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黎晓亮自己都感到意外的是，随着项目的推进，一个在工作中始终困扰他的问题就此变得更加明晰尖锐。「在我们这个行业里，我们始终在告诉别人什么是最精致的五官，什么是最流行、最好看的搭配，那么这些所谓正确的答案，又是谁给的呢？它们又是在什么时候出现的呢？」
采访、撰文｜李冰清
｜受访者提供
2013年年底，徐宁在卸任《芭莎艺术》主编职务前，安排了最后一期封面专题，在柏林拍摄艺术家刘野。在他以为一切都按计划圆满推进的时候，突然接到随行编辑的电话：摄影师黎晓亮的储存卡，连同他的电脑，在机场被偷了。
编辑告诉他，黎晓亮已经改了机票，在签证期限截止前多留一天补拍。「作为负责人，出现这种意外我当然很着急，但我也很惊讶，一般摄影师碰到这种情况，最多和你道歉，甚至让杂志再重新安排一次，在编辑已经离开的前提下，他用了自己能想到最快、最直接的补救方法。」
当时，徐宁并没有抱太大的期待。柏林是当代艺术的重镇，对许多国内艺术家来说，他们的重要创作阶段也和这个城市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特辑借在当地留学的刘野为出发点，试图剖析、解读这个城市，编辑部在前期做了大量缜密细致的沟通和联络安排，拍摄对象包括一些重要画廊、美术馆的负责人，是一个拍摄耗时两周的巨大专辑，所有这些，显然不可能在一天里补救回来。
他心里做了最坏的打算，但黎晓亮交来的补拍作品相当不错，远超他的预期。「我无法想象，在人生地不熟、语言也不通的柏林，晓亮就自己带着一箱器材，怎么能做到这个结果。」
除了在机场意识到照片丢失的那一瞬间头脑一片空白外，黎晓亮没有时间去紧张。他一边计划如何在柏林争分夺秒做补救，一边担心下一个重要拍摄，他的第一个《智族GQ》封面。本来他回到北京后还可以休息一晚，因为这个意外，他下了飞机就直奔影棚。
Vicson Guevara当时是康泰纳仕集团的创意总监，负责GQ的视觉创意。他压根没有从黎晓亮在现场的状态中看到紧张或慌张，事后才听说他前两天经历了怎样惊心动魄的意外。后来他们一起经历过许多次拍摄，他见到的始终是一个温和稳定的黎晓亮。不过，在聊到感兴趣的拍摄时，Vicson还是会看到他的激动，「他不是没有情绪，但我没见过他有负面情绪」。
黎晓亮
宁静的气息
「稳」、「安静」，这是所有人对黎晓亮的评价。时尚集团副总裁兼首席内容官王锋曾和他一起去国外出差，一路喝过几次大酒，话才说开了些。但王锋觉得他不是一两次接触就会打破所有距离的性格，「我们都是天蝎座，有些事情也不用说出口也能互相明白。有时看他在那儿偷偷蔫儿笑，才知道他心里转着事情。」
黎晓亮说话声音轻柔，在拍摄现场从不多言语，如果要调节拍摄气氛，他多半用更换背景音乐的方式实现，比如把Bee Gees的《Stayin’alive》改成Radiohead的《Exit music》。他更喜欢用作品和拍摄对象建立起信任，「试过两三张，对方就知道你大概的水准和风格」。
2018年，黎晓亮受邀与无印良品的艺术总监原研哉在China House Vision论坛上对谈。原研哉看了黎晓亮拍摄的《北京公寓》系列和用手机拍摄的《孤独星球》系列后很感兴趣，当天午餐时，临时邀请他在展览现场拍摄一组创作。「原研哉在晚餐前就拟定了整组手绘概念图，之后还答应为我设计第二本摄影画册。」这份惺惺相惜让黎晓亮很是感动。原研哉事前「警告」他，设计可能会「极简」，但黎晓亮知道彼此在「做减法」上的默契，「这个项目的摄影手法本身也非常简单，两者的气质是完全合拍的」。
