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的企业管理水平相比以前有了巨大的进步，但存在的问题还是非常的，其中企业培训工作这一块就是一块如同鸡肋一般的事情，让很多培训管理者不知如何办才好。其实不是培训工作是鸡肋，而是培训管理者没有操盘好，在这分享“抗大”的真实故事，希望给培训工作者有所启发。
故事开篇介绍
历史上有这么一所学校，在1955年授衔的将帅中，在这所学校工作和学习过的，有元帅7人、大将10人、上将29人、中将105人以及少将366人，占所有将军数的近三分之一。他的学员日后成长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军区及兵团级、省部级高级领导人才数不胜数，可以毫不夸张地讲，建国初期，他的学员撑起了共和国的半壁江山。他就是成立于1936年6月1日的中国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
抗大的前身：
最早可追溯到1927年12月毛泽东在江西省宁冈县砻市主持创建的中国工农红军的第一个教导队。
1931年冬中共中央在江西瑞金创办的中央红军学校。
1933年秋，由红军学校将扩编的中国工农红军大学。
1934年秋，“红大”改编为干部团，参加长征。
抗大成立前8个月，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所在的陕甘支队抵达陕甘根据地的吴起镇。
红一方面军在历时一年的长征中，长驱二万五千里，纵横十几个省，粉碎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战胜无数艰难险阻，实现了空前的战略大转移。
此时，红二、红四方面军仍在长征途中，抗大成立后的4个月，即1936年10月，才与中央红军会合。
当其时，长征过后的中国共产党、红军力量都十分弱小。红一方面军长征出发时有8.6万人，陕甘支队到达吴起时仅剩7000余人。
1937年，全国中国共产党党员只剩下4万余人。1937年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后，由西北红军主力组编而成的八路军时有4.5万人，由南方八省游击队组编而成的新四军时时有1万余人。部队干部战士以工农为主，他们出身贫苦，文化程度低。
据1940年第115师政治部的统计，该师营以下干部中，能看不能写的占10.4％，一字不识的占39％。
抗大成立前24天，1936年5月8日，中共中央在陕北延长县交口镇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办红军学校问题。他强调指出：“要弄西北局面及全国大局面，则要办个高些的大的红军学校。否则将来无干部。没有大批干部是不行的，现在不解决这个问题，将会犯罪。我们有责任引导同志们看得远，办一所红军大学来培养大批干部，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会议经过认真研究讨论，大家一致同意毛泽东的主张，决定以西北抗日红军大学为基础，创办抗日红军大学。
抗大成立前11天，1936年5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研究建立抗日红军大学问题。会议就“抗大”办学的目的学习时间教育方针、教育内容教育方法、人员组成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
1936年6月1日，抗大（红大）开学典礼在瓦窑堡举行。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同志出席了开学典礼。林彪任校长，罗瑞卿任教育长。故事看到这，作为培训工作者应该知道培训工作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培养企业关键人才。
抗大成立了，随之而来的是一连串的问题，一个比一个难解决。
第一个问题：抗大成立时，时间紧、人手少，校舍不足，教学设备缺乏，甚至缺粮食。
为了弥补教员的严重不足，毛泽东自己带头给抗大学员授课。在毛泽东的带动下，中共中央的领导和机关干部纷纷到抗大讲课。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张闻天、博古、王稼祥、李维汉、陈云等也都任抗大的兼职教员。
为了加强对抗大的领导，毛泽东亲自担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任，安排作战经验丰富的林彪、徐向前先后任抗大校长，刘伯承、罗瑞卿、滕代远等先后任副校长。此外，董必武、罗荣桓、周子昆、苏振华、袁国平、韩先楚、李志民、韦国清、周士第、张云逸等许多同志都在抗大任过职。
在抗大建设过程中，毛泽东为抗大说话、为抗大撑腰。1937年冬，第115师给抗大的纸张被总部机关截留。毛泽东知道后，对其进行严肃批评，命令如数送还，不得缺少件。从此谁都不敢再截留给抗大的物资。
