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钱学森之问”和“李约瑟之问”，承担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重任的一流研究型大学，能够做什么？
今天上午，由教育部高教司指导、上海交通大学承办的“2021年度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2.0工作推进会暨第二届致远学院拔尖人才培养论坛”举行，西湖大学校长施一公院士结合西湖大学的办学经验，同时分享自己成长经历。他的“反思”，也给当前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带来思考。
施一公分享了洛克菲勒大学和以色列的创新人才培养的案例。不过，在他看来，“虽然大家都关注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但我认为，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是没有一定的模式科研照搬的，只能通过多元化的方式探索。”“创新，其实需要一个文化氛围；如果没有文化氛围，即便大学的科研院所设计各种创新培养模式、课程等，都很难实现创新人才培养的目标。”
在他看来，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在于解决几个重要问题：
如何打通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之间的壁垒；
如何真正去改革招考选拔机制，鉴别拔尖人才；
如何打破现有的学科专业设置限制，鼓励学科交叉；
如何真正鼓励多元差异的共存，因为多元差异是创新的源泉；
如何赋予高校更多自主权，高校如何赋予院系更多自主权，教授更多自主权，真正从底层推动培养模式创新。
当前，西湖大学也在探索拔尖人才培养的模式。施一公直言，他的经历，就使得他自己有刻骨铭心的思考。
“我本人是中国教育的产物，出国时快23岁了。我对我们的教育特别认同，特别有感情，以至于我在普林斯顿大学担任教授期间，至少两次或者三次，当中国教育部去普林斯顿大学调研的时候，大家也许都难以想象我对教育部领导是怎么说的。”
当时的施一公说，“我知道很多人对中国的应试教育制度有非议，对高考有非议，但是，我就是应试教育的产物，我只用了4年，就从助理教授晋升到终身正教授。而我普林斯顿的美国同事有的用了8年，有的用了12年。应试教育培养了一大批基础扎实，视野宽阔，能够举一反三的像我这样的优秀人才。”
如今回想起来，他说，这是一段非常有意思的对话。但在他2008年全职回到清华以后，他的想法开始发生了变化。
因为种种原因，他当时把在普林斯顿大学期间做的科研全部停掉，在清华大学重启了4个全新的研究方向。但正是重启了这些新的研究方向后，他发现自己错过了在科研“黄金期”做出更大贡献的可能，“在我年轻时精力最旺盛、记忆力最好、反应最迅速的时候，失去了全力以赴，在科研上进取的勇气”。
他解释称，因为我们的应试教育真的非常优秀，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把学生培养到考出高分，而且会举一反三，包括在科研时会选题。
他回忆，自己在1997年底到普林斯顿大学后，“我曾经是中学里几乎每一门功课的第一名。而我所有的科研方法也都是来自于我应试教育的基础。我选择课题的时候有两个标准：一是这个课题是否重要，不重要的课题我不做，这是应试教育教给我的要有重点，考试复习要有重点，不考的内容少复习；二是这个课题选择以后，如果三五年内出不了结果，就不要做，因为应试教育告诉我，如果你准备考试的时候，如果你复习的东西跟考试无关，你是不会高分的。”
所以，当他把应试教育的精髓用于科研课题的选择上，果真“势如破竹”。但是，“我如今已经在《科学》和《自然》等顶尖杂志上的文章已经发表了60多篇。回头看，绝大部分文章虽然在科学研究领域很重要，但意义不大。因为这些成果无法在科学史上留下重要的影响。”他说，因为这些研究课题都是在当时具有足够的重要性，也是当时能够做出来的，但“如果当时我不依照应试教育的思路选择课题，也许我可以做更重要的课题。显然，有更重要的课题存在。遗憾的是当时，我未必敢做，甚至想都不会想。”
也正是在2009年以后，他意识到自己的能力远比过去对自己的判断要强，“我意识到我可以去搏一搏，甚至可以代表中国在基础研究领域有更大的突破。我想，如果再让我选择一次，我会选择在年轻的时候义无反顾的去搏一次，哪怕失败了，那在青年时期肯定不会后悔。”
他也希望他自己对个人经历的一些反思，能够让大家对教育，对人才培养有另外一种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