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中游新石器文化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是一体化，还是多样性？

2022-02-07 16:51:51 来源：中国文化报道网作者：Admin 分享：

摘要：长江中游新石器文化是本土文化吸收融合周边文化而产生的。长江中游新石器文化谱系及其发展进程，总体而言存在以南北二元结构为主的多样性系统。油子岭文化之后，这种结构差异被打破，文化多样性迅速转变为一体性，随之而来的是社会复杂化进程加速，文明霞光绽放。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文化不仅提供了史前人类社会文明化进程的独特例证，还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文化进程；多元一体；古城古国

前言

新中国成立以来长江中游新石器文化的认识与研究，大体经过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以前，重点在辨析考古学的文化性质，构建文化序列。当时的考古发现与研究认为，长江中游新石器文化经过了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龙山文化（湖北龙山文化）几个文化发展时期[1]。第二阶段是八十年代末以后，由于田野考古工作的大力开展，发掘了不少新遗址，也发现了不少新的考古学文化遗存。这些陆续发现的新遗存的年代看起来都比大溪文化早，如湖南发掘的皂市遗址，在其下层就发现了新遗存[2]。彭头山遗址的发掘还发现了比皂市下层更早的遗存[3]。湖北的城背溪、枝城北等遗址也发现了远早于大溪文化的遗存[4]。学术界明显感觉到，长江中游新石器文化的轴线会要大大向前延长。因此，大约从九十年代中叶开始，长江中游新石器文化序列就已经被重新认识，这个序列是：彭头山文化—皂市下层文化·城背溪文化—汤家岗文化· 柳林溪文化—大溪文化区—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5]。也是在这个时期，学术界认识到江汉平原汉水以东的新石器文化谱系的源头和汉水以西及洞庭湖区存在差别，可能来自另外的谱系。后来，经过相关的田野工作和研究，汉东地区发现了边畈文化和油子岭文化遗存[6]。进而，有学者提出长江中游地区实际上存在以二元为主体的考古学文化谱系结构。以汉水为界，北、东地区是边畈文化—油子岭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江汉平原汉水以西和洞庭湖地区，是彭头山文化—皂市下层文化·城背溪文化—汤家岗文化—大溪文化[7]。又过去二十多年，新的材料和研究成果大大丰富了人们对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文化相关问题的认知，本文试做简要梳理，并就相关问题进行讨论。

一、文化进程中的多元与一元

截止目前，长江中游具有考古学文化明确时空特征的最早新石器文化仍然还是彭头山文化。固然，彭头山文化之前，有一些新石器早期文化遗存，如湘南地区存在以玉蟾岩为代表的一类遗存。有陶器、磨制石器，也出现了水稻，被认为是新石器文化的早期阶段[8]。同时，在澧阳平原也发现了比彭头山文化遗存更早一些的遗存，如临澧华垱遗址、澧县宋家岗遗址也发现了距今年代超过1万年的陶片，陶片特征与彭头山文化相似[9]。同时，澧阳平原旧石器时代末期的石器特征与彭头山文化石器形态亦有明确的承继关系[10]。湘南玉蟾岩一类新石器早期遗存与南岭地区同时期遗存有明确关联，理应纳入“南岭中心带”文化体系[11]。南岭地区特别是以桂东北甑皮岩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与彭头山文化有一定的关系[12]。华垱一类遗存目前的情况尚不清楚。

由此，我们大致了解到彭头山文化的发生，或许是在本土旧石器文化末期的基础上，受到南岭地区文化的影响；或是南岭中心带的甑皮岩·玉蟾岩一类遗存文化因素向北辐射，导致澧阳平原出现了彭头山文化[13]。随着发掘的进展和研究的持续，我们对其文化特征、聚落特点等已大体了解，对其覆盖范围和分布地域、历时性变化过程，也有所理解和认识。据研究，彭头山文化中晚期，其文化面貌发生了一些变化。其中一支向北发展，产生了城背溪文化。城背溪文化的出现，或许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其中的主体因素当是来自于澧阳平原的彭头山文化。其发展的过程中，来自淮河上游的贾湖文化对长江中游产生了明显影响，陶器特征上可看到城背溪文化有典型贾湖文化的因素（图一）。因此，有理由认为城背溪文化所处长江沿岸，它的产生和发展有来自彭头山文化和贾湖文化南北二元文化因素的影响。

