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示：在新疆，汉族人口数量为什么一直超不过维吾尔族人口？其实原因很简单，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古代史上，维吾尔族在新疆（西域）地区一直在民族融合中，扮演着“主流民族”角色，融合和吸收了蒙古、藏、汉等其他民族成分，直到1934年被统一命名；二是在中国现代史上，因为计划生育政策，汉族家庭曾经只能生一个孩子，而维吾尔族家庭因为是少数民族，则一直可以生二胎，甚至更多。
《新疆地区人口变动情况分析报告》显示，2010年至2018年，维吾尔族人口从1017.15万人上升至1271.84万人，增加254.69万人，增长25.04%；汉族人口从882.99万人上升至900.68万人，增加17.69万人，增长2.0%。<i>也就是说，维吾尔族人口的增幅高于全新疆人口的增幅，汉族人口数量仍然没有超过维吾尔族人口。但这是为什么呢？让我们从一个故事、一段历史开始。
1973年8月，在甘肃榆中兴隆山北2公里的朱家湾村范家沟的半山腰处，人们意外发现了一处石棺墓。
墓室高达3米，长、宽各为4米，全由厚实宽大的青砖砌成。石质棺材首南足北，位于墓室的西侧，整个棺材长2.35米，宽1.08米，高1.21米，四周有朱雀、神龙、巨虎、兽头神纹浮雕，造型精美，栩栩如生。在墓室北端，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一块青石板镌刻的《故交河郡夫人慕容氏墓志铭》墓志铭残块，据此得知，墓主人为麹崇裕的夫人慕容仪。[ii]
麹崇裕，高昌国王麹嘉的第十世孙，其祖父高昌国王麹文泰，是末代高昌国王麹智盛其弟麹智湛之子。公元690年，麹崇裕授左武卫大将军，交河郡王，镇军大将军。根据墓志记载，某年八月初一，由于住室起火，慕容仪和家人在救火中不幸溺水而亡，薨于金城宅内。随后，族人按照皇族丧葬规制和礼仪，用3个多月雕刻了石棺，将墓地选择在麹氏祖籍地榆中，于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安葬于榆中兴隆山下的朱家湾村。
慕容仪墓石棺
麹崇裕任交河郡王的年代在公元690年—700年，正是武则天时期，距离李世民攻灭高昌国约60年左右。人们都知道，麴文泰是今甘肃省兰州市人，是唐朝时期高昌国主麴伯雅之子，汉代尚书令鞠谭后代。此人曾于公元630偕妻宇文玉波来到唐都长安，拜见唐太宗李世民，也曾支持玄奘西行取经，与玄奘结拜为兄弟，但身在西域的他后来却觉得山高皇帝远，唐朝管不着他，投靠了突厥乙毗咄陆可汗，雁过拔毛，阻绝西域商道，苦恼了李世民，受到唐将侯君集攻击，被活活吓死。
高昌国位于今新疆吐鲁番市高昌区东南，是西域的一个以跨多语言商业网络立国的佛教国家，为古时西域交通枢纽亦为古代新疆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之一。公元5世纪中叶至7世纪中叶，曾先后出现四个汉族独立王国，分别是阚氏高昌、张氏高昌、马氏高昌及麴氏高昌。这里的汉族人祖先来自西汉宣帝时，派往车师前部屯田的士卒及家属。汉元帝时，在其地建筑军事壁垒，“地势高敞，人庶昌盛”，称为高昌壁，又称高昌垒。同时，设戊己校尉，治于高昌，主管屯田和军事。东汉初年河西窦融及凉州马家归附汉光武帝刘秀。东汉、魏晋沿袭其制。