黎晓亮的作品常常呈现出一种宁静的气息，这也是他性格的一种真实映照。Vicson和国内所有一线摄影师有过深入的合作，了解每个人的性格、工作习惯和沟通方式。在他看来，有些人擅长积极主动地去沟通，而黎晓亮的沟通更多是为了达到拍摄的目的，「可能他不会把现场的气氛带动得很high，但是他的现场把控力和应对突发情况的能力都很强」。
只要触到了黎晓亮感兴趣的「点」，他就会用自己的方式表示意愿。从2011年《芭莎艺术》创刊号开始，徐宁就开始了和黎晓亮的合作。他已经不记得最初是源于哪个项目，但记得黎晓亮的自信，「他说自己什么都能拍，也表达了他对人物最有兴趣」。这不是一种盲目的夸口：之前在现代传播集团工作的那几年里，黎晓亮拍摄过各本杂志的各种栏目，题材庞杂、风格多变的大量训练，让他对自己真正擅长和敏感的方向有了底，也期待有机会进一步放大自己的优势。
徐宁也抱着同样的期待。既然要创立新刊，他就想借此机会跳脱既有的框架。他一直在寻找真正适合这本杂志气质的摄影师，看到黎晓亮的作品时，眼前一亮，「完全是新的东西」。他也曾试过和当时一些更大牌的摄影师合作，但总觉得他们的作品摆脱不了「浓浓的时尚杂志气息」。「抛开艺术不谈，我觉得至少应该是立得住的人物视觉。有些人出来的东西完美，但就是不对。」
就当时的大环境来说，虽然时尚杂志在中国已经高歌猛进了十几年，但视觉上往往还是以西方马首是瞻，不管是人物造型、场地置景还是整体气质上，都容易出现一种「拼接」的水土不服感。黎晓亮的作品让徐宁看到了「没有国界的人物」。
在集中拍摄了建筑师扎哈·哈迪德、摄影师杉本博司等一系列大师级艺术家后，他们对彼此的合作都有了更大的信心。如今回头看，徐宁觉得黎晓亮之后日渐成熟的摄影风格，多少也受到了这段经历潜移默化的影响。
黎晓亮非常喜欢杉本博司，这位日籍摄影师透过摄影将「时间」和「历史」可视化。在佩斯画廊看到展出的原作后，他感到了不同以往的震撼，拍摄时，他也想借鉴杉本惯用的长曝光方式。天快黑的时候，黎晓亮在巨大的墙壁上投射模拟长曝光后的白色投影，杉本博司站在空旷的画廊中央，高高的天窗泄下即将消失的天光。他很满意那张作品，「那个光线条件是可遇不可求的」。
面对被他视为前辈甚至偶像级的人物时，黎晓亮避免不了胆怯，但旁人很难从他的表情中捕捉到这些波动。「在知道自己做什么的前提下，这种状况就能改善。那些时候你要说服自己，这样的想法是对的，它取决于你过往的审美经验。」他觉得评判所有事物的标准都在乎于一个角度，「你在某一个领域中可能有一个更占优势的想法，它不一定是所有人都具备的」。
黎晓亮拍摄的杉本博司
剑走偏锋
到现在黎晓亮依然认为，「最重要的还是表达，不是技巧」，「一个艺术家能建立某种特殊风格，有时是因为他的『局限』」。
2016年，Vicson决定让黎晓亮来拍摄《智族GQ》当年的「年度人物」特辑。在2013年合作第一个封面前，Vicson已经在其他栏目中「试」过黎晓亮几次，「他在人物方面有敏锐的观察力，也比较细腻」。
Vicson拟定了一个方案：让画面中的10位被拍对象围成一个环形，以俯视的方式面对镜头。如果让被拍者正常站立，利用镜头变形和相机视角也可以达到模拟俯视的效果，但商议后，最终黎晓亮决定采取更真实的方式——躺着向上取景。
于是，拍摄对象们第一次见到了一个夹在两片反光板中、像三明治一样的摄影师。在密集拍摄了三周、在地上连续躺了十天后，黎晓亮更加确定一件事，「如果能让被拍者给出身临其境的反应，那么这些真实是不能舍弃和后期弥补的」。
Vicson的要求是，保证封面，但内页可以玩得「飞」一些，「就不用去在乎那些格式化的东西」。黎晓亮提议用胶片机、以跟拍的方式去捕捉人物的瞬间。他们预期这一组照片能拍出非常街头、具有私密感的作品，但Vicson觉得最终的效果不够理想。