淮河上游属于广义的中原地区，中原地区对长江中游的作用，在贾湖文化时期表现得较为明显，但是在这之后似乎减弱。恰在此时，另外一个区域对长江中游产生了影响，这个区域是长江下游。甚至，彭头山文化的解体，彭头山文化向皂市下层文化的过渡和转变都可能与长江下游有关。彭头山文化向新文化过渡时期新出现了一些文化因素，最明显者是新出现了圈足器[14]，而圈足器不是彭头山文化的传统，即使将其纳入彭头山文化，也只能算是外来因素。圈足器却是长江下游上山—跨湖桥文化的典型器物特征，长江中游由彭头山文化向皂市下层文化过渡的时候，圈足器正好出现。洞庭湖东岸的黄家园遗址出现圈足器，其不远的涂家台遗址和坟山堡遗址也出现了圈足器，长江沿岸的城背溪等也出现圈足器，澧县鲁家山遗址出现不少长江下游的因素[15]。意味着彭头山文化的末期，或城背溪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来自长江下游的文化因素对长江中游产生了作用，最后导致这里的文化发生变迁（图二）。而来自于北边的贾湖文化只是文化因素影响的作用，并没有导致彭头山文化裂变，真正导致彭头山文化解体的力量来自于长江下游。有的学者认为长江下游的文化因素对长江中游影响非常之大，不仅波及两湖平原，甚至还远涉山地河谷，在沅水中上游地区催生了高庙文化[16]。总之，大约是在距今7600年前后，长江中游新石器文化格局发生了明显变化，这种变化乃是因为外文化因素对这里产生了影响。长江下游文化因素对长江中游产生影响的结果是导致了长江中游新石器文化距今10000多年来的整体格局发生了变迁，从此，圈足盘成为长江中游新石器文化的重要因素。从这一点可以看出，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变迁，既有内部的变化过程，也有来自于外部文化因素的影响，至于大小与强弱，则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也表明，文化变迁的动力，绝非一元复始，而是多元更新。

皂市下层文化时期长江中游出现了多支文化并存的格局。在长江以南地区主要是高庙文化和皂市下层文化，长江沿岸或者江汉地区主要是城背溪文化。城背溪文化主要分布在鄂西峡江沿岸，不过汉东地区似乎也有分布，如天门土城遗址下层，黄冈地区的谢家墩后岗等地点，都发现了类似城背溪文化的陶片[17]，意味着城背溪文化在江汉地区已有大范围分布。前文已述，圈足器的出现导致彭头山文化解体，继而出现皂市下层文化与城背溪文化。亦即彭头山文化的主体因素是被这二支文化继承。但是，地处沅水中上游地区的高庙文化，却是与上述二支文化有明显差异。其陶器上的纹饰、生业形态等都与城背溪文化和皂市下层文化判然有别。进一步分析还发现，高庙文化不仅分布于沅水中上游地区，湘江流域中上游地区也同样有分布。换言之，在原来彭头山文化分布的大本营，即彭头山文化的分布范围里，后继者是皂市下层文化。如果追根溯源，彭头山文化在其发展的中晚期分别受到贾湖文化和上山文化的影响，城背溪文化与皂市下层文化大体当是彭头山一元体系受外来文化影响而出现。高庙文化是否也是这个体系之下发生，却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固然，高庙文化的某些因素也有彭头山文化的影子，它与皂市下层文化或城背溪文化虽说不是同一性质的文化，但在不少陶器形态上还是有一定相似性。当然，也不排除可能来自长江下游上山文化—跨湖桥文化的影响。此外，高庙文化的很多因素与广西东北部以甑皮岩为代表的一类遗存也有很多关联性。比如甑皮岩第五期文化遗存的不少因素在高庙文化出现。甑皮岩第五期文化遗存中的一些因素，也与桂阳千家坪遗址文化遗存中的某些因素相似（图三）。前述彭头山文化的源头可能与广西东北部以甑皮岩为代表的一类遗存有关联，高庙文化中这种文化因素的关联再一次体现，意味着南岭地区文化对长江中游产生影响的过程，从彭头山文化一直延续到了高庙文化产生与发展的阶段。高庙文化的分布范围，正处在南岭地区向两湖平原过渡的中间地带，同时表明长江中游距今7600~7000年之间确实存在二元结构的文化体系，这种二元结构就是以高庙文化为代表的南方体系和以城背溪·皂市下层文化为代表的北方体系。当然，这个“南北”只是相对于长江中游本区域内的南部和北部两个区域空间而言的，至于这两个空间的内部是否还存在更小的小区域差异，情况并不清楚。

