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龙华，中共党员，大学文化。有近千篇（首）诗文作品在《诗刊》《工人日报》《解放日报》《文汇报》等报刊及网络平台登载。诗歌《背影》和散文《心在这里相遇》等十多篇获全国纯文学赛事大奖。报告文学《为善筑梦的行者》被国家级网站《中国报道》及《美国华商报》头版头条转载。有《潘龙华诗文集》和《我的诗情画缘》书籍出版。现为中国诗歌学会会员，中华诗词学会会员，中国楹联学会会员，中国硬笔书法协会会员，全球华人诗词协会会员，香港诗人联盟永久会员，香港作协会员。
《夜话》
一一写在广州至上海的T170列车上
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下午三点，从广州始发上海的T170列车开始在南国的田野上穿行。
晚八点多，我躺在列车七号车厢的三号底铺上，双眼闭着，倦意渐浓。蓦地，耳畔传来“赣州过了，赣州过了！”的说话声。我猛地被惊醒，站起身，翻下过道上的折叠凳，急忙朝窗外望去。黑的夜色吞没了一切，什么都看不清楚。转瞬，有“丽枫酒店”的霓虹灯牌一晃而过。又是黑呼呼的一片。一会儿，标有“赣县”的灯箱在车外闪过。而此刻，脑海里不断闪现的却是赣州一位未曾谋面的文友薛女士。
几年前，在一个文化收藏群，和薛女士互加了微信。她是赣州一家房产企业的财务主管。这是一位涵养知性且善良的女士。有一双读中小学的儿女。小家庭幸福美满。热情的薛女士曾几次把家乡特产快递与我。有江西橙子，还有赣州虾饺。虾饺很辣，我剝开皮，把虾仁洗了二遍，才放进嘴里，还是辣得我张嘴摇舌。不过，我还是把远方的这份友情放进了心里。
今年二月七日，一个申城极寒冷的日子。我收到了薛女士发来的微信：一份病历检验报告。她患上了我们谈之色变的疾病。我懵了，记得前不久，她还晒图了，一家四口其乐融融，逛大街，吃火锅。还有一幅特写镜头：四只酌满酒的杯子团聚一起。她配的文字是：结婚十七年快乐！在以后的日子里，翻看她的微信，我的心总揪着。知道她化疗了，眼睛模糊睁不开，又知道著名的广州某医院院长亲自为她动手术了，非常成功。我的心才慢慢放松。今晚，我不知道火车会经过赣州。还在车站停了片刻。若能走下车去，在薛女士居住的地方，向着万家灯火，向着薛女士那扇水晶般的窗口，尽管我不知道方向，只想黙默送上一份真诚的祝福，盼她早点康复，好人一生平安。该多好！
我的思绪信马由缰般发散着。忽然，一声“小潘”，有人叫唤我。原来是这次广州游的同伴，老单位同事邵书记。他从九号车厢匆匆走过来。在我对面的另一张折叠凳上坐下。他有点兴奋：“小潘，（二十年共事的习惯称呼，却不知彼此鬓发全白了）想不到啊，我们火车经过赣州啦！”我忙答道，“是呀，我也没想到呢”。他把脸转向窗外，半个身子前倾，嘴里喃喃自语着“赣州，赣州”。这下轮到我姹异了。我知道赣州是座蜚声中外的历史文化名城，古迹遗址多，素有“江南宋城”之誉。难道老书记对赣州也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情结。
在廊道顶灯的光亮下，我真真切切看见写在老书记脸上的那份激动。他开始用手为我比划着。他说，以前广州至上海，经湖南，走的是直角形。现在取道江西赣州到上海了。他把赣州二个字加重了语气。接着，他语调开始平缓，就像一条河，缓缓地从我身边经过。但急流潜伏在水的深处。他向我叙述的是一件有关他整个家族的近百年的历史轨迹。
老书记说道：“我父亲叫邵乃勋，解放前在上海的中华书局工作，是彩印部门的负责人。后来随老板去了香港书局工作。一九四二年初，日本鬼子占领了香港。父亲只是个有着爱国心的中国普通老百姓。但是他坚决不愿意帮鬼子做事，不吃日本鬼子的饭，情愿回老家失业过苦日子。当年，就悄悄和几个老乡商量好，带着600多号人的职工家属和帮工。整整三个月的长途跋涉，靠一双腿。从香港走回到无锡老家！”我一下子听得有点发楞。老书纪又朝我伸出三个手指做了个手势。“小潘，三个月，没日没夜走了上千里路程啊！”
他稍稍平复情绪后，又对我继续说道，父亲生前告诉我，他们就是沿着赣州这条路綫回老家的。他下意识地用手指指窗外。又接着话茬说：“当时我二个小哥哥坐在箩筐里，大人挑着走。我小姐姐被母亲抱在怀里跟着队伍向前赶。一路上千辛万苦。他们吃不饱，山芋（红薯）是每天的主食。晚上住宿乞求难民署帮忙。更多的常常路宿山脚街尾，蚊叮虫咬，大人咬咬牙，小孩子怎么受得住？我的一个小哥哥就途中生病了。当然，父母亲也常说，感谢一路上帮助他们的同胞，包括赣州的老百姓，穷人帮穷人，对他们真好呢……”说着说着，老书记停住了话语。他又补上一句：“我的那个小哥哥回老家不久就夭折了。我父亲也失业了。我父母常对我们说，那是我们家最难熬的几年，几乎天天挖野菜充饥。”灯光下，他望向窗外，我只看见他脸的侧面，眼角有东西在闪。
我忍不住也把眼光转向窗外：远处有几盏零星的灯火闪烁，夜色如墨，浓浓淡淡，远近辩不出是房屋还是树影。我联想到那个兵慌马乱的年头，这么多人，也许就在这列火车经过的路上，披星戴月，扶老携幼，忍饥挨饿，若遇上风雨交加，又有人染上重病……况且老书记的父亲是几百号人的一个领头羊，我真难以想像，这是一种多么可歌可泣的，出自中华民族亘古有之的爱国精神和坚轫不拔的英勇气概。
