擎起“五四”火炬呼唤民族觉醒

2022-05-13 08:57:19 来源：中国文化报道网作者：分享：

“我们是五月的花海，用青春拥抱时代。我们是初升的太阳，用生命点燃未来。”红五月是青春激扬、革命高涨的日子。100年前，1922年5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共青团中央的前身）宣告成立。遵照团中央的指示，12月17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湖北区委成立。她一经成立，便在省委领导下，投入伟大的革命斗争实践，成为率先觉醒的社会进步力量，推动湖北青年运动进入到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点燃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缕星火。

求索：探寻救亡之路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大地国难日深。湖北是寇深祸亟的地区。自1861年汉口开埠，英、德、俄、法、日五国相继在汉设立租界，对湖北进行残酷侵略和掠夺。一批仁人志士在荆楚大地苦苦探寻救亡图存之路。1889年，张之洞出任湖广总督，督鄂18年里，大量开设新式学堂，有组织地选派青年海外留学，湖北进步青年开始“睁眼看世界”。1911年（农历辛亥年）10月10日，湖北革命团体文学社、共进社及湖北新军在同盟会的推动下，发动武昌起义。然而，辛亥革命以失败而告终。中国迫切需要新的思想引领救亡运动，迫切需要新的组织凝聚革命力量。

1917年，恽代英在《新青年》发表“论信仰”

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为《新青年》），高举科学与民主的大旗，在全国掀起新文化运动。它深刻地影响湖北，为正在追求真理的湖北进步青年，展示了一个新天地。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说：“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武昌中华大学的恽代英积极回应，给《新青年》致信：“我们素来的生活，是在混沌的里面，自从看了《新青年》，渐渐地醒悟过来，真是像在黑暗的地方看到了曙光一样。”《光华学报》《汉口民报》等一批进步报刊诞生，进步青年恽代英、黄负生、林育南等纷纷撰稿，围绕世情、国情展开讨论，对封建制度和伦理纲常进行批判，促进了青年的觉醒。这一时期，由恽代英等人发起成立的互助社，作出了改造社会的实践探索，成为湖北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阵地，也是全国最早的进步社团之一，吸收了林育南、肖人鹄、刘仁静等许多进步青年，也吸引了董必武、陈潭秋等人的注意。

正当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时，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李大钊作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连续发表《庶民的胜利》等文章，热情讴歌十月革命，并高呼“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一批苦苦寻求中国出路的先进青年，由此受到了震动和鼓舞，他们看到了民族解放的新希望。一些由进步青年创办的湖北社团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仁社、黄社、辅仁社、日新社、农村改进社、人社等，这些社团都注重个人品格修养，以改造社会为宗旨。1918年6月6日，互助社在中华大学开办启智图书室，专门销售《新青年》《新潮》等进步书刊。1919年初，胡业裕等人创办《新声》半月刊，进行新思想、新文化的研究和宣传。“《新声》是武昌第一个新文化出版物”，“亦是全国响应北大新思潮的先驱者”。新的时代强音开始在荆楚大地上风雷激荡。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爱国学生运动，以武汉学生联合会为主的湖北青年进行了声援和坚决斗争。6月1日，近六千名学生实行同盟罢课，湖北督军王占元下令军警野蛮镇压，在中华大学门前当场刺伤学生十余人，爆发了湖北“六一”流血事件。“自从受了五四这个大刺激以后，大家都从睡梦中惊醒了。无论是谁，都觉得以前的老法子不适用，不能不别开生面去找新的，这种潮流布满于青年界。”五四运动以后，一大批经受洗礼的湖北热血青年，开始新的探索之路，他们终将目光投向社会主义，投向马克思列宁主义。如：恽代英与林育南在武昌共同创办利群书社，直接经销《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道科学的发展》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张冥飞编印《劳农政府与中国》、恽代英翻译《阶级争斗》；董必武、陈潭秋等人在李汉俊帮助下，开始系统接触学习马克思主义文献，并创办私立武汉中学，成为马克思主义在湖北传播的重要阵地。