距今7000年前后，长江中游新石器文化二元结构格局又有了新的变化。原来的高庙文化、城背溪文化、皂市下层文化陆续解体，新出现四支主要的考古学文化，即分布于洞庭湖及其周边的汤家岗文化、分布于峡江地区的柳林溪文化、分布于汉东地区的边畈文化和分布于汉水中游的下王岗一期文化。汤家岗文化是皂市下层文化受到高庙文化的冲击和影响而出现的，它的很多因素都继承了高庙文化的传统，尤其是印纹白陶，陶器上的纹饰图像，乃是高庙文化的传统[18]（图四）。柳林溪文化是在原来城背溪文化的基础出现的，当然也受到三峡地区楠木园文化的影响。柳林溪文化中还有另外一些外来因素：戳印纹圜底釜、篦点纹折腹碗等来自汤家岗文化；平底钵、深腹钵来自老官台文化李家村类型[19]；其刻画符号或与黄淮地区有关，刻画符号最先出于贾湖文化，后来也在双墩文化出现，柳林溪文化的刻画符号似乎不能说与此无关。汉水中游的下王岗一期文化被认为是枣园文化的地方类型，受贾湖文化影响而产生[20]。汉东地区的边畈文化则是在中原黄淮地区文化的影响下而产生。中原地区、淮河中上游、南阳地区距今7000年前后，鼎文化都较为发达。八里岗一期、下王岗一期等遗存都存在相当多的鼎，边畈文化受上述文化的影响，其以鼎、亚腰形器座为特征的红陶系器物群，多是来自于上述地区。

在绝对年代上，汤家岗文化、柳林溪文化、边畈文化、下王岗一期文化都在距今7000~6300年左右。在这个年代范围内，长江中游新石器文化明显的是多样性的，还没有成达一体化。这个多元，仍然是南北二元结构体系。即以汤家岗文化·柳林溪文化为代表的南方体系和以边畈文化·下王岗一期文化为代表的北方体系。北方系统以鼎为特征，南方系统以釜、圈足盘为特征。

距今6300年以后，长江中游的文化格局又迎来了一次新的重组。长江中游的西南片区（南方系统)，原来汤家岗文化和柳林溪文化的分布范围里，产生了大溪文化。长江中游的东北片区（北方系统）则是在稍晚出现了另外的考古学文化——红陶系油子岭文化。与此同时，东南片区的湘江流域则出现了不同于大溪文化的新的考古学文化——堆子岭文化。汉水中游是仰韶文化（西阴文化）分布区（图五）。

大溪文化是在汤家岗文化和柳林溪文化的基础上产生的，它主体吸收汤家岗文化和柳林溪文化因素的同时，也接受了外来文化的因素。圈足盘和釜是明显的原有本地文化因素传统，但是大溪文化一期也出现了三足钵、折腹亚腰器座、矮领广肩罐、假圈足碗等新因素的器物。这些因素大体来自长江中游的北边和东边。如下王岗一期就有亚腰形器座、矮领广肩罐。淮河流域则是假圈足碗、三足钵流行的地区，如双墩遗址、侯家寨遗址、龙虬庄遗址等，均有这类器物存在，大溪文化的这些因素极有可能是来自于上述地区。大溪文化产生与发展过程中，还持续不断地受到北方和东方文化因素的影响。比如洞庭湖地区大溪文化二期出现单耳杯、圈足罐、高圈足豆，也出现了璜、玦、坠类的玉器。这些因素与皖江及长江下游黄鳝嘴、北阴阳营、崧泽等东方文化有明显的关系。

汉东地区边畈文化解体后，这里是一批以红陶系为主体的文化遗存。汉水下游的武汉地区，以面前畈、铁门坎等遗存为代表[21]。汉东地区则是以屈家岭第三次发掘第一期、油子岭一期一组、谭家岭一期、龙嘴一组遗存为代表[22]。目前学术界对于这类遗存还有不同的认识，有人认为这类遗存是油子岭文化[23]，而有的人认为这类遗存是汉水以西的大溪文化东扩的结果，所以这类遗存的性质是大溪文化[24]。总之，对它的认识还需要一个过程，由于受发掘资料的限制，其文化特征还不太明显。希望将来有更多的发掘成果，以期更好认识这一批以红陶为主体的考古学文化。