「这不能怪晓亮。他只有两三个小时和拍摄对象接触，彼此之间的信任和默契还来不及建立起来，如果可以给他更充分的创作时间，结果肯定会很不同。」但也有意外的惊喜：「他可以随着拍摄对象去一些一般情况下拍不到的场景，比如跟着作家葛亮坐了很长一段地铁，还去了他小时候就读的学校。」
为段奕宏拍摄的杂志内页左滑查看更多<<
除了技术、拍摄方式上剑走偏锋，Vicson欣赏黎晓亮在创作上做各种类型尝试的不懈努力。「一线摄影师的工作量都特别大，这批摄影师中，我想不出来还有第二个人会挤出那么大量的时间精力来做个人项目。」很多人都会有天马行空的想法，但也只是停留在想法的阶段，在Vicson看来，过多的商业机会往往会让摄影师被工作淹没。「他们会太迁就商业，完全失去了对摄影本身的兴趣，偏离了个人的出发点。有些人也做个人项目，但目的更偏向于包装和经营自己。」
2012年的威尼斯双年展上，黎晓亮拍摄了导演朱利安·施纳贝尔（Julian Schnabel），他当时表露出的激动，让徐宁至今提起都有些感叹。「施纳贝尔不仅是一个世界级的导演，也是摄影家和雕塑家。晓亮在他的身上看到了一种新的可能：他可以在成为一个摄影师的同时，也成为一个艺术家。」
「谁给的答案？」
不久前，黎晓亮在北京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UCCA lab）举办了名为《三个展》的展览，最近这个展览又将在上海K11艺术购物中心开幕。这是他近年来创作实践的一次回顾，以三种距离为切入点，呈现了不同站位关系系统内的影像作品——近距离凝视下的荧幕形象、私人空间内的时尚拟像和远处窥视下的群体肖像。
在从业很长一段时间里，黎晓亮一直处于高度密集的工作状态中，「最高纪录可能一个月要拍30多组，碰到九月刊制作这种大月，常常上午拍一个，下午还要拍另一个」。2011年他成立工作室ASTUDIO后，也有了「养团队的压力」，「基本频率都保持在一个月20个拍摄左右。」
疲惫感当然有，但他不愿意被挤兑到为了拍摄而拍摄的境地。2009年的某次拍摄中，他使用黑色桌面为一位女演员拍摄了黑白肖像。这个项目始终在继续，然后就有了《回到黑色（Back to Black）》系列。
如今，黎晓亮合作过的拍摄对象有好莱坞导演、演员、殿堂级摇滚乐团，还有绝大多数国内活跃在一线的艺人和艺术家。但在当时，黎晓亮还是个名不见经传的新人摄影师，虽然入行不过几年，但杂志拍摄中惯用的各种「加法」已经让他倍感困惑。
「那时在拍摄中我没有那么强的表达空间。前期已经有固定的选题，有拟定的造型等细节的方向，还有美术、道具、品牌或者其他方面的要求。我的感觉是，我面对一个人，我拍了TA，但我又没有真正拍到TA。」
拍这样一张额外的照片可以用来做什么？当时他没有特别清晰的计划，「我的出发点，就是用肖像来描述这个人」。当时他还有一个模糊的念头尚未成型，「似乎还没有过一个完整的个人视角去记录这些荧幕上的人」。
最初的几年里，拍摄对象同意参与他个人项目的概率还不到一半。成功的比例逐年增加，后来他曾问起拍摄对象认可《回到黑色》的原因，才发现彼此有共同的想法，「不光是我，他们也觉得这只是工作。特别是艺人，他们会觉得自己不过是在表现一种姿态，突出一个商品。切换到个人项目的时候，你会明显感到有人眼睛突然一亮，TA也觉得有了一张关于自己的好照片」。
他通常会把肖像拍摄安排在所有工作的最后。休息十分钟，音乐被调成了舒缓的调子，零零总总的灯都关了，整片黑暗里，只剩一盏光，「就是有意识去引导对方的情绪」。没有人还会对正式拍摄时那些被盯紧的细节斤斤计较，他发现拍摄对象往往「一下子就松弛下来了」。黎晓亮会对他们说，你不需要微笑，不需要面对镜头，你可以把脸转向阴影，「用一个简单的词来概括，大概就是『真实』吧」。