觉醒：成立团的组织

1920年4月，俄共（布）远东局代表维经斯基（中文名吴廷康）来华，目的是了解中国革命的情况并与中国的进步革命组织建立联系。8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维经斯基一行不仅给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工作带来了共产国际的帮助，也介绍了苏俄青年团组织的情况和开展青年工作的经验。8月22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并向各地发出建团的倡议。同年秋，董必武、陈潭秋、刘伯垂、张国恩、包惠僧、郑凯卿、赵子健7人在武昌抚院街97号董必武张国恩律师事务所成立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11月初，董必武、张国恩、郑凯卿同利群书社骨干成员李书渠开会，研究建团工作。11月7日，在十月革命胜利三周年纪念日，召开了青年团第一次会议，宣告武汉团的早期组织正式成立。会议推选包惠僧为团书记，陈潭秋负责组织工作。包惠僧在会上宣读了团的章程，提出团的名称为“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团的宗旨是“研究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的思想”；团的会议“预定每星期举行一次”；入团的手续是“不论任何人，经我团团员一人介绍，就可以加入我们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团的驻地 “暂设于武昌”。

恽代英翻译考茨基的《阶级争斗》

这一时期，恽代英由于热衷于新村运动，没有参加湖北团组织的创建，但在他的领导和影响下，利群书社骨干成员李书渠、林育南、刘光国、李求实等参加了湖北乃至全国早期团组织的创建，有的担任了负责人。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后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团结培养进步青年、促进青年交流、发展工人运动等发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由于没有形成一个全国统一的领导机构，缺乏统一的指导思想，团组织内部成分复杂、分歧较大，且基本处于独立开展活动的状态，继1921年5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宣布临时解散后，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随即解散。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在党的成立大会上，专门对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青年团、吸收优秀青年团员入党等做了研究。8月，张太雷从莫斯科带回青年共产国际要求在“还没有共产主义青年组织的国家创立组织”的指示。中国共产党中央局开始对社会主义青年团进行恢复和整顿，并指派张太雷和施存统主要负责。他们吸取了建团初期的教训，在思想和组织方面进行了整顿，重新制定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章程》，规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各地方团以各地社会主义青年团名之，为本团之一部”。根据此章程的有关规定，团临时中央局成立。

按照团临时中央指示，武汉党组织着手恢复、整顿青年团的工作。1921年12月4日，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恢复重建。1922年4月9日，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举行第七次会议，更改团名为武汉社会主义青年团，改选了团的负责人和委员，刘昌群任书记兼劳工运动委员长，陈潭秋任出版委员，董贤珏任图书委员，林育南任学生运动委员长，李书渠任社会教育委员长，马念一任妇女运动委员长，王道任军人运动委员长。武汉社会主义青年团有了一些进步和发展，团员达30人。

1922年2月，团临时中央局向各地团组织发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重要通讯》，通知各地青年团参加全国青年团代表大会。5月5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市东园隆重开幕，这一天也是马克思诞辰104周年纪念日。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共有25人，包括团临时中央局的张太雷、施存统等，以及来自上海、北京、杭州、南京、武汉、长沙、广州等15个地方团组织的代表。张绍康作为武汉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出席了会议。

武汉S.Y.（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届职员名单

团的“一大”所通过的纲领、章程和产生的团中央领导机构，促进了湖北地区团的工作。1922年7月，根据团章规定，武汉社会主义青年团改组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武汉地方执行委员会，下辖武昌、汉口、汉阳、江岸、徐家棚5个团的地方委员会。12月17日，根据团中央关于以行政区划为单位，拥有3个团地委的地方可以建立团区委的指示精神，正式成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湖北区执行委员会，刘光国任委员长，委员为张绍康、项德隆（项英）、李求实、梅东洋；候补委员为林育南、许白昊、卢斌。团湖北区委当时的工作范围仅限于武汉，所辖团武昌地委主要做学生运动，汉口、汉阳两团地委主要做舆论工作和工人运动，江岸、徐家棚两团地委主要做工人运动。至此，一个具有统一思想和组织，具有明确纲领和奋斗目标的先进青年地方组织正式成立了。此后，虽然名称几经改变，但她始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站在革命斗争的前列，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助手和后备军，发挥了生力军和突击队的作用。

播火：进行革命行动

武汉社会主义青年团创立后，便积极发展团员，以投身工人运动、马克思主义宣传、开展反帝反封建的学生运动等方式投入革命工作中。档案显示，团的工作是紧张有序的。

1922年4月17日《刘昌群致国昌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