从红陶系遗存向油子岭文化过渡，相关遗存亦有发现，并以油子岭一期二组、龙嘴二组、六合一期为代表[25]。该类遗存在器物形态上已经具有油子岭文化特征，虽仍以红陶为主，但灰、黑陶数量已占较大比例。油子岭文化的黑陶系遗存叠压于前述红陶系遗存的地层之上，屈家岭第二次发掘的早期遗存及第三次发掘的第二、三期遗存、谭家岭遗址第三期、油子岭遗址第二期、六合遗址乙类遗存等均属于此类。这是一批以鼎、曲腹杯、簋、豆为代表的器物群，它的发展有由红、灰陶向黑陶演进的过程。出现的时间大体在距今5700年左右，相当于澧阳平原与峡江地区大溪文化第二期以后。此时长江中游的东南部即湘东北、东南为代表的区域，仍然是堆子岭文化。堆子岭文化的主要分布区域是湘江流域中下游、资水下游、沅水故道以南地区，典型遗址有湘潭堆子岭、湘阴青山、岳阳道人矶、临湘的托坝。还有资水下游的蔡家园、玉竹包、黄土坝等遗址。堆子岭文化与大溪文化的分界线是在沅水故道的南侧[26]。近年在汉寿马栏嘴、老坟山等遗址均发现了明确属于堆子岭文化的遗存。汉水中游和南阳盆地，此时仍为仰韶文化所占据，学界也有称为朱家台文化[27]。另外，在随枣走廊还存在一支以雕龙碑二期遗存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遗存。

由此看来，大溪文化时期长江中游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考古学文化共同体，仍分空间、分流域地分布着多样性的考古学文化。当然，这些区域间文化共同体的人们并非没有交流，相反，他们之间有非常密切的联系，比如堆子岭文化持续受到大溪文化的影响，大溪文化在其中晚期也出现陶鼎，应是受到堆子岭文化的影响。堆子岭文化和汉东地区的红陶系遗存也有交流，汉水中游的仰韶文化同样与大溪文化存在明显交流。汉东红陶系油子岭文化遗存还受到了汉水中游、长江下游和淮河流域文化的多重影响。

二、从多样到一体

长江中游距今5700年左右的多支考古学文化中，汉东地区的油子岭文化表现得最为活跃。油子岭文化的产生本身就是多元的，它产生以后不久，自身发生了明显的特征变化，这个变化就是由红陶系变为黑陶系，意味着陶器的生产与制作——新石器时代的工业技术体系发生了变化。由红陶向黑陶系演变过程中出现的先进生产工艺，带动各方面的发展，进而显示出油子岭文化的蓬勃朝气。于是，以黑陶系为特征，以鼎、豆、壶、簋、曲腹杯为组合的陶礼器，构建出油子岭文化物质与精神特征，其一经产生，即以非常明显的优势，强势向外传播扩散[28]。距今5500年前后，越过汉水向西扩张，越过长江向南扩张，遂使原来大溪文化的地方，悉为油子岭文化所占领。汉水下游和鄂东地区也在此时也尽显油子岭文化之风。因此，包括江汉平原、鄂东大部、鄂西峡江、洞庭湖周边这些区域——狭义上的两湖地区，出现了清一色的油子岭文化，意味着单一的文化共同体首次在长江中游出现，油子岭文化第一次实现了长江中游的一体化。当然，即便如此，仍然不排除在这个文化共同体的外围有其他文化的存在，也不排除油子岭文化共同体内部还存在一定的区域差异，但这都不能改变其整合两湖中心地区文化与社会的客观事实。

