜畦”，写皇城主要的十二条街横平竖直如同菜地的畦陇；“遥认微微入朝火，一条星宿五门西”，写凌晨百官赴大明宫上朝情景。所谓“五门”，指大明宫南面以丹凤门为中心的五座城门。

唐代的长安城是一座面积达八十四平方公里的壮丽京城，根据文化内涵与外部表征的不同，可区分成政治礼仪、宗教信仰、商业贸易、园林游赏、起居生活等不同的社会空间形态，这些都为唐代文学研究提供了特殊的视角。唐代虽然已有雕版印刷，但主要用于印制佛经与皇历，当时的文学作品传播，主要还是依靠手抄和传唱，因而诗歌传播与地域空间的关系显得尤为密切。因此，能否位处长安文化中心，对于唐代诗人的诗名和诗作流传至关重要。在唐代长安不同的社会空间与文化圈层中，诗歌传播呈现不同的路径与面貌。由此形成了功能不同的三重文化圈：宫廷文化圈、士人文化圈和市民文化圈。唐诗是流动于各个圈层之间最活跃的文化元素。三重文化圈既相互独立又互为关联，帝王的好尚是传播的重要助推，士人的风尚是传播的主体，庶民的喜好为唐诗传播起到助推作用，文人雅集和音乐传唱又是最有代表性的传播方式。考察长安社会空间与文学传播的关系，既可为唐代文学研究打开一个新的视角，也可为长安古都文化的研究拓展一个新的侧面。

唐诗传播中心

唐代的长安城不仅是唐王朝的国都，而且是东亚地区的国际化大都市，来自日本的遣唐使与留学生漂洋过海来到大唐，来自中亚和西域的使者和商帮踏着丝路驼铃经过万里风沙会聚长安。而对于唐代文人来说，能够奔赴长安、名动京师几乎是所有文人曾经的梦想。在长安成功，诗人的身价和声望会倍增；相反，处于长安之外，其诗名影响会受到很大局限。对唐代诗人而言，无论在文学还是政治上，长安都是一个特殊的社会文化空间，如卿云《长安言怀寄沈彬侍郎》所谓“生作长安草，胜为边地花”。对唐代诗人而言，无论在文学还是政治上，长安都是一个特殊的社会文化空间，美国学者宇文所安在论及初唐长安的京城诗时也注意到这一点：“七世纪前半叶的诗人在长安面前惊叹不已，它是伟大的城市，是当代的奇观，是大唐帝国威力的生动证明。在长安任职意味着成功，展示了希望，在其他地方做官则表明失败。”

长安城既有庞大的诗歌创作群体，也有比较高明的读者队伍，唐代的官吏和候补官吏群体中能诗者数量庞大。据杜佑《通典》记载，开元时期中央衙署有流内官两千六百多人，胥吏三万五千多人。每年进京赶考的人数，仅进士科即有上千人甚至数千人之多。当然，这些数字在唐代近三百年时间里有些变动，后期官僚机构会更加膨胀。此外，还有数千乃至上万的进京铨选的“选人”群体，而门荫入仕者多有“诗书传家”的家风熏陶，例皆能诗。因而，诗歌在长安具有绝佳的传播效果，《唐才子传》记载晚唐诗人赵嘏事迹时说“一日名动京师，三日传满天下”，可以视为对长安唐诗传播最形象的概括。

很多诗人的成名是因为其诗传于长安，得到了长安文化圈的认可，比如所谓“吴中四士”，虽为来自吴中的江南才子，《旧唐书》记载他们四个人“俱以吴、越之士，文词俊秀，名扬于上京”，上京就是指长安。“吴中四士”虽然来自江南，却是在长安成名的。在史料文献中，从初盛唐至中晚唐，“名动京师”的例证可谓比比皆是：初唐贞观的王义方，后来官拜御史台侍御史，刘肃《大唐新语》卷八说他：“博学有才华，杖策入长安，数月，名动京师。”再如中唐时期著名的诗僧灵彻上人，《唐才子传》说他：“贞元中，西游京师，名振辇下。”辇下指的就是京城之中。

盛唐诗坛著名诗人王维和李白更是两个显例。王维年未弱冠即来长安，为宗室岐王和玉真公主所赏知，很快融入长安文化圈，年少即得大名，《旧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