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空军女中士李某遭遇性侵后，因投诉无门而在结婚登记日当天自杀，举国为之震惊。
性侵发生三个月后，韩国国防部于6月11日正式启动军事检察侦查审议委员会，就空军性侵案进行审查。该委员会由法律界、学界、性犯罪专家、市民团体、媒体等10多名民间人士参与调查。这也是韩国军队历史上首次成立类似机构。
韩国总统文在寅此前参加了李某的追悼会，并慰问遗属。他向李某家人说道：“国家没能守护好，非常抱歉。”文在寅还表态称，不仅需要严查此事，还将以此为契机改善韩国的军营文化。
李某父亲在接受采访时回应道：“文在寅总统作出的承诺将是我最后的期待。”
韩国空军女兵遭性侵自杀惹众怒，军队首次邀民间人士参与调查，舆论批评“部队在杀人”
6月10日上午，在首尔国防部门前，摆放着悼念被害者李某的花束和留言。
被害人告发两个多月无果
三个多月前的3月2日，被害人李某陪同韩国空军第20战斗飞行团准尉（级别介于军官和士官之间）卢某参加聚餐。未曾想到，从聚餐场所返回军营的路上发生了难以想象的事情。
据调查员披露，李某当天本不想参加这次聚餐，但迫于长官“邀请”只好赴宴。当日聚餐人数为5人，已违反韩国疫情期间聚餐不得超过4人的“限聚令”。
聚餐结束后，李某准备开车返回营地，另一名参与聚餐的男性中士张某要求搭车，随后在汽车后座上对李某进行了性侵。
李某在告发的材料中记录，当时李某明确对张某说：“请不要啊，你今后打算怎么面对我？”但张某还是实施了性侵。当天回到营地，李某向上级举报了张某的性侵行为，她还提交了证据——有张某录音的汽车黑匣子。
然而直到半个月后，张某才接受询问。他轻描淡写地说：“当时喝多了，记不得了。”张某的行动也未受到任何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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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被性侵而自杀的李某。
李某为此请假两个月等待调查结束，自己也开始准备婚礼。然而休假期间，一位高级军官打电话给她的未婚夫，希望由未婚夫出面说服李某放弃指控。
5月18日李某休假结束，张某未被绳之以法，自己却面临被调岗的处境。此前邀请她的卢某和其他上级军官轮番劝说她放弃指控，并向她施加了无法完成的工作任务。
最终，李某选择以自杀的方式来回应军队，时间选在了5月21日结婚登记日。她在房内用手机拍摄了完整的自杀视频，痛斥男军官对她造成了永久性的伤害。她在视频中说：“我本以为军队是个大家庭，会保护自己。没想到军官们反而会掩盖性侵真相，还试图对我造成进一步的伤害……”
令人吃惊的是，这并非李某第一次遭遇性侵。就在一年前，李某在一次聚餐中还遭到一位副士官的猥亵。李某父亲回忆说：“这是综合女儿对母亲说过的话，以及过去给男朋友发送的信息才知道的，而且不只发生了一次猥亵。”
如果不是李某父亲在韩国总统府青瓦台的在线公告上发布请愿书，事件的真相恐怕很难被揭露出来。其父亲在请愿书中写道：“自事件发生以来，她一直遭受欺凌，军方无视她的投诉，只是试图隐瞒，并迫使她签署和解协议。”
直到5月31日，韩国军事检察机关才收到李某在三个月前提交的物证。6月2日，张某被检察机关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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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同一时段，韩国国防部于6月10日证实，一名陆军中校在江原道驻地涉嫌性侵多名女军官，正在接受调查；6月8日，一名70多岁的男军医被控去年试图性侵一名女军官，最终被判处三年半监禁。
从历史来看，韩国军队数次传出过女兵遭性侵而自杀的事件。
2013年，一名空军女军官在被上级性侵后自杀，她的上级之后被判处两年有期徒刑。2017年，一名女兵长期遭受长官性侵，最终因无法忍受而自杀。2018年，韩国海军也曝出丑闻，一名女副士官向上级举报，说自己在军中遭到三名同事轮奸。
根据韩国“性暴力事件处理情况”资料显示，2019年至2020年，韩国军队共发生过471起性侵、猥亵和性骚扰事件，事件数量同比增加28%，只有1%的加害者被判刑。
“每次韩国军队都宣布要与性犯罪‘开战’，并出台一系列的对策，但却毫无成效。”韩国《中央日报》评论道，此次事件也完全无视各种政策，加害者未能及时接受调查，受害者也没能与律师进行面谈。“这是整个部队有组织地在隐瞒真相，可以说是部队在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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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餐文化成军营性暴力温床
“对女兵的性暴力，是在以男性为中心的权力关系中发生的。”韩国军队人权中心性暴力咨询所所长金淑庆（音译）表示，“有时甚至会超越阶级权力关系，由下级对上级实施性暴力。”
在韩国军营中，女兵遭遇性暴力事件呈现出很多相似之处：对受害者的保护极为脆弱；受害者会受到二次加害；事件调查进展缓慢；会出现隐瞒事实等情况。其中最为严重的是，对女性受害者造成二次加害。由于女兵人数较少，受害者的被害信息很容易遭到恶意扩散。
有批评指出，军队内的聚餐文化是各种性暴力事件的温床。
此次事件中，性侵就发生在聚餐之后。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军方人士表示：“一边大谈特谈军人精神，一边故意算计给女兵灌酒，出了事就把一切责任都推到酒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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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民主党议员权仁淑（音译）直言：“他们不把女兵当作同事或战友，而是像‘酒席上的花朵’一样对待，因此性骚扰才会经常发生。”
