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没被裁，我和我的同事就抑郁了
讲述者：徐玉
身份：语文主讲老师，教培机构分校校长
我干过教培机构的运营负责人，当过10万学生的线上主讲老师，还做过分校负责人，可以说，我的经历，就是这些年教培机构从扩张到衰落的缩影。
在一家很卷的教培机构工作，工作强度肯定是很大的，尤其前几年扩张最迅速的时候。首先是创始人的心态，他觉得你下班早就是罪恶，每次开大会都喜欢点名，质问老师们为什么那么早下班。这种压力到了员工层面，就变成大家一直拖着不下班，有时候其实事也没那么多，但是你不走，他也不走，一拖就拖到12点，最后天天都是凌晨一两点才到家。
强度大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公司扩张太快，事太多，我们这些中层或者高层其实是缺乏管理经验的，也没有任何的管理培训，很多可以用管理方式去解决的事情，都是靠人力去推的。
从2018年年底开始，我们老板就想发展在线教育，他把这一块交给我来负责，当时连个技术团队都没有，只能找外包，先播着。直到2019年年初，全国都开始搞在线教育，我们老板才觉得，要开始烧钱了，就派了个执行总裁来专门做这件事。
虽然是负责人，我也是机构的语文老师，公司衡量一个老师的指标就是返班率，我的返班率就很一般，因为我拉不下脸来推家长续费，不想过多地让他们焦虑。但是我的授课能力家长们还是认可的，我记得有个基础很弱的小朋友，我就很努力想让他学好，教了十几次之后，他确实对学习有了兴趣，很多不愿意对家长说的话，都会对我说，这对一个老师来说是最有成就感的事。但凡有一些教育情怀的人，都会喜欢讲课的感觉，只是这艘大船急速行驶，要做的事情太多了，就会分散这种快乐。
尤其是后来，因为人手不够，很多中层都被派出去开分校了，我也去了广州开疆扩土，要选几个老师一起。公司就给我指派了几个“能干”的人，所谓“能干”，就是特别耐卷，又特别能熬的那种人。后来我知道，一个人再能熬，时间久了也会出问题。
快速扩张之后，我们的制度就彻底跟不上了，一开始还有汇报，后来分校开多了，就对分校校长们也就听之任之了，上面只考核一点，就是转化率。除此之外，一切事情都处理得很慢。一天我着急用网线，买网线需要200块钱，为了这200块，还需要等待两周审批。
▲图/电视剧《未生》剧照
学校给的补贴很少，每个月3000块钱，在广州，我租了个月租为2600元的房子，只有6平米，很压抑，吃一顿饭四五十，最后可以说是身心俱疲。我的团队经常跟我抱怨，我开导他们，但问题是谁来开导我呢？我的负面情绪要怎么办？
再后来，有一天在学校，有人冲过来告诉我：“不好啦，你快过去看看吧。”我推开办公室的门一看，一位男老师哭得跟泪人一样，手上拿一把美工刀，就在自己另一只手上竖着割了好多刀，我们赶紧给他包扎。后来才知道，这位老师在家和父母的关系有些紧张，加上现在在分校做教培老师，不仅要上课，还得做教研本地化，琢磨怎么获客，压力实在太大，精神就崩溃了。我当时就陪着他，直到他后来情况稳定下来。
那段时间，因为周围这些情绪的影响，我自己也抑郁了。我向总部求助，我说我搞不下去了。总部说：“你再坚持一下。”我就又咬牙坚持。要知道，广州是教培机构很难啃的一块市场，对手很多，全国性的有学而思，本地的有卓越教育，他们甚至会派老师伪装成家长来听我们的课，看看我们是什么模式。再后来，就像你们知道的，疫情反反复复，然后双减也来了，学校也快办不下去了，我说我实在不行了，准备辞职。
辞职前一天，我去了趟医院，被诊断为抑郁，医生给我开了一盒百忧解。后来我自己又去找了心理咨询师，每隔一段时间接受在线心理辅导，经常在和咨询师的通话里哭得厉害，情绪发泄出来，也渐渐恢复了。
离开教培行业后，我在家待了4个月。头半个月，我非常奋进，想着说我一定要努力，还买了书，准备考公。我妈一直希望我当公务员，所以当她发现我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一度还很高兴，觉得我终于想通了。但到了下半个月，人就变得非常焦虑，虽然还有一些储蓄，但每个月都在变少，所以你要控制住花销。这种心态的变化很微妙，一开始，因为焦虑，我每天都是7点醒，等到了后三个月，完全就麻木了，无所谓了，每天早上睡到10点钟。
