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常说“中华五千年,我们都是炎黄子孙”,其实应该是“中华七千年”,我们都是“龙的传人”。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所撰的《史记》,是从炎帝、黄帝、蚩尤写起,并未记载伏羲的事迹。可能他认为伏羲之事都是神话传说,不能写入正史。《史记》的权威性,影响后世两千多年,使得我们把伏羲的伟大功绩和历史地位淡忘了。伏羲时期早于黄帝时期两千多年,没有成熟的系统的文字记载,但是,现存的好多古代典籍中都有显示,如《尚书》《易经》《庄子》《礼记》《竹书纪年》《汉书》《帝王世纪》《淮南子》《拾遗记》《三皇本纪》等。其中,《竹书纪年》是春秋时期晋国史官所写,比司马迁写《史记》要早得多,应该有相当的的真实性。
综合古籍所述,伏羲是三皇之首、最早的王、医药鼻祖。他画八卦,分四季,作网罟,教禾稼,定姓氏,制嫁娶,造琴瑟,创医药,设图腾,讲礼仪,建都邑,有了一定的管理体系等等,功莫大焉。这应该是有一定事实根据的,是可以肯定的。但又说他出生奇特,长相怪异,婚姻、智慧、本领都与众不同,神乎其神,其实这都是后世人对他的崇拜而神化。神是寄托人们理想、意志的图腾,是精神的偶像。人们推举死去的英雄、古时的圣人、有功于世者为神,是为了树立榜样,让人们学习、发扬、继承他们的精神,如钟馗是驱邪之神,敬德是守宅门神,范蠡是发财之神,关羽是忠义之神,纪信是城隍之神,孙思邈是医药之神,黄守才是治水之神。当然,人们总喜欢从那些伟大的或特殊的人身上,找出些与众不同之处,或编造一些稀奇古怪的故事,如孔子额头格外大,包公额上有月亮,刘邦斩蛇起义,赵构泥马渡江等等。因此,除去神话的外衣,伏羲就是七千年前开创华夏文明的一位英雄,或者说是一群英雄,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
根据考古发掘资料,伏羲时期属于裴李岗文化时期,已经由旧石器时代进入了新石器时代,由母系社会进入了父系社会,由蒙昧状态进入了初级文明状态。伏羲生于成纪(今天水),葬于陈丘(今淮阳),说明伏羲部族是由西向东发展的,长时间定居于河洛汇流处的洛汭地区。当时这儿的山川形势、气候条件、生态环境都非常适合于人类生存,有利于天象观测和地理联想,所以河洛文化的源头产生于这里是必然的。伏羲集古人之智慧,加上自己的天才研究,创立了太极八卦这一震古烁今的思想体系。事实证明,那时的社会文明程度确实已经达到了这样的水平,不容置疑。距今8000年的新郑裴李岗遗址的发掘,证明了先民已经在中原定居,从事初级的农业、手工业、家畜饲养业为主的经济生产活动。距今7500—9000年的舞阳贾湖遗址中,发现了仍能吹奏的骨笛;距今7300多年的安徽双墩遗址出土有甲骨刻符630个,说明象形文字和乐器音乐都已出现。距今6300年的濮阳西水坡遗址中的蚌壳“立髀测影”“东方苍龙”“北斗星象”,说明伏羲时期的天文知识已相当丰富,四季的测算划分已相当熟练,以龙为图腾已成为部族全员的共识,称伏羲为“龙师”亦不为过。距今6000多年前的巩义伏羲台遗址,发现有祭台、祭坑,说明古人热衷于祭祀活动,这就是历代帝王到洛汭沉璧祭天的滥觞。到了黄帝时期,对伏羲文化的传承、发展与提高,达到了较高的水平。故神农、黄帝、蚩尤都是伏羲的后裔,属于“龙的传人”,应该称“人文初祖”。
我们巩义有众多的古人类文化遗址。从洪沟遗址、伏羲台遗址、双槐树遗址、花地嘴遗址的考古发掘,让我们知道:任何文明进步、发明创造、世态变更,都是由人干出来的,并不是神的恩赐。伏羲的功绩,是相当长时期人们共同的劳动成果,是靠一代代人的努力取得的。这个时期,可以是百年、千年、几千年。所以,伏羲是活生生的人,也可以说是实实在在的一个时期的人的群体。还让我们知道,人类的生存和进步,靠的是集体的力量和智慧。古时候,工具简陋,生产力低下,人类维持温饱,以及安全防卫等,都必须由大家来完成。当然,人们的各种集体活动要有人来带头,来指挥,这个人就是首领。一个部落,必须有一位有能力的人做首领,整个部落的智慧都会集中表现到首领身上,整个部落的功业也会自然地记到首领的名下。伏羲就是一个部落的代表,是族群的符号,部落其他成员的名字并没有能流传下来。就像编纂《康熙字典》的学者是几百个,冠名的却是康熙。所以说,伏羲是古时候有名有姓有生老病死的人,也许是一个部落集体的真实名字,也可能是族群中多少代优秀首领的总称謂,就像人们把康氏家族13代统称康百万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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