每当与聚餐相关的性暴力事件浮出水面时，军队会提出所谓的“特别对策”，但很快就会被撤回。
2014年7月，韩国军队设立了“聚餐守护者”制度，在聚餐场所设置不喝酒、只负责观看的士兵。但在引入该制度后，性犯罪事件却变得更加频繁，只好不了了之。韩国海军在2016年还曾下达过“不与女兵晚上聚餐”的指示，但遭到反对后最终撤回。
另外，只在军队内部进行处分也是性暴力事件难以解决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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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某结婚登记当日自杀。
金淑庆分析称，军队如果发生性暴力事件，要向指挥官报告。而在民间，受害者不只向上级报告，还可以向警方报案。“但军队拥有立法、司法、行政权力，相关事件也属于军事机密，让外部很难介入，更别提军事警察也会看指挥官的眼色行事。”
此外，韩国的军事刑法也存在漏洞。民间刑法中有“如果雇主或上级要求与下级发生性关系，将受到处罚”的条款，但军事刑法没有相关条款。
军事刑法第15章规定，性犯罪将判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这比民间刑法的性犯罪量刑（判处3年以上有期徒刑）还要严格。然而，现实操作起来并非如此。
韩国国防部的统计结果显示，2015年至2020年6月，军队刑事案件中共计4936件性犯罪案件，起诉案件达2173件，占比44%。性犯罪案件经过一审判决后，实际受到刑罚处罚的比率分别为陆军10.3%、海军10.5%、空军9.4%，最终判处缓刑的案件比受到刑罚处罚的案件高出三至五倍。
《大韩民国军队》一书作者、预备役海军少将金镇贤（音译）表示：“此次事件中，指挥官急于掩盖性骚扰事实就是军队的弊端。与其追究事件本身的责任，不如追究事件发生后是如何处理的。”
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女军官直言：“现在不是因为缺乏相关制度才发生性犯罪，本质问题在于一些军队高级干部扭曲的性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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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军本部
文在寅政府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李某的事件发生后，韩国军事检察机关开始对多个机关进行扣押搜查，包括韩国忠南鸡龙台空军本部军事警察团、韩国空军总部两性平等中心、韩国空军第15特殊任务飞行团、韩国第20战斗飞行团等。
韩国国防部解释说：“这是为了审查在性侵自杀事件调查中，是否存在偷工减料的环节；是否将被害人信息泄露出去；各部门是否存在失职行为等。”
李某遗属的代理律师于6月3日以玩忽职守等嫌疑向国防部检察团追加起诉了3名空军干部。“此次被追加起诉的3人中，2人曾接到李某在车内被猥亵的报告，另1人涉嫌猥亵李某。”
国防部发言人夫胜粲6月7日表示，国防部正以法不阿贵的原则对空军性侵案进行不设禁区的调查。韩国媒体对此解读为，或将对引咎辞职的空军参谋总长李成龙展开调查。三天前，李成龙向文在寅表明立场，对一系列情况深感责任重大并提出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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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0日，在国会法制司法委员会上，国防部长再次道歉。
文在寅则发出指示称，要从政策角度上设立相应机构，从根本上改变军营文化，“应当构建一套完善的惩防体系，以防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青瓦台一位核心人士透露，文在寅强调军队的等级制度只是为了让其各司其职，不应作为划分身份高低的标准。但该人士提出质疑称，文在寅只表明应设立改善军营文化的机构，并没有提及机构负责人、规模等具体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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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在寅吊唁逝者，慰问家属。
有评论称，文在寅政权是有选择性地表达愤怒以及道歉。韩国《每日新闻》提出质疑称，“文在寅对空军女兵的遭遇表达了愤慨，指示应当彻查此事。然而对于首尔市长朴元淳的性骚扰指控却始终没有下达彻查的指示，对前釜山市长吴巨敦涉嫌猥亵至今更是只字未提。究竟哪一个才是文在寅真实的想法？”
亦有不少声音认为，韩国政府对此事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2018年，文在寅政府设立了军事性别平等中心，目的是“保护性暴力被害者的人权”。然而在此次事件中，该中心无视空军女中士的求助，甚至由于“被害者级别低”，拖延了一个月才向国防部递交报告。
对此，在野的国民力量党政策委员长李钟培批评说：“文在寅政府的性别敏感度极低，性犯罪早已腐蚀了军队的组织纪律，未来还有哪位父母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军队？”
《中央日报》认为，这需要部队高层领导率先负起责任，阻止青瓦台和政治圈人士介入部队的人事安排。“国民不愿看到一支乌合之众的部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