我不仅又想起了老书记父亲所在单位中华书局的创始人、著名教育家抗日爱国人士陆费逵老先生。单我的书架上就有几十本中华书局出版的书藉。而对陆老的进一步认识，那是我在浙江桐乡鸟镇旅游时看到过的介绍。陆老是桐乡人，一九三六年，他在总公司属下创办了上海保安实业股份公司，生产国防用品。老先生曾著文，反抗日本侵略者，呼吁“一致对外”“长期抗战”。三七年抗战爆发，陆老听闻上海维持会将公布的名单中有他的名字，当即决定提前离开上海。同年十一月，陆老把公司迁往香港。我没有问老书记，只是猜想邵乃勋老人也许是那年跟随陆费逵老板离开上海的。
不过，在老书记的叙述中，我解开了一个谜：前二天，在广州北京路文化街逛马路时，老书记和老伴卢女士和他们的外甥女邵山却突然止步。在标有中华书局标牌的门店前，上下比划，指指点点，神情不舍。当时，我还真有点纳闷。现在我终于明白了，邵山的母亲就是被老书记母亲在千里回家路上抱在怀里的“小姐姐”，而老书记的父亲在无锡老家苦熬几年，直至抗战胜利后，才辗转又回到上海中华书局工作。中华书局的铭牌，已成了他们对老一辈缅念的寄托。
夜，渐渐深了，车厢里已有旅客发出均匀的鼾声，还有列车行进中的“扑通，扑通”声有规则地传来。我和老书记开始相对无言，只是彼此的心潮已经澎湃。
我打破了短暂的沉默，带着敬意向老书记问道：“你家父辈们真让人钦佩。这些已经成了不可忘却的历史。我晓得你有三个哥哥，他们现在可好？”老书记微微点点头，停顿了一下，“大哥和小哥已经不在了。”接着，他又补充道：“我大哥是东北工学院的大学教师。56年苏联专家援助我国。国防工业是重点区域。当时急需翻译人才。大哥会点俄语，毫不犹豫地服从组织按排，留校当上了苏联专家的翻译。伴随苏联专家到处奔波。他的工作是保密的，长年不能回家。”老书记提到小哥时，精神一振：“小哥很聪明，他1954年高中毕业，读的是上海市陜北中学。就现在的市晋元中学。后去苏联留学，进哈尔科夫大学。现在是乌克兰排名第一的大学了。”我忙问：“毕业后回国了吗？”“当然，小哥被分配在国防科委系统。那时，在钱学森领导下，在我国西部地区搞导弹研究。和大哥一样，也是过年过节看不见小哥哥的身影。这些都是他退休后，解密了，我们才了解小哥的工作内容，当然，也为他骄傲呢。”我向着老书记竖起了大拇指：“真了不起！”老书记未等我把话说完，向我凑近些，又说开了：“二哥今年89岁啦，精神还好。”我忙问：“他在上海吗？”“不，他喜欢住在无锡老家。”接着，老书记睁大了眼睛，带着些许骄傲的神色，告诉我说：“二哥和大哥一样，毕业于东北工学院，后去苏联莫斯科大学读研究生。五十年代后期，回国后直接进了二机部，在包头地区的我国核工业单位。研究核武器。”这次，轮到我眼睛发亮了，我想起了我国二弹一星的开创者邓稼先、钱三强、钱学森等老一辈科学家。老书记的几个哥哥也都是这些大名鼎鼎科学家麾下的功臣呐。老书记的话匣继续在打开：“一次过节。我去无锡探望二哥。在一起看一部反映青年人在大西北创业的电视片。那个环境很艰苦。茫茫戈壁滩，荒无人烟。黄沙漫天飞，地面全冰冻。小潘，我二哥看了怎么说？他呀，连声说，这没什么，当年我们去西北建基地，条件更苦呢。……”老书记看着我惊奇的表情，忙补充道：“大哥工作的秘密，我和父母都不知道。直至64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才解密呀。况且我和几个哥哥相聚时间太少。我们家自从三个哥哥工作后，好多年，春节就没有吃过一顿团圆饭。”……
蓦地，一个穿制服的列车员从我们身边急匆匆掠过，丢下重复着的一句话：“马上要熄灯了，马上要熄灯了……”老书记急忙站起身，对我说：“我青光眼动过手术后，晚上地面高低也分不清了。我走了。谢谢你听我唠叨了。”望着老书记在车厢过道里渐渐消失的背影，我回到了床铺上。可心潮在猛烈地撞击着胸墙，絲毫没有睡意。感觉车厢里的灯光反而更为亮堂。我朝车窗外瞥去，原来不断有红色的大幅灯饰标语慢慢闪过：“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就像列队前进的火炬，气势磅礴，把沉沉的夜色燃亮。我不仅浮想联翩，是呀，受尽苦难的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下，终于扬眉吐气，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百年风雨，前扑后继，改革开放，砥砺前行。才让我们，当然也包括正在一天天康复的薛女士的幸福一家，尽情享受这莺歌燕舞，到处生气勃勃的美好春天呢。忽然，手机的信息铃声打断了我的思绪，是家中大宝二宝发来的：爸妈晚上好，明天我们开车去火车站接您们。旅行快乐，晚安！”……夜，更深了旅客们都进入了梦乡。从广州始发上海的T170列车，正欢快地飞驶在江南的青山绿水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