经过油子岭文化整合之后，长江中游迎来了屈家岭时代。屈家岭文化是在油子岭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主体继承了油子岭文化的因素。在多个重要遗址如城头山、划城岗、车轱山、石家河、屈家岭等明显可以看到油子岭文化为屈家岭文化所继承，各小区域还自带本区域的特征。虽有这些地方特征的存在，虽然在它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还受到了外围一些文化，如大汶口文化、仰韶文化的某些影响，但屈家岭文化的整体风格却是高度一致，无论将屈家岭文化划为多少个地方类型，其文化的整体性特征是相统一的[29]。从这个意义上说，屈家岭文化时代的长江中游从文化上是达成了统一的。从文化谱系上看，从油子岭文化到屈家岭文化，也是同一个文化谱系。如此则可大致确定屈家岭文化时期的长江中游在文化上主体呈现的是一元文化结构，从油子岭文化整合开始，到屈家岭文化时期，长江中游完成了从多样到一体的转变。屈家岭文化的分布地域范围比油子岭文化有明显扩大。向西，进入三峡峡区抵达渝东，向南，溯沅水而上进入沅水中游地区，向东越过大别山进入豫南，向北则直抵黄河沿岸。成为地跨长江淮河而北抵黄河的一支强势考古学文化，拥有广域的分布范围和鲜明的文化特征，长江中游也由此进入了屈家岭时代。

屈家岭文化另一个特点是它的扩张性，在其发达和强盛时期挥师北上，占据了黄河以南、淮河中上游地区的大片区域，它的因素甚至影响到了大汶口文化的势力范围[30]。在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广域空间里，屈家岭文化是不是保持它的高度一致呢？经分析，各个区域还是存在着一些明显的差异。比如洞庭湖一带屈家岭文化更多的是受到这个区域的油子岭文化传统类型的影响，鼎、豆、壶形器发达。汉东地区则更多的是受该地油子岭文化区域因素的影响，鼎、碗、豆、罐、壶、薄胎彩陶杯、彩陶纺轮特色鲜明。当然还存在其他的区域差异，相关屈家岭文化类型的研究已经就这个问题分析得很透彻了，此不赘述。最新考古发现，汉水仍旧是一条很重要的文化分界线。汉东地区如屈家岭、石家河等遗址的文化特征一致，但汉水以西就存在差异。城河遗址的墓葬就显示了这种情况，这里一批随葬器物的形态特征似乎更接近距离较远的长江以南走马岭、城头山同时期墓葬随葬器物，反而与距离较近而与汉水相隔的邓家湾、肖家屋脊遗址的屈家岭文化墓葬差别明显。此中有深意，需仔细琢磨背后的原因。不过，城河遗址出土的某类特殊器物更接近石家河地区，比如筒形器、四耳器，这些可能极具宗教特征的器物，城河、屈家岭、石家河高度一致，而在长江南岸的屈家岭文化遗存里基本不见。

三、文化、古城与古国

屈家岭时代一个最明显的特点是它的城，目前长江中游地区已经发现屈家岭文化城址20座（图六）。这些城的建造年代，有的是屈家岭文化早期，也有的是屈家岭文化中晚期，说明这些城的建造和使用有先后，也有共存。毋容置疑屈家岭时代长江中游的社会组织显然已经进入复杂社会，但其具体如何定义，则还有难度。是一统江湖的古国，还是并存而互不统属的小邦？此外，还有一些问题需要厘清：屈家岭文化时期长江中游同时存在着数十座古城到底是什么关系？是否已经形成了一城独大，其它的城是否都要从属于这座中心城，而受其控制？简言之，这些城之间是否已经形成了某种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统属关系？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是我们现在的考古学的研究，包括陶器的类型学相对年代，甚至绝对年代如碳十四测量，还没办法精确到100年以内。即便以百年为计的话，完全有可能一群人在100年内的前10年和后10年分别筑两座城，那么，先后相差90年的两座城，在研究者的视野里就可能变成了同时期的城。此外，这几十座城到底对应着一群人？几群人还是几十群人？即这些城是否还需要分组，组内的城有多少，是先后还是同时？组与组之间是先后还是同时？等等这些问题，目前的考古工作还精细化不到这样的程度。换个角度推测一下，假设屈家岭时代长江中游实际上存在着好几支不同的人群，他们以某种方式而共存，那么长江中游就有可能形成A、B、C三种或者说多种人们的共同体[31]。这些共同体之间可能结成松散的联盟，共同体内部则形成高度的统一。A、B、C三个共同体可能先后筑城。每一个共同体的王，则可能带领族众在几个地方先后筑城。如此一来，还有的选项是：长江中游的这几十座城，可能是一支或几支人群先后相继而筑；也可能是几支人群先后同时而筑。早期国家迁都是常事，先商、早商曾经多次迁都，也多次筑城[32]。早期楚国迁都也非常频繁。那么长江中游的屈家岭文化时期，是否各个人们共同体也可能由他们的“王”或“酋长”率领而多次“迁都”筑城呢？或者说，目前长江中游的这些城可否就是一支或数支族群多次迁徙而“都居”的结果呢？因为这种“迁都”完全有可能是受到各种内外因素影响，包括内部控制、调节、防御、外来力量进攻、洪水等，都可能导致频繁迁都。个中缘由，还不能完全弄明白。