这4个月来，我其实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就是我以后要干嘛，工作的意义是什么。我内心对考公这件事是很抗拒的，因为我觉得做这个选择，这等于把我这些年在教培行业付出的一切否定掉了。我甚至为了逃避考公去考了一个社工证，社工虽然不赚钱，但起码做的事情我觉得是有意义的。今年下半年，我还去体验了一下禅修，6天没看手机，远离喧嚣，每天吃斋念佛。在禅修课上，老师说，每个人其实有很多路可以走，目的都是追求人生真实的意义，或者最终的答案，但直到现在，我也没有找到我的那条路。
▲图/电影《超脱》剧照
不是我能力不行，而是每个人的结局都一样
讲述者：周成
身份：8年奥数讲师
在北京做教培老师8年，有个班让我印象特别深，那个班一共8个孩子，都有奥数底子，给他们上课，对我来说非常享受，因为他们都有强烈的兴趣，本身能力也不差，后来，他们都拿了迎春杯大师赛的金奖和银奖，也上岸了“六小强”，也就是北京最牛的六所中学。
那是我的高光时刻，是教培老师的黄金年代，也是家长们的焦虑最严重的时代。当时我还在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读书，找了一份新东方小班培训老师的兼职，教的就是线下奥数课。整个新东方那时就两种班型，一种叫目标班，一种叫提高班。北京小学生能有什么目标和提高？自然都是为了小升初。而我教的目标班，是新东方的尖子生班，他们的目标更难一些，瞄准的都是北京最牛的几所中学，这些中学都要考察奥数成绩。
感受到家长们面对教培时的火热，2016年，我离开新东方，和几个朋友一起创业，自己办教培机构。后来几年里，我的一个班每年会招100个学生，基本没有学生会退班，每年续费的时候，家长都会续，这说明大家对我的教学水平是很肯定的。
那时其实也会感受到国家对教培行业的限制，但多少有些雷声大雨点小。比如2018年的时候，全国有一次大规模禁奥，当时教育部出台了一些文件，禁止举行面向基础教育的各类学科竞赛，结果家长们完全不买账。因为2012年就有过一次禁奥，后来又放开了，家长们觉得自己被虚晃一枪。
还有人大的早培班，一直都在，每年北京有一万多个孩子参加，总共只招120个，还是要拼奥数成绩，所以家长们还是不敢放松对孩子的要求。他可能觉得，今年政策紧缩，明年就开放了，但要是这一年不学的话，孩子就跟不上了。唯一的区别是，培训机构里“奥数班”的名字改了，变成了“数学思维训练班”之类的。
最终真正打击到线下培训机构的，是疫情。疫情一来，很多小机构办不下去了，我们也是其中一个。相反，在线教育开始迅速生长。当时，无论是走在大街上，挤进电梯里，还是回家刷短视频，到处能看见猿辅导的广告，我也动心了。
▲疫情打击线下辅导后，在线教育迅速生长。图/视觉中国
当时猿辅导主讲老师的招聘相当卷，招人要求非常高。比如招国内大学毕业的老师，可能就只看中清华、北大的，要是找国外的，就一定得是常春藤名校。但待遇也给得高，好的主讲老师，工资都是年包的形式，即使讲不到规定的课时，这些钱依然会给。还有一种普通主讲老师，就是工资加课时费。
后来，我成了猿辅导的一名教研老师，也就是给整个教学进行课程研发，提供统一化的教材、教案之类，相当于主讲老师们幕后的支撑。
没想到，入职即顶点，那之后，在线教育就像是站在蹦极台上往下坠落。我本来做的是K12本地化的课程研发，双减出台前一个月，项目才做了一半，大家听说了消息，就开始人心动摇。我们团队一直在互相打气，彼此安慰，说如果周末不让补课，起码寒暑假还能补；二来公司这么多人总要生存，不会彻底关掉。结果政策出来，比我们预计的最坏的结果还要坏一些。
不过，当坏消息真正来临，大家反而变得更团结了，因为都在想出路，也不午休了，就互相分享其他机构的消息，商量以后该怎么办，经常一聊就聊到下午上班。比如有个老师说，可以自己开小机构，我们也讨论过，得出的结论是不靠谱。当时有个老师还真这么干了，几个家长联合去找他补课，其中一个孩子告诉了自己的同学，被同学家长得知，反手就去举报了。
我正式被裁掉是8月份，非常迅速高效，跟人力、直属领导聊了3分钟就结束了，很短暂。无论是我还是他们，大家都面无表情，就像在聊着一件和自己完全无关的事。虽然看起来平静，但一开始我内心还是波动的，毕竟这份工作是我的爱好，我干得也不错，为什么被裁掉的是我？后来才得知，我们整个组，一共五十多人都被裁掉的时候，我就安慰了自己，不是我能力不行，而是每个人的结局都一样。
