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上道祖所著《道德经》一书,被道教奉为至上经典。历代以来,注解《道德经》的书籍不计其数。若要论及教门内的先圣所作注解,《老子想尔注》一书必定是最值得一提的文本。
顾名思义,《老子想尔注》篇名的意思是指这是一本一个叫想尔(想尔,是一位神仙的名讳)的神仙所做的《老子》注。而关于本书最早的流传者,历史上也有不同的说法:
有人认为这本注解是天师张道陵留下来的,唐玄宗御制的《道德真经疏外传》、五代道士杜光庭作《道德真经广圣义》中均抱有此观点,其注云“三天法师张道陵所注”。同时,杜光庭还留下了“注者有尹喜《内解》、汉张道陵《想尔》、河上公《章句》”的言论,后世人作学问多引此说。
另有一种说法认为,这本注解的作者应该是祖天师的孙子张鲁,此观点在《传授经戒仪注诀》以及陶弘景的《登真隐诀》中均有体现。陶弘景云:“老子《道德经》,有玄师杨真人(即杨羲)手书张镇南古本,其所谓五千文者,有五千字也。数系师时经有四千九百九十九字,由来阙一,是作‘三十辐’应作‘卅辐’,盖从省易文耳,非正体矣。宗门真迹不存。今传五千文为正本,上、下二篇不分章。”这里提到,《道德经》流传到系师张鲁时期,原五千字问因把“三十辐”改作“卅辐”,故省略一字而成四千九百九十九字,这一改变与如今留存下来的《想尔注》敦煌残卷所载内容相同,故认为本书乃为张鲁所传。饶宗颐老先生作《老子想尔注校笺》,其提到敦煌十载写本卷末鲜明记有“系师定”的词语,但鉴于世人多把此功推崇于祖天师,所以老先生最后得出一个相对折中的结论,其认为:“当是张陵之说而鲁述之,或鲁作所而托始于陵,要为天师道一家之说。”
不论《想尔注》的真实作者究竟是谁,其作为早期天师道重要经典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天师道初立时期,以《道德经》为主要经典,负有宣教任务的祭酒宣讲《老子》时用到的注释本即为《想尔注》。因此,《想尔注》便不单单是一本经注,或者是一本哲学与思想的论述,而是在其中附加了大量的宗教母题。《想尔注》最基本的中心离不开老子所言之“道”,其要求信徒信奉真道,奉守道诫,通过积功行之善与积自身之精,以达到内修外行、仙寿天福的境界。从道家哲学到宗教神学的演变,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点在于《想尔注》提出的“想尔九戒”。
《想尔注》中最中心的思想观点认为,宇宙自然中唯有道才是精诚专一的,,是具有清静自然、好生乐善的特性的,凡是以五斗米入道的人们就需要奉道而行,把达到所具有的特性运用到日常生活之中,以祈延年增寿、除灾得福。由此也就特别强调“守道诫”,即因循道的特性而制定的教门之规矩、戒律。“想尔九戒”中提出上中下三品共九条戒律:
如斯九戒,接是从《道德经》中提炼出来的修行要旨,以戒贪欲、守清静、贵慈、柔弱为要旨,希望信徒能从九戒中参悟到人生修行的道理。正一法师法语认为,能持上品戒者,可望位登仙班;能持中品戒者,可以延年益寿;能持下品戒者,可以避免夭伤。从无欲以安身,到无名以长生,再至无为以成圣成真,其实是实现了一个普通民众通过守此九戒而逐步回归真我的道家修行过程。当臻达于上品境界时,也就实现了老子所期望的“小国寡民”的终极社会政治理想。
众所周知,早期天师道设立二十四治是具有一定的政治形态的,所以在推行《想尔注》以及用“想尔九戒”的思想来教化民众时,其实也包含了三代天师对理想治世的某种期望的。所谓戒律,其意义并不在于要求人们安分守己乃至于不敢作为,更不是用某种带有恐吓性质的宗教思想来限制人们现世的行为,而是重在于规劝和引导,晓之于安身立命的道理,树立起符合大众利益的理想蓝图,从而才具有凝聚人心而共同努力的基础。这种思想也深刻地渗透于《想尔注》的章节词句中,其对《道德经》某些字句的改写也是为了更好地把道教所具有的济世利人、修身合道的思想传播开来。如《道德经》原文第16章曰“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想尔注》改写为“公能生,生能天”,把“全”改为“生”(“乃”与“能”是所传版本差异,并非改写),意在说明能够以道的准则来行人生之事才可以实现如天一般的长生。其曰“俗人不能积善行,死便真死”,“人法道意,便能长久也”。
与原经文略有背离,这也是《想尔注》广受争议的地方。但作为一个宗教的纲领性内容,其所传达出来的修身理想与政治愿景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奉道诫,积着成功,积精成神,成神仙寿,以此为身宝矣”,倘若失去了教诫的作用,宗教的本真也将不复存在。
遗憾的是,这样一本具有济世利人意义的经典与其他很多道经在北周武帝时均被禁毁。而流传下来的敦煌残本经卷乃是六朝时期的钞本,且只留有第三章至三十章的内容,现仍藏于大英博物馆,这不得不说是道教乃至于中国历史上的莫大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