石家河文化是屈家岭文化发展的产物，它全面继承了屈家岭文化的传统，并进一步发扬光大[33]。石家河文化时期是长江中游文化鼎盛时期，以澧阳平原聚落遗址而言，石家河文化遗址数量数倍于屈家岭文化，江汉平原大体也是如此。石家河文化的分布范围在维持屈家岭文化分布区域的基础上有所扩大。石家河文化在湖南的分布还越过了洞庭湖南岸，达到湘江中游的湘潭、株洲地区。在湖北，则分布到鄂东南而形成尧家林类型，鄂东北越过大别山到达驻马店一带[34]。

考察石家河文化时代的文化，不得不重点关注石家河城，从油子岭文化到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这里一直是长江中游面积最大的城。在研究者视野里，它是长江中游新石器晚期的中心。但是，中心如何确定？面积是否是定义中心标准的必要条件，还需具体分析。如果石家河是长江中游之中心，则不仅仅意味着其文化领先，也应有其它方面的领先，不仅仅是领头羊的作用，还应有号令群城的作用。要研究这个问题，长江下游或许可以参照。长江下游良渚文化时期，环太湖地区已经形成了以良渚古城为中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共同体，良渚古城成了名副其实的王之都邑所在地，其它各良渚文化分布区域次级聚落中心与良渚古城的关系类似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35]。这种情况是不是在长江中游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时期也同样存在呢？目前来看，石家河古城在群城之中显然具有最高等级。所谓最高等级，自然要以城的面积为基础，这项指标定是不能缺失的。此外是特殊遗存，经观察，有不少特殊遗物与遗迹率先出现于石家河古城，如筒形器、四耳器、彩陶纺轮、蛋壳彩陶杯、陶塑动物、红陶杯堆积、带刻画符号的套缸等，这些遗存以石家河古城发现最早，数量最多，形态也最丰富典型。很多都并不属于日常生活所用，而应该是具有宗教和观念的表征物。这些在石家河古城普遍发现的遗存在其它城址里只是少量出现，或偶尔出现。这不是概率问题，而是现实的反映。与长江下游不同的是，长江中游不同于良渚文化以玉琮、玉钺来定卑尊，或是以某种特殊形态的人工遗存来表征其背后的政治文化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时期，长江中游已然形成了以石家河为中心的政治文化共同体，文化的统一性在这个时期达到了高峰。

结语

总体考察长江中游新石器文化文化进程，既是不断吸收外来多元文化因素融合统一的过程，也是统一文化共同体内部各区域互动交流的过程。从该地区文化发展的历史来看，本区域历来是一个开放的地区，其考古学文化也是在内外文化交流融合碰撞的过程中产生和发展的。因此，长江中游的史前文化历史传统具有包容性和多元性。在发展过程中，南北二元结构特征是较为明显的。南北二元，也正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结构，从史前时期到历史时期，正是以这样的二元结构为出发点，创新出华夏文明的多元一体结构，才呈现出中华文化恒久的生命活力。

石家河古城繁荣阶段，也是长江中游史前文化与社会高度发达和鼎盛阶段。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时期的长江中游，在史前中国也具有重要的地位，它所覆盖的范围和区域辽阔，它所创造的文化先进，很多的文化因素都为后世所继承。它所创造的城壕体系，对中国古代城池和城市文明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时代的稻作农业出现了像鸡叫城那样的耕作片区，在农业灌溉、园田化建设方面缔造了一座丰碑。最近在鸡叫城遗址发现的木结构建筑，其空间布局、营造方法、榫卯结构等特征与后世的中国传统建筑有极其深厚的渊源，这是长江中游史前文化对于中华文化的贡献。在这样的基础上，中华文化由多元到一体，才形成了5000多年中华文明不间断的延续发展，也由此铸造了中华民族共同体辉煌的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