也就是说，从汉至唐，包括唐朝，这里都是一个以汉族为统治阶层的王国，人口理应以汉族为主体，但由于长期处于西域，穿胡服、讲胡语，却渐渐淡忘了自己来自哪里。在唐灭高昌时，已经被少数民族化，甚至不会汉语了。《周书》卷五十《高昌传》载：“文字亦同华夏，兼用胡书。有《毛诗》《论语》《孝经》，置学官弟子，以相教授。虽习读之，而皆为胡语。赋税则计输银钱，无者输麻布。其刑法、风俗、婚姻、丧葬，与华夏小异而大同。”
宋朝的势力很小，无法到达西域，这里的汉族融合的结果可想而知。元代，又进行了一次非常波澜壮阔的民族整合，但就西域而言，汉族人在其间占有的份量几乎微不足道。所以，明朝人方孝孺就说：“在宋之时，见胡服、闻胡语者犹以为怪……至于元，百年之间，四海之内，起居、饮食、声音、器用，皆化而同之。”然而，随着明朝弃置敦煌，退守嘉峪关，留在西域的汉族人也只有再次被少数民族化的命运了。
嘉峪关
清朝统一新疆后，为了进一步开发新疆，向新疆进行了大量移民，甚至改变了新疆的民族结构，这中间除了汉族，还有回族、蒙古族等，除了官方民户迁移、商户迁移、遣户迁移、兵眷迁移、安插户迁移等，还有民间为了谋生的自发移民。蒙古族主要来自今日的蒙古国，依然以游牧为主。汉族和回族除了经商、戍守之外，大多以耕种为主，为新疆稳定发展作出贡献的同时，改变了新疆的生产结构。如此，新疆的汉族人便成了仅次于维吾尔族人、哈萨克族人之后的一个人口数量较大的民族。
1934年，新疆省政府根据各族人士的意见，多次讨论，决定废除以前对维吾尔族的各种汉文写法，包括“畏兀儿”与“畏吾儿”以及很多民间的叫法，统一用“维吾尔”这一名称。当时，《新疆省政府令改缠回名称为维吾尔布告》是这样的：
查汉（西历前206-后219年）唐（618-905年）把居住天山南路的人民，给于种种名称。清朝（1644-1911年）都把他们叫做缠回。新疆威武尔教育促进会呈请本省府正式把缠回改用具有雄武意义的威武尔一名称。本省府查关于新疆种种书籍，都用畏兀尔一词，此名称含有畏惧之竟，或原系名其种族一部分之称，有以偏概全之嫌。一个民族改变名称这样的大事，不便随便沿用。兹经本府第三次会议，通过用维吾尔三字，此名称狭义言之，为保护自己民族之意，广义言之，为保护国家之意，与威武尔一称亦无冲突处。顾名思义当生爱国家爱种族之观念。且用此三字译维吾尔之音，亦较其他字为妥。故以后改称缠回为维吾尔，禁用畏兀尔、威武尔等名称。特此布告全体人民知悉。
在这里，人们应该注意到“布告”中的“天山南路的人民，给于种种名称”这句话，也就是说，在当时，只要是居住在南疆各绿洲之上的、信仰伊斯兰教的、有“缠头巾”习俗的少数民族，都划入了维吾尔族人的行列，这中间当然包括着一些信仰了伊斯兰教的蒙古人，即蒙古察合台人，那些自称蒙兀儿人的人。甚至还包括一些西藏人，如古格王朝灭亡后逃到新疆南疆地区生活的藏族人。而比这更为久远的是，中国史上，汉、唐、元三朝，三次迁移人口至天山南北中的汉族人，显然在当时，他们大多已经被融入了维吾尔族人的群体中。
古代史上，新疆汉族人口为什么超不过维吾尔族的原因就在这里。维吾尔族人的主体先民回鹘人虽然在唐朝中后期，回鹘汗国在漠北灭亡后，才逐步迁移至西域，但在其后的民族融合中，一直扮演着“主体民族”的角色，不断吸纳了其他民族的成分。在这一事实上说，维吾尔族人实际上也是一个混合与多元的大概念，并非单一的、封闭的，即是一些人今天所说的大族群概念，直到1934年被统一命名。至于新中国成立后，汉族人在新疆的人口数量为什么还不能超过维吾尔族人口的原因其实非常简单，一方面是，我们没有像清朝那样向新疆进行大量移民；另一方面是，在计划生育的政策里，汉族家庭曾经只能生一个孩子，而维吾尔族家庭因为是少数民族，则一直可以生二胎，甚至更多。