抗大是一个“独特无二”的地方，学校是将窑洞当作教室，桌椅用石头砖块代替，黑板全由石灰泥土糊成。
学校校长是一个28岁的指挥员，学员平均年龄27岁，平均每人有8年作战经验，受过3次伤。
像抗大这样的“高等学府”恐怕全世界也“只有这么一家”。《西行漫记（红星照耀中国）》作者埃德加·斯诺在其作品中这样写道：“因为世界上恐怕没有什么学校因为“纸荒”而将敌人的传单当作笔记用纸在课堂上使用，抗大每个学员的教育、伙食、衣着费用等一切开支，每月不到15元银洋，把那些鼎鼎大名的学员的首级悬赏加起来总共200万元。”
“抗大”遇到的设施、设备等资源缺少的情况，是很多培训工作者在工作开展中遇到的问题，其实这些问题根本是形成了心理障碍，好像缺少一些物资设备工作就没有办法开展下去一样的，其实不然，很多的物资设备都可以找到替代的办法，只要去找，总是有办法的。对于培训管理者来讲，钱多的时候有钱多的搞法，钱少的时候也有钱少的搞法，焦点应该在如何解决问题上，而不是抱怨。
第二个问题：参加抗大学习的有志青年络绎不绝，他们来自四面八方，除一部分是经过土地革命战争和长征考验的老红军及来自八路军、新四军的干部战士外，大量的是来自全国各地的革命知识分子和来自海外的爱国华侨青年。学员的成分复杂，层次不一。如何将出身和职业不同、观念和文化水平不同的学员，培养成“步调一致”的抗战干部，这是抗大在进行人才培养时面临的首要问题。
抗大是怎么解决的？依靠思想政治教育统一大家的观念和认识，解决学员中的众多“不同”。为此，学员到抗大后的第一课就是政治教育课。在军事队中，军事技术战术训练和军事操课时间占全部学习时间三分之二，政治课占全部时间三分之一。在政治队中，政治课占三分之二，军事课占三分之一。
1938年4月9日，毛泽东在抗大开学典礼发表了题为《在抗大应当学习什么?》的讲话。他说：“你们在这里学习的时间很短……学不到很多的东西……但你们可以学……一个宗旨，这个宗旨也就是全国的全中华民族的宗旨——抗日救国”。为了实现这个宗旨，毛泽东期望学员在抗大学好三样东西：第一是学一个政治方向，就是要打日本；第二是学做干部，去发动组织广大的人民，变为有组织的队伍；第三是要下一种决心，即抗日救国和不怕任何艰苦向前迈进的决心！要实现这种决心，就要牺牲升官，牺牲发财，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
在企业培训当中，培训管理者同样遇到人员复杂、人员素质不同、学历高低不同的情况。如何把所有的人都统一到培训事情当中来呢？那就需要学习“抗大”进行思想教育。在企业中的思想教育就是企业的企业文化。很多企业都是有着企业文化的，不过非常遗憾的是--这些文化是挂在墙上的文化，落地的问题化与之不同，这明显是一个没有培训到位的问题。
而要培训到位就需要有人来讲，而这个讲的人首先是企业的最高管理者、老板来讲。企业的管理者最高的管理是需要参与到培训当中来，培训效果才出得快。而这些人是否参加需要培训管理者的沟通说服能力。
第三个问题：战争环境下办教育，教什么？
抗大从实际出发，不搞单纯的知识灌输，既重视学理论、学知识本身，更重视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理论联系实际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
注重实用，强调少而精。
首先是少。根据实际斗争的需要筛选教学内容。实际工作最需要什么，抗大就教什么，学员缺什么，就补什么。急用的先学，“不急之务”则后学或暂时不学。
其次求精。每一门课程教学都力求突出重点，画龙点睛，讲清基本原理和主要观点即可，不刻意追求教学内容的系统完整，不搞繁琐哲学和反复论证。
探索出“边打仗边办学、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的路子，一切为战争需要服务的原则，把战场融入课堂，把战例作为教材。
例子：
抗大敌后分校，通过学习有关我党的敌后抗日战争“基本是游击战，但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原则，联系学员自身的实战情况，总结经验教训，以理论和实际紧密结合的方式来提高他们的军事素养。
具体执行：
1、在军事训练中，则强调实际动作的演练，加强近战、夜战的战术演习。
2、对于所使用武器性能的技术训练，要求动作熟练，会用会教，以便毕业后既能当指挥员，又能当教练员。
培训管理者不要把培训一开始就照着人力资源课本上的搞法来进行，这样的搞法很容易脱离实际，会搞出很多没有实际作用的东西出来，这其实是一种浪费大家时间的搞法，没有好的结果，也就不会有好的反馈了。作为培训管理者需要从具体部门的事情情况出发，大多数的公司需要从业务、生产部门出发。因为人力资源其实也是从生产、业务等部门中产生出来的，只是随着企业规模变大而独立了，所以做人力资源，做企业培训需要从哪里来又回到哪里去，去解决一些实实在在的问题。实实在在的问题其实很好找，实际中的问题出在那，就着手哪一点去做，效果就会出来。