从小我就喜欢奥数，小学三年级就开始学，那个年代是兴趣驱动，当时班上组织了一个奥数入门考试，只有两个人考上了，我就是其中一个，感觉很过瘾。高考后，我进入北大医学部待了两年，发现自己选错了，闻到福尔马林的味道，我就开始流眼泪，还是想学数学。后来我退学又参加了一次高考，去了北师大的数学系。我一直相信，学奥数能提升一个人的思维能力，让人透过现象看本质，但到了现在，奥数被扩大化，一旦卷起来，很多没兴趣，或者本身不具备这个天赋的孩子也得被迫去学，最终变味了。
被裁之后，我有想过去公立学校当老师，我考的是高中数学的教师资格证，在北京，想去小学还是比较容易的，但初高中就看学校具体的门槛了。但最后我没有选择去公办校，那可能是我最后的退路。
很多人其实连这条退路都没有。我的前同事们找工作就不太顺利，至少还有三分之一没有着落，因为想留在北京公办校，需要有北京户口才可以。还有一两个同事，是准备考公务员。剩下的更多人，是希望能继续留在教培行业，那基本就三条路，要么去做素质教育，要么去做编程机器人那种，最后就是去教海外华人。
经历这一轮裁员，我跟同事们有一种共同的感受，就是从此对这份职业多了一种不安全感。尽管不安，但我对这一行还是挺热爱，特别是这么多年，一直看着自己的学生有了一个比较好的结果，去了一个比较好的学校，或者说成长为了一个比较好的人，会觉得很有意义。对我来说，接下来无论这个行业是什么样子，我大概率还是会在这里继续做下去。
▲图/电视剧《未生》剧照
总要有那个留到最后的守门人
讲述者：程钢
身份：前教研团队负责人，现已入职悟空中文
一个部门裁员，总要有留到最后的守门人，我想我就是那个守门人。
当时公司整个一层，最后走得就剩10个人，特别空旷。我感觉这一切特别像《士兵突击》里的情景，许三多一人留守营地。
这家在线教育大厂里，我是K12项目教研团队的负责人。裁员波及到我们时，已经是八九月份了，整个团队在一天内集中谈话，每个人15分钟左右，谈完之后3天内就要办好离职手续。
原本我的预期是，这个项目可能会砍掉一半以上的人，但到了9月底才发现，整个就全没了。我是Leader，没有被裁，但我知道，后来的空间会越来越小，就像一个人的生活开启倒计时一样，最后就只能放弃阵地。
这不是我第一次经历裁员。2019年，我在另一家大厂做在线教育，也是K12。在线教育火的时候，各种玩法都有人尝试，别人做在线大班，我们就做在线小班。我进去的时候整个团队才几十个人，后来扩张到四五百，再后来，公司发现整个项目的盈利模型跑不通，预期没有达到，就直接全部砍掉了。
比较唏嘘的是，我记得那时我们还有竞争对手，大家拼命比着投各种公交站牌、抖音、微信的广告，互相抢生源。后来才得知，我们的竞争对手也都被裁掉了。这么多人拼了一阵，不管是输还是赢，最后的命运有什么差别呢？
很多人被裁之迅速，情绪上都来不及反应过来。我在的这家大厂，最庞大的时候企业微信上一共5万多员工，后来是以每天一两千人的速度递减，变成2万多人。3万人已经消失了，但是你好像没什么感觉，只是一个数字，吃散伙饭的时候，大家好像也并没有很失落，完全没有进入感伤的状态，甚至在讨论各种出路，比如去公立学校、职业学校之类，还有的数学老师，能去少儿编程这样的素质教育机构。
很多人直到一两个星期之后，遭遇现实的真正打击，才会开始焦虑和感伤。上次被裁后，我的简历挂在网上，基本上一天能接到一个猎头的电话，我都觉得在线教育这行换工作太容易了。双减之后，形势完全变了，不仅简历没人看，能拿到面试机会就更难了。我身边有同事也在9月的时候拿到一些offer，但是去了之后才发现，那家公司连8月的工资都拖着没发。市场环境变了，不可能再按原来的标准给到薪酬，直到这个时候，一个人才会真正体会到裁员带来的更具象的影响。
还有一些同事遭遇了明显的资产缩水，比如有的同事之前在好未来待过，他们会把一些年终奖、工资什么的换成公司股票，换的时候七八十美元一股，现在跌到了四美元一股。
出来之后，我自己也想了很久，我觉得教育是一种非常古老、常规的行业，它确实需要一些互联网的加成，但教育的基因更关键，这才是我希望做这一行的内驱力，所以我很明确，我还是想在教培行业干，最后还是选择去了一家少儿教培机构当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