一盏灯、一张铺着黑色桌布的桌子、一面白墙，用如此简单的方式拍摄上百个不同的人，这本身就是一种布光和人物状态捕捉的长期自我训练。在每天不断试验、删除不满意的照片的过程中，他也渐渐清晰自己的标准。准备展览前，他推翻了许多过往的选片，找出原始文件重新挑选。「比如当时觉得好的片子，现在看来可能太刻意，现在会喜欢一张更松弛的。」
《回到黑色》系列展览
到2015年开始《北京公寓》和《孤独星球》项目的时候，「寻找自己的视角」已经成了黎晓亮的新方向。
艺人之外，外籍模特是他当时接触的另一个人群。一次他无意中看到了模特居住的公寓照片，那一刻他突然想到，为什么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些人在北京是如何生活的呢？「从我们的角度来看，他们在行业里的收入不差。但那个公寓的感觉就像刚毕业时的合租公寓。」这种差异让他感到好奇，「而且最初受玛格南的纪实摄影影响很深，我想以此为出发点，做一个报道式的记录」。
让黎晓亮自己都感到意外的是，随着项目的推进，一个在工作中始终困扰他的问题就此变得更加明晰尖锐。「在我们这个行业里，我们始终在告诉别人什么是最精致的五官，什么是最流行、最好看的搭配，那么这些所谓正确的答案，又是谁给的呢？它们又是在什么时候出现的呢？」
在《北京公寓》的展览现场，黎晓亮把许多收集来的旧杂志、旧剪报放在出口处，它们有些是古早时尚杂志的创刊号，有些是例如皮尔·卡丹在中国做时装秀的报道。它们是一种佐证，记录了西方式的审美如何悄悄潜入我们生活的日常，又变成了主流。「很多人去做微整形，填充的目的就是让五官更接近西方人的立体感。而我们日常购买的东西，哪怕是那种几十块的快消品，都能看到西方面孔的代言。」
一次，他问外籍模特最不喜欢中国的哪个城市，对方说是杭州。「杭州是最发达的电商聚集地，很多电商会要求一个模特一天工作20个小时，中间多休息几分钟都会被投诉。」他觉得这不可思议，「人在那一刻完全作为道具存在」。外籍模特在中国扮演着一种对西方生活的想象，他们在真实生活里的遭遇，和时尚行业产出的梦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平面项目进行到后期，他想拍一个真正的影像纪录片。他跟拍了一个名叫瓦尔达（Vlada）的模特，和她一起去面试，「一排排人走进去，手里拿着自己的模特卡，也没有人和他们打招呼，也没有经纪人，然后由客户挑选」。许多客户不会讲英语，模特的英语或是中文表达也非常有限，「你会看到他们如何费力地沟通一件小事」。
因为疫情，原本计划在俄罗斯跟拍的部分只能暂时搁浅。黎晓亮没能拍到回到家乡的瓦尔达，却遇到了另一个叫瓦尔达的模特。相同的名字，类似的遭遇，有血有肉的不同个体，因为拥有视觉消费的商品属性，被粗暴简化成了一种时尚符号。黎晓亮将《瓦尔达》定为短片的名字，「我想从这个『符号』切入，探讨全球消费主义裹挟下的社会个体多重身份，以及个体与社会运作机制之间的复杂关系」。
《北京公寓》后来获得了国际摄影奖项FAPA（Fine Art Photography Awards）。这些项目呈现的更像是摄影师对这个行业、这个社会的种种诘问，对于他人的观察，也让黎晓亮捋清了自我身份的归属。虽然已经从事了十年与时尚相关的摄影创作，他最近才接受了「时尚摄影师」这个标签。「以前有过挣扎，但我意识到，既然在这条路上走了那么远，身上也具备这个行业赋予的审美和意识，我为什么要抗拒它呢？」