第四个问题：战时状态，教学环境特殊，怎么教？
抗大以灵活多样的教学组织形式来应对。从学制和教学两方面着手。
学制方面的调整：
抗大每期学习期限一半为4个月到半年。
每一期的划分也是灵活的,根据抗战前线的需要随时有学生入校,随时又有学生毕业。
教学方面的调整：
教学上，每个教员都要准备几套教学方案。根据具体情况，能多讲就多讲，能重点讲就重点讲，见缝插针，一个课题讲多次是常有的事。（有体系的碎片化、片段化教学）
在战斗、流动、分散的环境中教学，教员成了“游击教员”，课堂也变为了“游击课堂”。大块时间时就集中授课，分散时间就复习讨论；正课时间讲构造、原理等知识，课余时间学员体会练习使用技能。
对于重要的内容，教学组课前要召开准备会，集体备课，写好想定，对问题一个一个推演，之后再分组上课。
企业培训管理者在企业培训的实施的过程中需要讲究灵活性的原则，很多时候做事情不要做得过于死板，企业需要的是灵活，特别是如今市场环境竞争大而且多边的情况下，灵活显得尤为重要。企业的人员是培训完上岗还是岗位上培训等等情况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安排，要以企业业务结果为导向，而不是把培训课程搞完完事这样。
第五个问题：学员层次不一，背景不同，文盲半文盲很多，怎么确保学习效果？
为了提高效果，抗大将教、学、练结合。
首先：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实战化教学。
抗大教员不论编写教材、讲课，还是组织学员讨论、布置作业，都注意引导学员学会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认识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
实战化教学，战场与课堂相互结合，战争中学习战争。
例子：1940年3月16日，抗大学员参加了徐向前指挥的孙祖战斗，共毙伤日军指挥官炮兵队长以下190余人。
其次：因材施教，根据教学对象注重针对性教学。
再次，新知识的学习
讨论、座谈、辩论会、启发式教学法是常用的方法，即使在行军中，学员们还组织了行谈小组。这样做可以帮助学员消化吸收，大家共同提高。
启发式教学法
启发式教学法主要是让学员发挥主观能动性，引导学员开动脑筋思考问题，对所学内容不仅懂得是什么，而且懂得为什么和怎样运用，来提高其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1937年9月1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常委会议上就教材和教学法等问题发表意见，强调教学要理论联系实际，军事理论应讲授战略思想、战略原则。并指出：有的高级军事干部，对战略问题毫无兴趣，上不联系战略，下不联系红军实际，变成外国教条主义；教学法要研究，旧的考试方法要改变，现在的教学法多是注入式，要注意启发式。
比如，毛泽东讲《矛盾论》时，针对一些学员搞不懂内因和外因的关系，毛泽东就给大家举了个鸡蛋孵小鸡的例子。他说，鸡蛋因得到了适当的温度而孵化出小鸡，而石头无论施以怎样的温度，都不会变为鸡子。以此来说明“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这个论点。
作为企业的培训管理者，你是否注重培训的开展形式呢？不少企业的培训就是一个一形式一路走到底，先不说学员的喜好的问题，在学员是否能学习到有用东西这一点上就存在问题。所以培训的形式需要主要，针对不同的培训对象用适合的培训形式，例如高层可以用茶话会，中层可以用活动，底层可以用课堂形式等等。
第六个问题：学员怎么管理？
1937年4月,毛泽东为抗大制定了“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
抗大以这一校训为指针,严格政治纪律、军事纪律和生活纪律。
一方面，严格校纪法规。
抗大建校之初就明确提出：教职学员不论职务多高、资历多老，历史贡献多大，都应严格执行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遵守学校的纪律。
另一方面，重视学员作风培养。
学员自入校开始，一律按正规部队编制，成班、排、连建制。
日常风纪、着装、紧急集合都按照军人的要求来进行。
官兵平等。领导没有架子，不搞特殊化，生活完全同学员一致。
无规矩不成方圆，在企业中企业管理者需要根据自身企业的实际的情况以及学习这件事情的特点制定一些适合的规章制度，并且有效的运作起来。
总结以上所讲的问题，“抗大”的故事给到企业培训管理者的启发是：
1、人才的培养是企业的核心利益之一。
2、企业培训需要领导口头上与行动上的重视。
3、企业价值观、企业文化传承与业务培训、管理培训并重。
4、用以致学，培训实实在在的内容。
5、业务与职能人才要流动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