用时尚还是文化纪实的镜头语言去定义自己，对他来说已经不重要了。「被大家知道和认可，可能是因为你身上的那些标签。很多人在极力摆脱或者突破这些标签，其实我觉得不用多想。我没有去做大家认为的第一名或者维持最顶尖的那种焦虑，把自己摆到相对正确的位置就好。」
《北京公寓》系列作品左滑查看更多<<
自主权
《三个展》的现场有一个交互装置，它还原了《回到黑色》的工作现场和光影，也对应了一遍放映的《15分钟》短片：短片中，机械装置使场景中的灯光持续前后摇摆，艺人随着光线的移动时隐时现，影像中的桌子被暗喻成了一个被公众注视的舞台，它承载着公众传媒、社会关注与个人身份、期望之间的联系与对抗。
这是黎晓亮的一个实验性影像作品，往后，他想采用更多新的拍摄方式和语言，做更多跨媒体、反传统的尝试。在最新的项目中，他用自行改装的热成像机器记录下了生活中的日常物件与寻常画面，以温度呈现后疫情环境下的所见所闻。「近几年来，我一直想用独立的观点反馈我感受到的变化中的世界。」
他后面的创作计划已经排得满满当当。被公认为中国顶尖的平面设计师黄海是黎晓亮的好友，同为创作者，他很佩服黎晓亮能不断迈出自己的安全区。「不管是时间的安排还是作品的质量上，晓亮一直在挑战自己的极限，这是一个需要付出巨大努力、否定自己然后重建的过程。」但从一方面来说，能不断投入新的项目，他相信黎晓亮拥有巨大的自信。「如果只能迫不及待地抓紧自己熟悉的东西，又怎么能接下巨大的挑战、去谈改变呢？」
黄海比黎晓亮年长几岁，能成为知交好友，是因为他们在意的都是创作本身，而非辈份和年纪。「晓亮一直用作品来展示自己的变化，而不是用语言去标榜。我和他不聊作品，不是我不关心他，而是不想抱着很有目的性的心态去讨论这些事情。很多时候刻意的目的很容易找到，我们都放下了，反而显得珍贵。」
黎晓亮也从黄海那里获得一种信心：用各自的能力把事情做到极致，才是一个团队、一种合作的良性状态。从2013年开始，黎晓亮已经开始逐步组建自己的视频团队，现在，他工作室的视频项目和平面项目的数量几乎持平，这让他在接洽品牌的拍摄时有了更大的自主性。但他还是愿意接手类似杂志活动的短视频拍摄，虽然工作量巨大且需要不断求新求变，除了自己的创意空间，他也希望借此锻炼团队的成员，让他们在这种非常规拍摄中应对变化和压力。
这几年来，徐宁不仅看到黎晓亮身上越来越丰沛的自信和创造力，更欣慰地看到他可以清晰地规划自己的工作。「国内有一个普遍的倾向，许多摄影师试图把商业摄影变成艺术，但其实这两者之间还是有完全不同的路径，商业和艺术拥有完全独立的赛道，实现着各自的立场、目标和价值。摄影师和艺术家的交集，只是因为最后都落在了一个人身上。我觉得黎晓亮已经离这个方向越来越近。」
黎晓亮觉得现在自己终于等到了理想的状态，可以游刃有余地安排工作和个人项目。个人项目的成绩，也让他获得了更多商业项目上的自主权，「最近几个合作的品牌，他们甚至不要求我在广告中露出品牌的标识和产品细节，我用光线、形状等纯艺术形式去诠释品牌的理念，他们也能全盘接受」。
朋友们对黎晓亮有更多的期待。黄海希望他能成为一个出色的视觉艺术家，「他很清楚自己每一个阶段把重点放在哪里。不过他需要再多『虐』自己一点，再多一些积累」。
徐宁一直认为黎晓亮可以成为「代表中国走出去的世界级摄影艺术家」，「当然，他还需要一些把他逼得更狠一些的题材，激发他更多的能量。他的内心非常强大，但需要年龄和阅历带给他更先锋的题材、更独特的视角。我很想说说他和摇滚乐的缘分，那可能是他下一个十年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